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谁来关心一线医护心理健康？

多数医护人员需要忍受照顾患者、缺乏防护设备，以及迅速变化的医院规程带来的焦虑情绪。他们还放弃了伴侣和孩子的陪伴。这与疫情中，我们大多数人所面对的孤独完全不同。

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去世后，他的最后一条微博的评论区，仍然在以每分钟数条的速度增加新的留言。

每天，数万名网友们把李文亮当成一个亲密的好友，向他问好，唠家常，告知疫情的最新进展，更多的是，诉说着自己的心事和苦恼。

李文亮医生微博评论区截图

在医生群体中，“李文亮”这个名字成为了触发这场疫情伤痛记忆的按钮。“只要一听到李文亮的名字，我就难受得不行。”一位在武汉一线支援的呼吸科医生告诉“医学界”。

李文亮的微博评论区，就像一个“树洞”，给疫情中愤怒、彷徨、恐慌、悲伤的普通人一个倾诉的出口，也折射出疫情之下，人们精神和心理上的变化。

正如美国精神科医生Najma F. Hamdani所警告的，“下一场大流行可能就是心理健康”。

心理医疗队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王振2月21日到武汉，他是上海第九批援鄂医疗队的队长，这批医疗队共50人，全部都是精神卫生专业的医生和心理治疗师。

出发前，医疗队接到的任务是——为服务在武汉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同时兼顾到患者的心理健康。

到武汉后，医疗队分为10组，每组5人，其中6组进驻武汉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救治医院，4组进驻方舱医院。医疗队带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学共同开发的筛查平台——“人工智能压力水平调查系统”。在方舱医院里，队员们的防护服上就贴着系统二维码，医患只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进行自评，如果有心理方面的问题，可以主动留下联系方式。

王振带着第一组5个人，驻扎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一开始我们认为进入重症病房和患者面对面的机会应该不多，但是实际上这样的需求还是挺多的。”王振告诉“医学界”，必要的时候，他要穿着三级防护装备，进入重症病房，和临床医生一起做联合会诊，评估患者的心理状况或者精神状态。

患者最普遍的的负面心理情绪就是焦虑，“焦虑的原因是未知和不确定。”王振说。

进入隔离病房工作，对于精神科和心理医生来说，是不小的挑战。除了担心被传染，每时每刻都处在在压力之下，心理治疗需要的很多有效的手段，例如语言交流，表情和身体语言的观察，穿上防护服之后，都受到了限制。

精神科和心理医生在隔离病房里和患者交流/图片来自“文汇报”

在武汉，针对医护出现的心理问题，上海心理医疗队选择的干预方式包括——药物治疗、巴林特小组（Balint Groups）以及一对一的深度访谈。

巴林特小组是一种起源于欧洲的医生培训方式，聚焦于医患关系的病例讨论，但在引入中国后，原本以“关注病人”为主体的巴林特小组活动，却成为中国医护人员的心理自救试验。医生护士们围圈而坐，一个人讲述，其他人则静静地倾听。王振介绍，在武汉一线，巴林特小组确实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心理干预方式。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举办的巴林特小组活动/图片来自中山医院

“达到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标准的，我们则会进行一对一的深度访谈，时间30到50分钟。我们也会教给医护一些自我调节的方式，像呼吸训练、肌肉放松、心理着陆技术等。”王振说。

身心俱疲

在武汉，王振感触最深的还是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强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一位一线医生在采访中告诉“医学界”，没有穿上隔离衣，很难体会到在隔离病房里的工作带来的体力和精力的双重消耗。只有从隔离病房出来，“完全放松下来，你才能体会到自己是多么疲惫，身心俱疲。”

在高强度的工作后，身心俱疲的医生们回到酒店，因为隔离要求，往往缺少交流和倾诉的机会。多位支援武汉的医生接受“医学界”采访时表示，他们很少和家人沟通工作上的困惑和担忧。

多数医护人员需要忍受照顾患者、缺乏个人防护设备，以及迅速变化的医院规程，带来的焦虑情绪。他们还放弃了伴侣和孩子们的陪伴。这与疫情中，我们大多数人所面对的孤独完全不同。

疲惫的医护人员/图片来自界面新闻

此外，一线医护还要时时担心感染风险。

一位河南援鄂医疗队护士长告诉“医学界”，刚到武汉时，进隔离病房前，她常常失眠，“脑子里一遍又一遍过着工作上的事，想得最多的是：怎么更好的规范工作流程，怎么协调感控专家指导队员保护好自己。”

医生同样如此。一位经验丰富的呼吸科医生说，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自己会一遍遍的提醒自己，“要把技术动作都做好。”然后一遍一遍的想，“这个动作会不会有污染暴露的风险？”

还有一些医生则承受着患者离世带来的伤痛。

在武汉早期床位紧缺时，一位医生在接受“医学界”采访时，描述了他的挫败情绪，看着危重的病人只能住在普通病房，因为床位和医疗资源的限制，失去最佳的治疗机会，“这是作为一名医生，我感到最痛心的事。”他说。

王振在也碰到过多个出现无奈甚至自责情绪的医生。“特别武汉当地的医生，他们看到了很多的患者，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抢救，但结果还是有人离世了；或者听到自己的同事、自己认识的人染病后抢救无效去世，这种心理打击还是非常大的。”

1月28日，武汉市肺科医院ICU主任胡明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突然接到同事病危的电话，他情绪失控，泣不成声/图片来自网络

医护们会追问自己，是不是哪里没做好，导致了这一结局。“其中也掺杂的对于这个病毒本身的一些恐惧，表现出一些心理创伤后的症状。”王振说。

但是，王振介绍，因为医疗队覆盖的人群有限，总体而言，他在一线接诊的达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诊断标准的病例并不多。

王振对于我医护人员整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保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没有那么糟糕，大部分医护人员，经过一定时间，能够自我调节。”但是他强调，“影响面确实挺广的。”

71.5％

影响面有多广？3月18日，《柳叶刀》上线了一篇由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刘肇瑞主任主持的调查研究论文。3月23日，《美国医学会杂志》在线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暴露于新冠病毒肺炎 (COVID-19) 的医护人员中，与心理健康状况相关的因素》的论文。

这两项研究提供了量化这种影响的重要参考。

《柳叶刀》发表的研究称，中国新冠疫情中，1/6的医护人员有心理困扰。这一研究基于2020年2月17日至24日，对中国大陆31个省、348家医院的4679名医生和护士的调查，心理困扰、焦虑症状和抑郁症状的患病率分别为15.9％，16.0％和34. 6％。

《美国医学会杂志》的研究则基于2020年1月29日到2月3日，对34家设有发热门诊或病房的定点医院里1257 名医护人员的调查结果。

结果令人不安，医护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出现了抑郁（50％）、焦虑（45％）和失眠（34％）症状。心理困扰的比例更是达到了71.5％。心理问题尤为突出的是武汉市的女性医护人员，以及直接为疑似或确诊 COVID-19 患者提供诊断、治疗或护理的一线医护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项调查研究的时间和样本的来源，也揭露了这项研究存在的局限性。

《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发的研究调查时间为1月29日到2月3日，当时，武汉疫情正处于爆发期。正如研究人员所分析的，“确诊和疑似病例的数量不断增加，工作量繁重，缺乏个人防护设备，媒体的广泛报道，缺乏有效药物，以及缺乏得到充分支持的感觉，都可能加重这些医护人员的精神负担。”

同时，研究者认为，“考虑到经常被要求做额外的情感劳动 ，例如保持镇静，同时压制自己的感情，女性和护士报告的症状尤其严重。”

《柳叶刀》刊发的研究结果则显示，医护出现心理困扰的比例有明显降低，这和2月17日到24日武汉医护压力有所缓解有关。而且，这项研究中，45.8%的样本来自北京的医院，只有2.7%的样本来自湖北。35.7%的受访医护已经接受了心理援助，包括心理咨询和干预。

正如两项研究强调的，保护医护人员，是应对新冠病毒的公共卫生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立即实施特殊干预措施，以提高接触COVID-19的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

但是在中国缺少精神科和心理医生大背景下，优先关注高风险人群，特别是女护士和一线工作者，可能是目前无奈但是合理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