老中医挂号为什么没有一二三四号?古代看中医比现在便宜吗?
《老中医》小课堂之四
#你不知道的中医#
#清风计划#
电视剧《老中医》中赵闵堂的医馆因为这次官司的影响门庭冷落,他在去医馆的路上看到一家包子店别出心裁地挂出一天只卖一百屉包子的牌子,许多人因此排队买包子,他的心中顿时有了主意,来到医馆就挂出限号的牌子来招揽生意。原本以为会有许多病人前来看诊,不料却遭病人无情嘲笑,只得赶紧将牌子摘了。中医挂号实则古来有之,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说说中医挂号以及古代中医是如何给人看病的吧!
其实,在过去老中医的挂号牌,你不管多早去挂,第一个号总是五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前四个挂号牌叫善牌,被老中医留在了自己诊案的抽斗里,特别留给四种人:一号给急危重症患者,二号给老人,三号给孕妇,四号给婴儿,中医重医德之传统由此可见一斑。
“善牌”,就是中医人给特殊患者的一剂安慰剂,一颗定心丸,也是一张以德为先的职业名片,以人为本、尊重生命是中医医德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最突出的人文特征,亦是中医的根基、灵魂所在。
中国古代,中医治病是不收挂号费的,只收诊金、脉资。而针对不同的病人,诊金的收取也有所不同。这种特殊的诊金收取方式也促生了“杏林”中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穷人治病,富人拿钱”。
古代的“医院”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设置医院的国家,远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年间就有了。
有文献、资料显示,公元2年,黄河一带瘟疫流行,汉平帝刘衍在各地设置医治场所,配备医生、药物,免费给百姓治病,估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立的临时时疫医院。 但这个临时医院的具体称谓当时并无记载。
东汉延熹五年(公元162年) , 出现了专门免费给士兵治病的“庵庐”, 相当于现在的野战医院。
北魏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 ,孝教帝(元宏)在洛阳设立“别坊”,凡是贫穷害病无动医疗的,都可以在“别坊”就医。
唐朝的医院叫“病坊”, 大约在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就开始有“病坊”的名称了。不仅长安、洛阳这样的大城市有,其他各州亦有设立。这时的“病坊”大多是设在庙宇里的。五代时,个别病坊曾有改名为“养病院”的,名称亦很接近现代了。
公立慈善医院的设置在北宋时达到巅峰,当时叫“安济坊”, 与居养院(惠养鳏寡孤独的济贫机构,类似政府补助性质的养老院、福利院)、漏泽园(政府补助性质的公墓、陵园)等福利机构的设置一样,完全依赖于国家权力,财政支出不仅由政府统一埋单,而且形成了制度化、规模化,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的福利制度, 是北宋经济强大后城市文明高度发达的象征之一。
除了公立医院,还有一些私立慈善医疗机构。南齐永明九年(公元491年),吴兴一带大水,疫病流行,竟陵王萧子良把自家住宅拿出来,设医置药,收养贫病,这可能就是中国私立慈善医院的雏形。
魏晋南北朝,随着佛教的兴盛,寺庙渐渐多了起来。寺庙拥有的土地有政府划拨的,也有信众捐献的,不缴赋税,是经济实体。部分寺庙为了普度众生,招徕信众,就办慈善,其中就包括医疗慈善。
特殊的诊金收取方式由于政治、经济、交通等各种因素,”公立” 与“私立”慈善医院的设置并不能满足老百姓就医的需求。大多数老百姓看病,还要去医馆或者请医生出诊。
古代的就医情况是这样的:可以到医生的家里或者诊室(城里的医生这样的情况多些,比如清代苏州的叶天士) ,有些重病患者来不了,则会找个人通知医生,请医生到患者的家里去诊病。而实际上在广大的乡村,这样的患者占多数。于是就有了中医特殊的诊金收取方式:视病人经济状况收诊金。对权贵人家收取费用高一些,对贫苦百姓则少收或不收。
中医很多,但无论是就诊的人数还是医生的生活状态,中医和中医之间是大相径庭的。有沿街串巷摇铃问诊的,有到药店坐堂的,也有的自己开个小诊所,这些都仅能维持生活。但名医就不一样了,家里基本是门庭若市,每天应诊的病患都要排队。
那么这些名医的诊金大概有多少?远的不可考,就以民国为例。上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初,北京城内的“四大名中医”,看一次病诊金一般是一块银元。而且他们轻易不出诊。
一块银元什么概念?因为银元属于本位币,不能直接按照银子的价值来估算,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对比的方式来感受一块银元的价值。
1924年(民国十三年),北京五口之家每月生活费平均是14元2角5分,相当于每人每月花销在3元左右,而看一次病给医生的诊金就要1元,相当于每人每月生活费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一家五口人如果每个月有一人得病需要看医生,一年以后,这个家庭光看病的费用就要高达一个月的生活费总额了,这个价格除了令人咂舌,并且上面说的诊金是不包含药费的!!
没错,古时候是医药分家的,病人给医生的诊金仅仅是看诊费用,想买药?医生开好单子,拿着单子去药铺抓药吧,那是另外一套付费体系了。
那么现在我们去医院挂号看病,主任医师大约三十块钱左右,普通医师大约十多块钱。如果这么算下来,古代看病有多贵各位心理有数了吧!
其实,在古代还有更奇葩的人,他不收钱,只收树!
董奉,今福建长乐人,少年学医,青年便以医术闻名,晚年退隐至江西庐山南麓时,董奉经常为穷苦山民诊病疗疾,不收财物,又不忍驳乡人之情谊,故设了一种人人皆可付得起的医酬:重病愈者在山中栽杏五株,轻病愈者栽杏一株。数年之后,有杏万株,郁然成林。杏子熟时,董奉便在树下建一草仓储杏 ,需要杏子的村民,可用谷子自行交换。董奉还将所得之谷赈济贫民,供给行旅。据载今江西九江董氏原行医处仍有杏林。
董奉羽化后,乡人便在杏林中设坛,用以拜祭这位拯济苍生的大医。“杏林” 一词便渐渐成为中医的专指代词,后世以“杏林春暖”‘誉满杏林” 称誉医术高尚的医家。和董奉同时代的华佗、张仲景给老百姓治病亦是如此。 这种悯生民之疾苦、拯济苍生的情怀, 300多年后,被唐代大药王孙思邈总结为“大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