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抑郁症少年：“生病的孩子，首先有个生病的家”，青少年抗抑郁的背后是家庭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6期，原文标题《拯救抑郁少年：陪伴与疗愈》

文/黄子懿

抑郁症已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趋势，青少年发病人数和发病率都在增加

48岁的李玥一度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强大的女人。

她来自重庆县城，勤快能干，在当地社区工作，兼开一个茶楼，年收入可观。老公在县里最好的中学当老师，工资上交，家事由她。儿子杨玉明成绩优异，中考前即被重庆某国家重点中学录取，全校只有三个名额。

“我那时真觉得他一只脚都踏进好大学了。”那时的李玥干劲满满，早出晚归打理生意，为儿子铺路。每次考试，儿子都会带来好消息。但某天，儿子从市区打来电话：“妈妈，我肚子疼。”

2014年上高一后，儿子始感腹部胀痛，睡眠不好。李玥带他检查，确诊为中度焦虑，后发展为重度抑郁。当初儿子来电时，她还觉得这是“瞎折腾”，从未想过那个电话成了她生活的转折点。如今，儿子因抑郁症已休学两年。

在这个青少年抑郁症疗愈的亲子营现场，很难不注意到李玥。她身材不高，憔悴的面容中略带笑意，在现场来回奔走，负责登记家庭信息，安排一对一咨询。不时会听见她吆喝着：“××号家庭，到你们了。”亲子营负责人张进说，她很能干。

张进曾是媒体人，2011年罹患抑郁症后，生活重心发生转向。在一年治疗康复后，他写了抑郁症诊治的书《渡过》，并开办公众号进行科普。几年来，聚集了一批读者和患者的“渡过”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抑郁症社群。

一位社群元老说，因为青少年抑郁症的高发，社群里的家长人数这两年增长“几乎是爆发式的”。“渡过”社群包含读书、写作、跑步等一共29个微信线上群，家属板块共9个，全是家长群，人数逼近5000人。咨询时，焦头烂额的家长们往往还没开口，就几近哽咽。

“渡过”会定期聚集康复者、医生和咨询师，举办线上家长学堂。但张进逐渐发现，很多实际问题需要面对面解决，尤其是当亲子关系需修复、社交恐惧待克服时，青少年抗抑郁背后不是个人，而是一个个家庭。“太多家庭和孩子需要拯救，那是在黑暗中找不到出口的感觉。”一位家长说。

2018年12月30日，“渡过”第二期亲子营在苏州开营。当日苏州下大雪，雪花落身，寒冷浸体，像是在呼应这些家庭的心境。张进说，本打算招22个家庭，但报名者太多，最后扩大至36个家庭，其中有8个家庭参加过第一期杭州营。

李玥在营里既是参与者，又是志愿者。她与张进相识于2017年4月，儿子抑郁最重时。那时张进计划写新书，拟寻访中国有代表性的抑郁症病例，有读者就建议他关注青少年群体，称后者已成发病高峰。张进当时觉得还没能力碰，“这是最复杂、最难的一块。因为青少年患者正处于人生关键期，很多东西都叠加在一起了”。但事与愿违，张进采访时不断遇到青少年病例。当他还在第一站贵州时，就有几位川渝家长找来，李玥是之一，她主动驾车到贵州接张进。

孩子们在试着拉扯一张扯不断的茧丝，像是在拉扯自己的心结

“做亲子营并不要什么灵感，找来的家长实在太多了。”最后成书中，张进记录了13个病例，超过一半发病期都在青少年。张进说，近年来抑郁症有明显的低龄化趋势。有研究显示，中国10~24岁青少年、青年抑郁障碍患病率自2005～2015年间显著增加，接近全球1.3%的患病率，女高于男，且随年龄增加而增高。

那次见面，张进看到李玥的儿子杨玉明，立刻明白他正受煎熬。男孩脸色苍白，双目无神。他曾翻过天台，也拿过菜刀，狠狠划手腕，血流成河。家人需24小时看守，防他自我了断。在开营式上，杨玉明说：“你们所有人，都不能理解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

36组家庭中，年龄最小的患者仅9岁半，最大的29岁。营内处处有“雷区”，哪怕是在室内课堂，都时有争吵、哭泣，或是少年们摔门而去。一天，一行人参观苏州丝绸厂，一位女孩突然对妈妈吼叫，厂里养的蚕勾起她的不好回忆：她童年养的蚕都被妈妈扔了；另一位妈妈则在报到时眼泪汪汪地说，来时的车上，女儿将一杯水泼在她脸上。

张进说，抑郁症和压力有关。压力下大脑产生应激反应，身体高度警觉，调动生命潜能应对危机。危机缓解后，大脑会关闭反应，休养生息。一旦压力持续，应激反应长启不关，慢性压力就会让身体机能耗损，引发抑郁。抑郁症也有易感群体：敏感、自省、自我要求高、完美主义等。

“得抑郁症的孩子，往往都是好孩子。”一位父亲感慨。来到这里的孩子，多来自重点中学，原本成绩优异。营内带病帮忙的志愿者，也有哈佛等海外名校的学生。然而，这些美好的人生旅途，都被按下暂停键。

抑郁症社群“渡过”创始人张进（马龙龙 摄）

开营首日是新年跨年夜，一群人参加篝火晚会。杨玉明特意拿了吉他想献唱，但左调右调，声音状态都不令他满意，表演一度无法开始。“他还是完美主义，不能接受一丝缺陷。”心理咨询师邹峰说。

杨玉明今年22岁，该念大三，学籍却卡在高三。他能吉他弹唱，还能和留学海外的志愿者用日语对话。在重庆那所著名中学，他被录取到清北班。更早时，他初中就拿了当地数学竞赛奖牌。邹峰说：“他是个天才。”

母亲李玥至今记得儿子高中教室的标语：“从优秀中来，到优秀中去。”那几乎是重庆最好的班，学习是第一要务，期末考试有末位淘汰。老师说：“要管好时间，走路要快，上厕所要快，做任何事都要快。”压力下，60位同学有些连晚饭都省了，就在教室吃面包。“都学习，只有学习，争分夺秒地学习。”入学后杨玉明对李玥说，班上竞争大，有点吃不消。

首次月考，年级1200多人，杨玉明排100多名，半学期后进步到50多名。按照学校历年标准，这已摸到清华、北大录取线了。而当他发力备战期末时，肚子开始胀痛。李玥无法陪读，只能带他在市区看病。几番折腾，他落到年级300多名，从清北班降至普通班，头也胀痛起来。

“当时已有症状，如果诊治对了，或许能躲过这灾难。”李玥仍在后悔，未意识到抑郁前兆。“我做生意不差钱，就差信息。”李玥说，高压下其他孩子之所以没抑郁，是因“人家孩子没有前面的铺垫”。

铺垫，是指杨玉明的初中往事。初一，杨玉明喜欢班上一位女生，被传出后全班起哄。他好胜自尊，觉得丢面子，女生亦刻意疏远，与另一名男生走得近，这让杨玉明紧张。他当时恰逢青春期脸上爆痘，体检时又被诊出青光眼，医生叮嘱不要过度用眼，尽量不去黑的地方。“这些都加剧了他的焦虑。”李玥说，儿子中考成绩不错，但似乎命中注定，三人一起考进高中，同在一班。“孩子特别怕他们，有意保持距离，内心很煎熬。”李玥说，孩子一直想要考高分证明给他们看。

高中后，女孩谈了恋爱，对象家境优越、外形上佳，听说杨玉明暗恋女生后在QQ警告，两人约架。男生来势汹汹，带着十几个同伴，当场羞辱了瘦弱的杨玉明。这事一直埋在他心底，直到去年做心理咨询才说出，“特别怕帅的男生和漂亮的女生”。

杨玉明高二下学期病发崩溃，休学至今。他不会告诉任何外人这些往事。营内上课很少见到他人影，不多的露面里，他裹着围巾和手套，戴着黑口罩、套头帽，像是要将自己保护起来，在室内角落打坐或睡觉。五天里，这样将自己隔绝起来的孩子不是少数。

“高二一次考试崩了，就再也没去学校了。”徐嵩高高壮壮，戴着眼镜，休学两年。他来自川南，初中被送至成都某知名中学寄宿。徐母说，儿子生来敏感，中考差了6分，虽在该校学习，但学籍挂靠他处，怕同学看不起。发病前他常问徐母：“今天有同学看我窃窃私语，他们是在讨论我的学籍吗？”父亲则严厉强硬，常训斥“考不上清华、北大，就是社会渣滓”。

这些都让徐嵩压力倍增，焦虑失眠常袭。在那所重视英语的中学，徐嵩喜欢将口语时间拿来做题，“高考又不考”口语。老师颇有意见，期中考试他发挥失常。老师在家长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点名批评。回家后，他和徐母大吵一架，随即崩溃，“兵败如山倒的感觉”。

这种崩溃，在张进眼里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张进认为，青少年处于人生关键阶段，却承受着最大压力。压力通过排名竞争、长辈压力、升学氛围等表现出来，而“孩子的情感世界，成了一片荒漠”。

心理咨询师邹峰（马龙龙 摄）

亲子营特设孩子专属的吐槽大会，所有家长不能参与。抑郁症非一日之寒，孩子们之所以被压垮，与长年累月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第一期杭州营，一个孩子分享说，有次考试他没考好，回家后父母看了卷子，就让他滚，“永远不要回来”。另一个孩子听到这儿，说：“你这算好的，我爸妈不仅让我滚，还扔给我一个枕头。”

在苏州，孩子专场相对冷场，他们或低头缄默，或戴着耳机玩手机，待一会儿就提前离场。而与孩子们的沉默相比，家长专场则成了一场忏悔。年过不惑的父母们，一开口便泪如雨下。一位身材高大的父亲说，在女儿成长阶段，他做了很多错事。初中，因看不惯她留长发，他抓着女儿的头，强行剪断其发，“她那么喜欢长发啊”；一次在外旅游，女儿常看手机，他抬手就打了一巴掌，女儿耳穿孔，当夜送了急诊。“这是禽兽干的事，我道歉过多次。”父亲哭着说，希望再次公开道歉。

一位从医20年的妈妈，辛苦做到主任。但移居海外后，她选择放弃事业照顾女儿，女儿却在异国过得颓废。妈妈伤心了，问她：“我为你放弃了一辈子的事业，为什么你却这样？”女儿说：“妈妈，我宁愿你像以前一样努力。那样你不用管我，我也会很努力。你放弃了你自己，我也会放弃我自己。”

每个家庭都是一本书。按照一位博士后妈妈的观察，营内部分家庭呈现出一些共性：父母双方中，一方过于强势，另一方相对弱势甚至缺位。这体现在孩子教育上，也存于夫妻关系中，导致后者只剩索取、指责和抱怨，“生病的孩子，首先是有个生病的家”。

“我特别特别怕我爸。”徐嵩常被父亲打骂。童年有一次，他坐在车后座，忘了为什么，被骑车的父亲拖到前面一顿暴打。记事起，他目睹过多次父母吵架，“有次还动了刀”。徐母说，他们争吵的原因之一是教育。徐父曾是数学老师，有虚荣心，亲自上阵辅导，“恨不得24小时都学习”。

每错一题，徐父就骂徐嵩：“简直是全世界最瘟的傻子！”每门科目，徐父都找来两位老师辅导。徐母担心，这样下去儿子会疯，夫妻争吵持续到中学。中考前，儿子来电求救：“如果爸爸再辅导我数学，我就一道题都做不出来了。”徐母以离婚相挟，徐父才暂时松手，此后不慎因罪入狱。狱中徐父来信，再提“考不上清华、北大，就是社会渣滓”。

李玥在外管茶楼，回家还要做家务、带孩子，脾气变得急躁，时常埋怨指责。除教书外，老公无任何爱好，在家当“甩手掌柜”，但对孩子很严厉。

小学时，有一次杨玉明在家玩游戏被父撞见，杨父脱下他裤子，用拖把棍狠狠暴打。杨玉明嚎叫不止，屁股红肿渗血，当夜哭着趴在地上写检讨，由母亲陪至凌晨。他怕父亲，却不敢得罪。初中他进入父亲教书的中学，家人问他，是否要读父亲教的班？犹豫后，杨玉明还是点了头。

在李玥心中，儿子懂事听话，吃穿无求，但“有点被过度保护”，内心偏执。初一时，儿子有一天回家说：“作文满分50分，老师只给我35分，简直有眼不识泰山。”李玥看了，觉得老师打分中肯，“他的作文没那么好，但他自我感觉好”。

开营首日，原生家庭的影响就被提出来讨论。抑郁症跟后天环境与教育息息相关，也受先天遗传基因影响。邹峰借一个案例提出：代际传递的不仅是基因，也有亲子恩怨，很多父母将自我成长中的阴影，带给了下一代。“原生家庭”这个词，像一道魔咒，将他们置于三代人的夹缝中。

一场家长心理剧排演中，一位母亲情绪激动，不停地流泪。排剧咨询师征求意见后，安排她为主角，另选两人分饰她的父母，以她为中心，让她指出自己父母的远近距离和位置，追忆当年父母常说的话：“你自己管你自己吧”“你搞好学习就行了”。

之后，咨询师安排他人演出，让她观看，问她感想。这位母亲看着父母与她的距离和掎角之势，哭着说：“我觉得我小时候特别孤单。”咨询师说，家长对待孩子的方式，多源承自父辈。“很多家长自己也没得到过爱，不懂如何去爱。”

原生家庭是李玥的痛，伤痕犹在。童年时她父亲外遇，为离婚常有家暴。父走后不闻不问，母亲带着她和弟弟被生活磨砺，一个人要拉电线、接灯、贴纸等，也这样要求10岁的李玥。“你爸爸都不要你，你还吃什么吃、穿什么穿？”母亲重男轻女，对李玥极为严苛，常把她骂哭。两人在一屋，能有两个月不说话。“我为啥没抑郁，可能是受太多苦冲淡了。”小学时，李玥就想过自杀。

李玥记恨父母自私，带着怨气，经介绍与现老公结婚，老公有过漂亮女友，但认定李玥更适合做老婆。李玥自卑，从小形成讨好型人格，“那时觉得，不离婚就是最低要求”。去亲戚家玩，她都要主动帮做家务，“怕人家不喜欢我”。

“我觉得老公从没爱过我。”婚后不和，李玥想过离婚，又因受过离婚伤而忍，希望给孩子完整的家，想把自己缺失的爱给孩子。“家里一直没有欢声笑语，更别说爱的流动。”李玥说，孩子在缺爱的家庭长大，她由此深深自责。

杨玉明虽很少怪父母，劝过他们不要自责，但自他记事起，他就爱生气，生自己的气。“我妈从小受气，竟然让我生下来就有这毛病。”记忆中，一岁时他走路摔了一跤，他就气自己为何摔跤，气到晕过去，家人掐他才唤醒。父亲打他，他的眼泪也化为气，父亲就吼：“不准气！”

“何等的怨气，才会凝结成现在的境况。三世因果，我总算明白了。”杨玉明知道母亲怨深，仍记恨外公外婆。他说，自己早不是天才了，“那是17岁前的我”。

李玥和老公牵手走在树林。道阻且长，他们选择一起渡过（马龙龙 摄）

亲子营次日，一个孩子专场活动上，杨玉明和另一个男孩姚子阳发生了冲突。

大约20个孩子有些冷场，组织老师想打开局面，就让讨论校园霸凌。姚子阳首个开口，说起自己在精神科住院的经历。因无意称一个同病房患者为“大叔”，他被对方逼到墙角掐脖。姚子阳问，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你是来搞笑的吗？我们在讨论霸凌，你讲病房经历干什么？”杨玉明一开口，就火药味十足。姚子阳脸红了，回了句嘴，挥手起身冲出教室。志愿者在外找了半天，才将他找回。“我特别受不了别人不给我面子，一怼我就容易失控。”姚子阳今年22岁，在上海念大三，休学一年。

据诊断，姚子阳患双相情感障碍。这并非单纯的单向抑郁，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抑郁症类型，也称躁郁症或双极症。有专家曾指出，华人男性30岁以前、女性35岁以前首次发作的抑郁症一般都是双相。这与青少年大脑皮层发育相关。

营内孩子中，超过一半患双相。张进说，杭州营比例更高，“几乎全是双相”。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专家此前曾对本刊指出，近年来中国双相发病有一个明显特点：以前高发人群年龄在25～40岁，现在至少提前10岁，且整体发病率在迅速上升。

与单向抑郁长期的动力缺失相比，双相有躁期与郁期之分，情绪像是周期性的波动曲线。躁期，患者易出现情绪失调难止、精力高亢、思维奔逸、冲动性的人际交往及购物，甚至与现实脱节的妄想乃至幻觉等，这都被认作是躁狂的表征。抑郁症复杂特质性强，双相尤甚。

姚子阳自认属双相中偏抑郁、轻躁狂者。他记得的躁狂时刻，有持续多日只睡1～2小时，通宵看游戏视频。药物有副作用，他的内分泌失调，身有红斑。有次过马路，他隔衣搔痒，被路人指指点点。姚子阳凑过去，不停地质问对方：“你们在说我什么？为什么要说我？”

这与他的成长相关。姚子阳的父母均是军人，10年搬家11次，一家人聚少离多。母亲强势严格，他随母姓，也由母亲带大。他们生活在机关大院，互有攀比风。转业后，姚母曾任市长秘书，工作忙累，常常受气。她由此对儿抱以厚望，打骂常有，不准早恋，不准玩游戏，叠被要整齐。“那时我焦虑得很，也爱面子。”姚母说。

姚子阳懂事，退房时会挨个把毛巾叠好，方便保洁阿姨。但他说，成年后他有很多情愫不知如何表达，内心常感到一股动物性冲劲，烦闷难耐。大学他曾谈过女友，对方分手前问他：“你是性冷淡吗？”

徐嵩也被诊断为双相。为达到父亲考上清华、北大的要求，高一入学起，他就没了周末：从周六早到周日晚全是补习班，几近无休，这都是他主动报的。“那时一点不觉得累。”高强度补课下，徐嵩在班级进步超15名，年级约300名。

但人的能量是守恒的，双相之所以同属抑郁症，是因一段时间持续兴奋后，会接着陷入无底的抑郁深渊中，程度或比单向抑郁更重，能量在起伏中消耗。高二起，徐嵩力不从心，直线下坠，最后倒在了考试上。

休学后，他情绪极不稳，能一口气从成都三环外走到市中心，爱去超市玩具柜台前徘徊，那几乎是他童年唯一美好的记忆。长大后他迷上手机，对各类手机参数烂熟于胸。但一吵架，他就忍不住摔手机，一连摔了五六个，有次还把哑铃摔到墙上，把墙面砸了个大坑。他最近一个摔烂的手机是售价不菲的iPhone X，那是他吵架后对徐母提的要求：“我很难受，你必须给我买东西！”

徐母说，母子俩经常吵架，是因她不愿儿子在家封闭，“要么去打工，要么学点技能”。徐嵩敏感自卑，怕见外人，打算倒卖手机赚钱。他从网上购入低价手机，自认是正品新机，到货却是组装机，被骗几次后依然执着。徐母没钱了，徐嵩想到一个办法：花500元去买5000元假钞，再买手机。徐母吓坏了，坚决不给。愤怒的徐嵩当即拿刀威胁，吓得徐母在外躲了两天。

发病后，李玥带着儿子四处求医。2017年在北京诊断为双相，但治疗药物产生巨大的副作用，杨玉明频繁想自杀。最重时，他丧失所有感官知觉，觉得世上所有东西都一样。“看人就像看鬼。”他对李玥说，“妈妈，你不像妈妈。”

“狗屁双相，我从未躁狂过。”杨玉明觉得自己不是双相。迄今为止，还没人能说清他所患何病。与单向抑郁相比，双相确诊更为复杂。据2007年的一项统计，在欧美，双相患者从首次发病到确诊，平均需5～10年。

“近年来有双相扩大化的趋势。”张进说，几年前很少听说双相，但这两年他遇到的患者，动辄被诊为双相，青少年尤甚。双相又分Ⅰ型与Ⅱ型等，更重者则有各种复杂共病交织，诊断用药都因人而异。为此，一位医生在营内给出的最多建议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亲子营能对抑郁症起到什么作用？

一位有药学背景的老师在杭州上完课后，提出要全程参加苏州营，只因不满杭州营传递的“父母皆祸害”的氛围。在他看来，抑郁症成因复杂，有其特定生理因素，将责任全推给父母不妥。他女儿曾是患者，经他陪伴治疗后康复。“所有的疗愈，都离不开爱。”另一位老师说。

张进也引入了多位康复者分享，强调自救。他说，过去不懂心理学，更强调药物治疗，最近才对抑郁症的认知形成逻辑闭环：生物、心理和社会。抑郁症的患病和康复都与这三方面相关。而青少年在社会层面获得的支持极少，包括家庭。“很多孩子发病，但家长不知道那就是抑郁症。”

姚子阳的妈妈在卫生系统工作，在儿子确诊双相时，她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双相？”。了解后，她无法接受，夫妻二人痛哭一晚。杨玉明休学前，曾服药好转过，但李玥为了高考擅自给儿子停了药——这是大忌，即使是营内康复的讲师，也多仍在服药。此后儿子病情加重，近两年做了24次电休克。

由此，张进想要做“陪伴者计划”，用社群里的康复者和咨询师等力量，做有偿的一对一长期陪伴式咨询，以应对抑郁症诊治无标准流程，需更长时间、更多试错和调整的需求。这些都是现有体系的短板，当前中国精神疾病医生缺口超40万，而发病数和发病率都在上涨。亲子营是该计划的线下实践。

并不是每个人都支持。开营式上，杨玉明送了张进一句诗：“自以为渡，何以渡人。”被“误诊”双相后生不如死，他再也不信任何权威，近一年花费约10万元走访各地，学各类自救法。上课时，他有时会跑到一间小屋，练功站桩打坐。他感觉有好转，希望李玥给他半年，不要干预，如仍无好转，他再遵医嘱。

但李玥还是担心，找多人与儿子谈。“你再突破下自己嘛。”李玥对儿子说。儿子说，电击“相当于受刑”，他丢了半条命。当年为复学高考，他曾遵母嘱，用成功学自我激励，直至全面溃败。他说，关系好时，他能忆起母爱，但他受不了母亲多次干预。跨年当天，他看到手机推送了少年弑母的新闻，不寒而栗。杨玉明说，他不想让这悲剧发生在他家，想终结三代恩怨轮回，“而且是活着”。

徐嵩看不出躁狂，他认真地听每堂课，还会发言。近来，他开始走出家门，答应来苏杭参营。这得益于徐母无时无刻的鼓励，每天散步多几分钟，徐母都会说：“你看，今天又进步了。”他不想看书，徐母就把各类书散在房间各处，诱导翻阅。摔坏最后一台手机后，他内疚地说：“妈妈，我还是不用手机了。”

他也意识到，“人的价值不是一次考试就能决定的”，徐母常这样说。徐父来信也不再提清华、北大，只建议学点技能，但他仍想复学回校。轮到他做咨询，他说自己没问题，想让邹峰开导妈妈，让她别焦虑。徐母则说自己是装的，只为让儿子多点行动力。邹峰问，如今亲子关系是否良性循环，母子俩均点了头。

姚子阳和母亲则变得亲密，“怪父母太不应该了”。一年前，姚母放弃了处级干部的身份和前景，提前内退，来沪陪伴。母子俩租房看病，相依为命，“我只有他，他只有我了”。每周他们会看两场电影。生日那天，儿子掏钱请她，给她买爆米花，这是军人出身的她第一次吃爆米花。

治病期间，姚母皈依了佛门，每周去寺庙做义工。她变得柔软，学会退让，成了儿子阴晴不定的情绪出口。为了不让他再受伤，姚母暂未对外公布病情。姚母说，待儿康复，她将不再忌讳。“我要把这层面子脱下，让所有人看看，儿子曾经抑郁，我为什么离开工作岗位，这样我就更放下了。”

“我还是放不下，真的放不下。”李玥每天也会学国学，写修行日记，但旧时记忆太沉重，她说如今让她给70岁的母亲洗脚，她仍做不到。她是焦虑的，常见她与母亲们各诉衷肠。为给儿看病，她关了茶楼，经济变得拮据。

但她并非收获全无，疾病面前，零星的幸福也能让她感到疗愈。这些年，老公开始担起责任，陪儿子去外地治疗，在家主动做家务。刚入2019年的苏州异常湿冷，李玥忙碌间，老公主动送来围巾，她感动得拉着很多人说：“我老公居然给我送围巾了，以前他从没送过。”

一天，邹峰给他们做咨询，见李玥与老公背对而坐，说：“你们应该学会牵起彼此的手。”次日，摄影师来拍照，老公结婚20多年来第一次主动牵起她的手。两人随后牵手穿行在树林里，仿佛在一起穿越一道迷宫。

（患者和家属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