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需警惕，青少年经常思考人生可能是双相情感障碍的前兆！

小彤这个面诊案例已过去半年，我依然印象深刻，主要原因有以下3点。

第一，小彤初中时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家里亲戚为了鼓励她，还送其哲学书。结果，她得出了负面结论：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这反而加重了她的抑郁障碍。

我们在临床心理干预中发现，很多青少年精神心理障碍患者非常聪颖、有自己的思想，并从初中阶段就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还看了大量的哲学、历史等书籍。

可是，因为这些孩子往往经历过叠加性心理创伤，有一定的偏执性人格改变，敏感多疑，单向思维，容易从负面角度理解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每个人的人生意义都有所不同，而是泛泛地从人类存在的意义上去思考，极容易钻牛角尖，最终得出消极的结论：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临床中已经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如果家长发现10多岁的孩子在思考人生意义，一定要高度重视，及时给予积极引导，更不建议让孩子过早阅读哲学类书籍。

父母可以对孩子的思考行为予以肯定，但请一定要告诉孩子，每个人的人生意义都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人生阅历尚浅，思考这个问题为时尚早，等以后人生阅历丰富了，再去思考这个问题会更加有意义。

第二，根据小彤和家人的描述，她曾有自杀行为，但对于行为的过程和原因，小彤完全不记得了。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当时经历了较大的创伤性事件，或者是叠加性创伤的累积所导致；二是在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的支配下出现的极端行为。

无论是哪一种，自杀的原因对于父母和孩子来说都很重要。父母不清楚孩子的自杀原因，无从防范，十分焦虑，担心孩子再次自杀。对孩子来说，这件事也很可能是个心结。

理论上，小彤的内隐记忆层面很可能有相关记忆。如果她愿意接受深度催眠下的创伤修复（TPTIH），往往可以想起或者看到当时的心理活动和相关事件，并接受创伤修复。

而且，对于很多患病孩子来说，自杀行为本身也是一个重大心理创伤。也就是说，导致自杀的创伤性事件和自杀行为本身带来的创伤，两者最好都得到修复。临床中我们处理过不少类似情况，后续我会专门分享。

第三，小彤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有咖啡因成瘾和糖成瘾的问题，这也会加重其情绪障碍，令精神心理障碍复杂化。

临床中，不少被诊断为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的患者伴有物质使用障碍问题，通常认为两者是共病关系。据2007年美国共病再调查报告，双相情感障碍与物质使用障碍共病率约42.3%。轻者就如小彤那样，嗜糖、嗜咖啡，尼古丁成瘾；重者则酒依赖、药物成瘾、甚至毒品成瘾。

比如，我曾治疗过的患者敏敏尤为严重，她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还滥用大麻、K粉、冰毒、笑气等毒品，还经常酗酒，曾因严重酗酒导致尿失禁。

这样的患者，其抑郁症或双相情感障碍等问题与物质使用障碍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必须施以高效的、综合化的治疗，两者同时解决，否则很容易复发。

——何日辉

(下文作者：何日辉的学生Lily）

小彤15岁，他们一家三口来自上海。等待面诊的时候，小彤神情比较木讷，眼睛缺乏灵气，眼神里有防备，右手不时捏大腿。

父母介绍情况的时候，小彤显得有点心烦，提出回避。

小彤的父亲先开口了。“孩子从去年年底开始出现妄想，特别严重，认知能力低，有一段时间每天喝很多咖啡，后来还说活着没意思，学习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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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建议吃药，她也愿意吃，但吃药后开始嗜睡，学习状态就更差了。后来换了一个医生调药，精神好一些了，可是学习状态还是不行，有时候不愿去学校，我们也不逼她”，

“中考的时候，我们连哄带骗地劝她考完了，最后考了全班倒数第一，上不了本校的高中，这件事对她打击也挺大的，暑假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

“期间还发生过两次危险事件，第一次是她事后告诉我们的。她说那天午睡起来感觉很难受，觉得活着没有价值，就用刀割手腕，可那把刀钝，觉得疼，就放弃了”，

“她又找了长绳子，但找不到地方挂，正犹豫的时候，她妈打电话回家，她才彻底罢休”。

小彤的妈妈擦了擦泪。“第二次是大概1个月后。我跟她妈都上班了，她上午自己去辅导班，中午回家吃了点东西，然后爬到阳台边沿上坐着，埋着头，拿着手机。邻居看到吓坏了，一直劝她，马上报警，通知我们”，父亲语速有点急促。

“邻居劝了十多分钟，她一点反应都没有，突然手一撑就下去了。幸好家里是3楼，下面院子有些植物垫了一下，她断了一根肋骨，没有生命危险”。

小彤的父亲极力地稳住情绪，但能听得出他的声音有点颤抖。一旁的我也听得心惊肉跳，如果当时小彤家的楼下是水泥地，很可能就酿成悲剧了。

得知孩子曾经轻生，何主任的心也悬起来了，他缓缓地说，“就在几个月前，有一个患者家庭预约了我的面诊，后来却没了消息。医务部负责人跟进，得到反馈，家长说，孩子从26楼跳下去了。”

何主任沉默了一下，“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难受，过了两天才缓过来。你们的小彤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小彤妈妈的眼眶更红了，“对，我们现在想起来还后怕”。

“可是，这件事情她完全不记得了，我们到了医院，她一个劲问，我怎么在医院了，好痛啊，怎么回事”，

“后来我们问她，她说只记得那天上了辅导班，但不记得是怎么回家的，还记得后来在医院做检查，很疼，其它都不记得”，小彤的父母愁眉深锁，脸色非常凝重。

“第一次割腕之前，有什么事情刺激吗？第二次的跳楼呢？有没有明显的诱因？”何主任关切地问。

“暑假的时候有个小男生向她表白，她也接受了。但后来对方父母知道她的病，非常反对。男生再也没找她了。其实她心里也明白这段恋情不会有结果，但很纠结，可能第一次自伤就因为这个事”，小彤的妈妈说。

“但是第二次事件，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事，她自己也不记得了，我们跟她说起来的时候她也没多大的反应，就是觉得奇怪”。

何主任又问孩子现在的状态如何。

“高中开学以后，也不听课，上课就看课外书，也不跟同学说话，说别人冷落自己。只去了5天就不愿意去了”，小彤母亲说。

“有了暑假的危险事件，我和她爸现在轮流陪着她。现在状态还可以，能每天坚持做运动，与普通人交流有些木讷，基本不跟同学、朋友交往。她自己说自己有社交恐惧症”。

“面诊信息表上写着她很爱吃甜，具体是怎么样？”何主任问。

“她特别爱吃甜食，一天不吃就难受。她把家里的冰糖、红糖都吃光，后来还用碟子装着白砂糖舔着吃，直接把速溶咖啡往嘴里倒，那玩意儿很甜，”小彤的母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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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可能有糖成瘾，情绪波动可能也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何主任说，“那你们现在对孩子有什么期待呢？或者说，主要想解决什么问题？”。

小彤的爸爸叹了一口气，“我们本来对她的学习期待很高，她妈妈以前对她很严厉，这可能也是导致疾病的原因吧”。

“但现在我只想她恢复正常社会功能，减轻抑郁，如果能继续上学那最好，上不了我们也可以接受。还有，她说想起过往的事很痛苦，我么希望能抚平她以前受过的伤害”。

何主任向家长点点头，示意说：“好的，等下我跟孩子谈谈吧，了解一下具体是怎么回事。那次自杀的背后应该有重大的心理创伤，在深度催眠下她有可能会回到那个情景，重新想起来，而且这个经历可能又成为孩子的创伤，我们一定要谨慎处理！”

母亲也点点头说，“我很认可您写的那些文章，很多都很有道理。我也不认可精神分析，不适合青少年，只把责任指向父母一方并不利于这个问题的化解。所以，只要孩子不反对，我们就愿意试试。”

正如母亲所说的，小彤与人交流确实很不自然，她动作僵直，表情冷淡，声音一顿一顿的。

何主任作自我介绍时故意说了几句自嘲的话，想让她放松一点，她也只是抽动了下嘴角。

“刚才爸爸妈妈说你不想去上学，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是觉得心烦？还是学校有人欺负咱？”何主任试探着问。

“父母都希望我去上学，但我到了课堂上就觉得不能上课，要看课外书。我不喜欢吃学校的饭菜，水也不喝。爸妈就说那你去学校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说因为这样你们开心啊！”

“噢，在学校里学不进去，那在家能学习吗？”何主任问。

“我在家看课本，做习题，也能学，但一到学校就不行，我自己也理解不了。”

“爸爸妈妈还告诉我，小学的时候你的成绩还不错，但突然一落千丈，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主任继续往前追溯。

小彤沉默了一下，“我初二开始想一个重大问题，人为什么要活着？我想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天天头疼，还觉得如果想不出来我为什么要活着，那是不是说明我活着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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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主任继续追寻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会突然想这个问题？”

“我不记得了。不过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后，亲戚们还送我哲学书。我最后得出结论，活着没有意义”。

“所以那时候睡眠不好，上课就没有精神了？”何主任问。

“是的，但我会喝咖啡提神。一开始每天喝一包喝速溶的，后来要两包，再后来要喝鲜煮的才行了，每天当水喝，不然上课就会睡着。”

“你喝那么多咖啡，身体上有没有什么反应？”作为国内知名的成瘾治疗专家，何主任对物质滥用的敏锐度一下子就上来了。

“有啊，会手抖，想上厕所，有时还有点腰疼。成绩就是那时候往下掉的。我本来是班里十多名，后来跌到倒数第二名。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跟其它同学交流，他们会看不起我”，小彤说。

“同学们暗地里有排挤你吗？说你的坏话吗？”何主任问。

“没有，我没听过。我也知道可能是自己瞎想的，同学们都很好，不会因为这点事瞧不起我，但我控制不了有这种想法。”

“这个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现在还对你造成困惑吗？”主任问。

“没有了。本来我做好了准备，如果活着没有意义就去死。但突然，初三我就想通了，自杀都是懦弱胆小的人，我才不怕呢，我要强大，不能害怕生活上的挫折。所以初三我就不太喝咖啡了，睡觉也好了一些。”

“那成绩没有慢慢追回来吗？”

“我初三后期出现了一种想法。总觉得一天到晚有人监视我，我感觉不是不认识的人，也不是物品，我想不出别人了，最后觉得可能是外星人吧”，小彤说，

“那为什么只监视我不监视别人呢？可能是因为我有不一样的地方吧。是什么不一样呢？我想了很久，可能因为我也是外星人，我是被他们造出来的假人”，

“刚开始我很难受，觉得自己是假人，对不起家人和朋友。但是，后来有个同学跟我讲了很多道理，说其实别人不在乎我是真是假，只在乎我这个人。我就相信了。”

“那你现在还有觉得自己是假人的想法吗？”何主任问。

“有，持续了一年多了，但自从那个同学跟我讲了道理以后，这个想法不太影响我了”，小彤回答。

“中考以后我就成了‘死宅’，不出门，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啊。后来他们就说我跳楼啦，我整个不记得了，现在也搞不清什么回事”。

“那你对跳楼这件事有什么想法？心里会不舒服吗？”主任问。

“我一开始挺害怕的，把自己的日记都扔了，特别害怕哪天想不开又跳楼了。现在好一些了，我觉得就算这样把命丢了也没啥大不了的，不明白他们（父母）为什么那么害怕死”，小彤的语气很淡定。

何主任又详细问了小彤的小学和幼儿园经历，试图寻找可能造成心理创伤的事件。

小彤回忆，低年级时遇到了以为很严厉的语文老师，“她觉得我写的字丑，就把丑的字圈出来，打一个大大的红叉，还恶狠狠地骂我，有时还把我的作业整页撕下来”。

“你现在想起来这件事还会不爽吗？”

“嗯！”小彤用力地说，声音明显带有愤怒的情绪。

“妈妈说，她以前不懂教育，对你的要求很严厉，对你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还是有一些伤害吧。三、四年级的时候，只要我奥数题做不出来，我妈就扇我耳光。别的孩子考上了90分就有奖励，但如果我没有拿100分，我妈就会罚我，打我”，

“后来，我不敢当天放学就把卷子给妈妈签字了，等到第二天上学前再给她，她就来不及罚我了”，说着这些事，小彤竟有些木然。

“你爸爸呢？对你的教育方式是怎么样的？”

“我没有跟爸爸讲过这些事，他那时经常出差，只在意工作，3天就坐一次飞机，还没算上高铁火车的呢。他从不管我，老妈就只在乎我的成绩”。

“我可以这样说吗，其实你内心对上学并不太喜欢，压力很大？”何主任试探着问。

“是的。到了初中好一些了，老妈去上班了。我也认识了一些朋友，但爸妈都觉得那是狐朋狗友，怪我学了不少坏习惯”。

“那我就基本明白了”，主任说，“现在我把你的爸爸妈妈请回来，你们一起听听我的看法，可以吗？”看来，何主任对小彤的心理过程有了总体的把握。

何主任简要地总结了小彤的心理路程和发展经过。

“抑郁状态是很明显的，但我认为不是双相情感障碍，更不是精神分裂症。如果要按照现行的主流精神医学诊疗标准，更符合抑郁障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

“不过，如果按照我们提出的新的诊断思路，小彤其实是比较典型的‘创伤后应激反应失调’，这是我从心理创伤的角度提出的新诊断”。

接着，何主任梳理了小彤从小学一直到初中的明显心理创伤，包括老师和母亲过分严厉，父爱缺位等。

“孩子跟妈妈无法交流，爸爸又长期不在家，她的内心长期是压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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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初中，她开始考虑人生的意义，她说忘记了为什么会突然想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她几乎感觉不到生活的乐趣，感受到的更多是痛苦和烦恼”，

“接着，她成绩一落千丈，靠咖啡提神。她的手抖说明已经咖啡因摄入过量了。夜晚失眠，白天靠咖啡打鸡血，时间久了人的精神肯定受不了，何况她那时的情绪仍然是非常压抑的”，

“再加上那时小彤已经特别不自信了，对外界刺激超级敏感，这容易产生被监视感，但小彤你又想不通为何有人监视你，就产生了外星人、自己是假人的逻辑推理”。

“我判断，小彤的主要症状是妄想，并没有幻觉。因为她的外星人想法是自己推断出来的，并不是听到声音、或者看到相关画面”。

何主任说，如果从创伤修复的角度来做治疗，必须修复小彤上述遭受过的创伤，并利用深度催眠找到小彤思考人生意义和跳楼的真正原因。

“尤其是第二个，应该是非常重大的心理创伤或者叠加性创伤的累积。就算你们最后不选择在我们这里治疗，那也没有关系，但我建议你们一定不要随便接受心理创伤修复。”

“否则，小彤一旦想起当时的创伤事件，而心理治疗师经验又不足，再加上缺乏精神科医生指导的话，小彤可能会情绪崩溃！”何主任不厌其烦地强调。

何主任还专门提到了小彤的“糖成瘾”，“其实糖成瘾的背后也是内心的压抑，所以通过寻求让人开心的物质，激活大脑奖赏效应回路。而血糖浓度的急剧变化，也会明显影响情绪”。

最后，何主任还介绍了学习障碍、家庭治疗、逆商塑造等治疗思路，让一家三口更深刻地了解孩子疾病的本质，到底包含了哪些方面，可如何解决。

写在后面的话：

小彤跳楼那天，到底经历了什么创伤？或者说，当时她的心里想到了什么？

我十分好奇，但又不敢想象。

目前，小彤的父母出于种种客观因素，最后并未选择在我们机构进行治疗。正如何主任所说的，希望她的父母能谨慎处理那段重大创伤。

退一步讲，如果小彤能找到其它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情绪稳定，并逐步恢复社会功能，即使她一直想不起来那件事，也未尝不是好事。这本来可能就是心理上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小彤看似无来由的“思考人生意义”也让我有所感悟。

十二、三岁，正值豆蔻年华，大部分孩子烦恼的应该是学业、成长、与同龄人关系的青春之事；但小彤却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

又或者说，她正因为长期感觉到来自父母、学习压力的痛苦，才会对人生萌发质疑。可是父母、亲戚都对此完全没有察觉，反而赠送哲学书。

我想，当家长发现孩子十来岁就思考人生，并消极地说出“人生有什么意义”时，这可能是一记警醒，孩子的内心可能已经有问题的苗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