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连救7人的英雄到12年的阶下囚:自我毁灭都是从失去“它”开始

文 / 第一心理
2021-09-24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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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命运所有的馈赠,早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茨威格《断头皇后》

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对于多数人来说,记忆犹新,灾难带走了无数宝贵的生命,也突显出了无数人性的光辉。

这其中就有一位名叫雷楚年的少年,时至今日,这个名字依旧是5.12特大地震中一直未被忘却的姓名,2008年雷楚年是个正在上初三的学生。

地震发生时,雷楚年也如同大多数茫然失措的人一样,有着最本能的恐惧与求生欲,逃出摇摇欲坠的教学楼后,他冲破了内心对灾难最本能的恐惧,再次回到危险重重的教学楼中,前前后后,雷楚年一共将七人拉出火海,有他的同学还有他的老师。

第七次逃出教学楼时,雷楚年差点命丧地震,在当时,15岁的他是无数人眼中的英雄,毋庸置疑,当时的雷楚年的确称得上英雄这个称号。

国家对他进行多次表彰,被授予“国家英雄奖章”,成都重点中学破格录取他入读,每位老师给他开小灶,每个月200的补助,因为英雄这个称号,雷楚年还当了奥运火炬手。

和雷楚年一样,无数人都对他的未来充满憧憬,然而2014年,这位连救7人的少年英雄,锒铛入狱,因诈骗罪获刑12年,令人唏嘘。

英雄这个称号让雷楚年受到了无数的优待,也让雷楚年在无数的荣耀之中迷失了自己。其实走入深渊,自我毁灭的大部分人都是从失去“自我”开始。

“自我”这个词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比较抽象,比较宽泛的词,在心理学中的自我往往涉及到对于自我的认知,对于自我与他人,与社会关系的认知。

在大部分时候说的有自我的人其实就是一种有一定自我认知的人,会明白自己的需求,明白自己的定位以及自己在社会中应该扮演的角色的认知。

一个人对自我的认知是涉及方方面面的,在大部分时候会决定着以后的决策以及人生轨迹,诸多的荣耀傍身时,是一个人最容易丢失自我的时候。

人的天性便是如此,成就与嘉奖带来的无数赞誉与认可会满足骨子里被尊重的需求的满足,需求的满足会让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更多的快感,让人处于之中自我麻痹与极度自信之间。

的确,赞誉与认可是对人的价值以及社会地位的肯定,而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追寻复杂的认同感,这种复杂的社会认同感让无数人为此奔波一生,也让无数人为此迈入歧途。

对于雷楚年来说,国家英雄这个称号在身,在哪里都是一张“VIP”通用卡,名誉傍身让他藏到了其中的益处,同时也让他走上了歧途。

每个人都以为这位国家英雄会用一生都去维护这个称号,他已有的名誉已经为他之后的人生带来了无数的捷径,假使他能够顺顺利利,平平淡淡地走自己的人生也会比大多数人过得很更加精彩。

然而雷楚年已经丢失了自我,名誉成就了他,也让他深陷自我毁灭的歧途而不自知。

拿着国家称号这个名头,雷楚年俨然一副社会人的派头,见过他的长辈都诧异一个学生为什么像成年人一样世故。

名誉在身,让雷楚年的欲望被无限放大,利用自己的名誉与社会地位,他成为一个实打实的骗子,用国家英雄这个称号前前后后骗取了几十万的钱财。

年少时他是个国家英雄,成年人他是个好逸恶劳的普通人,无数人都在感慨他的遭遇,而这一切也只是他咎由自取。

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将人的“自我”分为了三个部分:

①本我:个体身上最原始的欲望,天性以及生理需求。

②自我:平衡本我与超我矛盾的天秤,对人内心的平衡有着重要作用。

③超我:社会道德规范外化的“我”,对本我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是人对社会规范的适应。

大部分人的欲望是藏在本我之中,最原始的好逸恶劳与惰性也是本我的表现,拥有权利之后,人的本我层面会被无限放大,随之而来的便是超我的“消失”。

权利放大了无数人的欲望,也让无数人走向了自我毁灭之路,看似不经意的选择在暗中早已被了明码标价,待到有一日,终会回馈于人。

而一个人最真实的样子一定是在有权有势后的样子,这个时候的人是最真实的,真实到不带任何人格面具就能袒露自己的私欲。

当权利被一个失去“自我”的人拥有时,对于他身边的人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权利会让人失去理智,成为欲望的奴隶,而好逸恶劳本就是天性,权利给了人更多的退路。

其实从弗洛伊德的“自我理论”来看,自我意味着平衡,意味着清醒,每个人都有最原始的欲望与天性(温饱需求的满足),这些本能让一个人能够生存在世界上,然而社会规范的存在又限制了人的绝对自由,保障了大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社会规范。

超我的存在是社会规范在人身上的内化,失去自我的人,很难调和欲望与规范之间的矛盾,也很难去调节自己的本性中的阴暗之处,代表着逃避痛苦与好逸恶劳的本我就会乘虚而入。

雷楚年是可怜的,也是不值得同情的,用国家英雄来谋利的行为本身就是对英雄的一种亵渎。名誉加身,权利在手时,人的“毁灭”是从失去自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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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汤米
编辑 | 前后黑白
第一心理主笔团 | 一群喜欢仰望星空的年轻人
参考资料:Rotenberg, K. J. (1995). The Socialisation of Trust: Parents’ and Children’s Interpersonal Tru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18(4), 713–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