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塞勒：乐于戳穿“皇帝新装”的经济学家

这是美国芝加哥大学10月9日提供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的照片。（新华社/路透/图）

2017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理查德•塞勒。塞勒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行为科学与经济学教授，行为经济学创始人之一。

行为经济学是一个年轻的学派，但已有三位代表人物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因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贡献，揽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1年后，行为经济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罗伯特•席勒与其他两人分享了当年的诺奖，不过表彰的是他在金融学方面的贡献。

2002年，卡尼曼在领奖时说：“我不想放弃委员会对我个人贡献的肯定，但是我要说，实际上大部分心理学与经济学的整合工作是由塞勒完成的。”自此之后，卡尼曼一直都在向瑞典皇家科学院推荐塞勒。出生于1945年的塞勒比卡尼曼小11岁，根据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对塞勒最新的电话采访，在今年颁奖时，塞勒将会和卡尼曼一起出现在瑞典皇家科学院里。

山东大学行为经济学博士陈茁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卡尼曼和塞勒二人共同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桥梁搭建了起来。“心理学家卡尼曼搭的部分是从心理学向经济学，塞勒搭的部分则是从经济学到心理学。”陈茁说。

10月10日，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余方。2000年—2005年，余方在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正是师从理查德•塞勒教授。目前，余方与塞勒正在合作一个关于瑞典退休金体系改革的项目。

根据余方介绍，塞勒比较放松，爱开玩笑、讲笑话，也很愿意尝试新的东西。他参与管理自己盈利颇丰的对冲基金，平时喜欢享受生活，是整个布斯学院里最风趣的一个人。

在经济学界，如果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获得诺贝尔奖，标志着这个学派正式跻身主流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自2002年卡尼曼获奖开始，“转正”为主流经济学。而在此之前，作为行为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塞勒一直自嘲自己从事的是离经叛道的异端研究，但他并不觉得不妥，相反，他很乐于享受挑战当时的主流经济学。

据余方介绍，在早年，塞勒的学术生涯并不顺畅。他刚毕业的时候，由于研究和兴趣爱好与主流不同，很难找到工作。后来他在罗彻斯特大学找到了一份讲师的工作，但这是一份类似“临时工”的工作。并且，由于他所研究的东西跟主流经济学不符，一些学术期刊的编辑和审稿人并不认同，他的文章也很难得以发表。

2003年6月15日，塞勒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毕业生典礼上的致辞中，回忆了自己如何走上行为经济学研究的道路。他提到，早年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下属（lousy subordinate），不适合从商，因为商界要求下属必须按上级指示行事。他认定自己要从事一种“没有人告诉我该做什么”的工作，于是，进入学界就成了他的自然的选择。

而在学习经济学并拿到博士学位，开始教学研究的几年之后，他又认识到自己最多只会成为一名“中等水平”的经济学家，他的论文指导老师Sherwin Rosen曾经告诉纽约时报，在学生时代，他的老师们对塞勒所能取得的成就“并不抱多高的期待”。

更要命的是，塞勒还觉得经济学“有点乏味”，他的兴趣所在是观察人们的行为。他发现，人们的行为并不符合主流经济学理论所预设的“理性经济人”原则。

以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提出“经济人”的概念为代表，主流经济学认为，人是纯粹的理性计算者。塞勒观察到的人的行为却不是这样。

早在1970年代塞勒在罗彻斯特大学读博士时，做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令他大吃一惊。这个问卷提供给受访者两个情境：第一个是假设社会上爆发某种疾病，导致每个人的死亡率都增加千分之一，现在有一种解药吃了可以让死亡率下降，你愿意花多少钱买这种药？第二个情境是，你好端端地生活在一个没受疾病感染的地方，但是你的老板想要派你冒着千分之一的死亡风险进入疫区工作，他需要额外付你多少钱，你才愿意接受这样的差事？

根据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两个问题的答案都代表了“千分之一的死亡率值多少钱”，因此同一个人对于两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大致相同。

可塞勒搜集到的问卷结果却是：针对第一个情境，大多数受访者不愿意付超过2000美元的代价；针对第二个情境，有许多人认为至少要补偿他50万美元才够。

塞勒把这个发现拿去找他的指导教授讨论，指导教授却叫他别在这种事情上浪费时间。

但塞勒并不放弃，反而继续收集类似的案例，最后把自己观察到的这些违反经济学原理的人的行为列成一个清单，后来还据此写了一本书《不当行为》（Misbehaving）。他做的这些研究让他的经济学界同侪们感到懊恼，因为这挑战了主流经济学的结论。

比如，他在《不当行为》中写到，他的朋友史丹利对花粉过敏，可是每个周末却忍着过敏在自家院子割草，不愿意花10美元的金额雇一个人来代劳。当史丹利被问到如果邻居出20美元请他割草，他是否愿意帮忙？他的答案却是斩钉截铁地不愿意。这里的矛盾在于，如果史丹利不愿意花10美元请人帮忙割自家的草，似乎表示他的时间成本（外加忍受花粉过敏的痛苦）不值10美元，另一方面邻居用20美元却请不动他，表示他的时间成本比20美元还贵。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他完全可以从他的邻居那里挣得20美元，再花10美元雇人打扫自己的院子，获得10美元剩余。

再比如，在暴风雪天气，为什么拿到免费赠票的朋友会放弃长途开车去看球赛，但是自己花钱买票的人却执意冒着危险出门去看比赛？在经济学原理中，花出去的钱是沉没成本，得到赠票的和自己买票的人，去看比赛的机会成本是一样的。

塞勒试图致力于解释他观察到的人类非理性的“不当行为”时，遇到了两位知音——以色列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特维斯基（Amos Tversky）。

塞勒发现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当时正在进行的心理学研究，可以解释上述不当行为。塞勒回忆称：“我从这两位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摘要‘不确定性的判断：启发法和偏见’开始读，我的心脏开始跳得就如同一个游戏快结束那几分钟时那么快，我花了三十分钟阅读这篇文章，随后我的人生就彻底改变了。”

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对这两位以色列心理学家闻所未闻，而年轻的塞勒却视他们为自己的偶像。在他了解到两位偶像将于1977年-1978年在斯坦福访学一年后，他也跟着到了斯坦福。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决定沿着这条将心理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的路探索下去。这一年，他32岁。

1980年，35岁的塞勒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行为经济学的论文“消费者选择的实证理论”，其中援引了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大量论点，提出了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即相对于机会成本来说，人们更重视自己的损失。后来他又总结出心理账户、自我控制、公平尺度等人类行为的心理动因，用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的选择会“系统性地偏离”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2003年，塞勒58岁时，两位“偶像”早已成为他的好友和学术合作者，卡尼曼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本应该与他同获此奖的特维斯基，已不幸于1996年因病逝世。回望自己26年前所做的选择是否“理性”，塞勒本人如此总结道：“当我决意踏上一条经济学研究的新路时，我没预料到自己一定会成功，我甚至觉得成功的概率还不到50%，但我觉得这依然是一个‘理性’的选择。理由之一是，我的机会成本并不高，因为我当时只是一位平庸的经济学家；理由之二是，我乐在其中。真的，有什么事比做‘皇帝新装’故事中那个戳穿真相的孩子更有趣？尤其当你的同行们还在忙着描述那件新装上的钮扣是什么样时。”

行为经济学的最大价值在于，将真实的有缺陷的人性和人的有限理性，纳入到经济学分析方法中。与弗里德曼的“经济人”概念相对应，塞勒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人”的假设。对两个概念的区别，塞勒总结为：“经济人”的思维如爱因斯坦般缜密，记忆力如计算机般强大，意志力如圣雄甘地般坚韧，但我们平日里见到的平常老百姓却不是这样。

根绝陈茁所梳理的学术资料，1981年，塞勒曾与Shefrin合作发表《自我控制的一个经济理论》，在这篇文章中，塞勒讲到，人的决策可以视为一个思想与身体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思想做计划，但是却不能亲自行动，必须委托身体来做，但身体只想要束缚，于是出现了自控的问题。

1985年，塞勒又发表了《心理账户与消费选择》一文，将“心理账户”这个概念给理论化了：人并不是把所有的损失和收益放在一起来计算的，而是把它们放进不同的账户单独计算。通过这个假说，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如好消息要分开说，但坏消息要一起说。当年，塞勒还与De Bondt合作发表了《金融市场反应过度了吗？》，文章认为，市场中的交易者因为是有限理性的，所以会产生情绪化的认知偏差。

在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词中就写到，“通过探究有限理性、社会偏好以及自我控制的缺失，他演示出这些人类特性如何系统性地影响了个人决定以及市场结果”。这正好包括上述三篇论文的主要内容。

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不仅要能发现和解释现实问题，而且还要提出解决方案。在发现人们的不理性行为动机之后，赛勒所致力的工作便是，在公共政策领域设计一些方案，以引导人们去做更理性的选择。他将之称为“自由家长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并将其应用于增进人们的健康、财富和福利。

“自由家长制”背后的理念有两部分，一是企业、大学和政府可以设计一些政策方案，使人们在行动时更容易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行为；二是不得侵犯人们自由自主选择的权利。

集中体现这一理念的著作，是2008年出版的塞勒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卡斯·桑斯坦合著的《助推》（Nudge）一书，其中阐述了如何通过“助推式营销”在不需要强迫的情况下巧妙引导人们做出更理性的选择。一个广为流传的经典案例是，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基浦机场的男卫生间里，每一个便池里都刻了一个黑色的苍蝇。男性在方便时，因为找不到可供瞄准的靶子，所以经常把四周搞得一篇狼藉。而他们一旦发现了目标，就会专攻一点，这个黑色的苍蝇无疑扮演了这个角色，便池的飞溅量降低了不少。

当然，塞勒推动的是增进更广泛人群福祉的事业。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中，瑞典皇家科学院就肯定了塞勒所创造的“助推”在养老金储蓄方面的价值。10月9日，在接受诺贝尔奖官网采访，谈到行为经济学如何用来制作公共政策的工具时，塞勒也强调了他们的研究已经大大改变了世界各地的养老金制度。

比如，赛勒的团队曾在一些美国公司里试行一种旨在鼓励雇员们多往自己的养老金账户“401（k）计划”存钱的方案。由于短期利益为先，很多雇员不愿意主动为自己多存养老金，以至于晚景凄凉，这实际上是不理性的。

赛勒等设计的一个方案是，邀请雇员加入一个养老金与职级挂钩的计划：每当该雇员的职级获得提升时，就自动增加对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这样，雇员就不会因为扣除养老金后的到手薪资变少了，而拒绝做出对自己更好的选择。在试行这个方案的企业中，雇员养老金账户“401（k）计划”中的储蓄额迅速地增加了三倍，几乎无人退出。

余方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了他与塞勒正在合作的瑞典养老金的项目。据他介绍，从2000年开始，瑞典的养老金有一个新的系统，有四五百个基金可供选择，每个人可以把钱放到不同的基金里。但这个系统有一定的弊端，今年年初就曾曝出丑闻，有基金管理者带着钱跑路了。

17年过去后，政府反思这个系统的得与失，希望能够对一些具体的细节进行设计，让市民选择到更好的基金。这正需要应用到行为经济学，而这些能影响市民选择的设计，在行为经济学中叫做“选择设计师”。

“好的系统会帮助到很多人，这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所想要得到的，而不仅仅是发表一篇文章，在简历上多出一行。”余方说。

从1995年开始，塞勒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这里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摇篮，自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共有89位经济学家获此殊荣，其中有28位来自芝加哥大学。余方打趣说，由于这里的老教授得奖的几率很高，每到10月份，就会有一些教授去理发，以准备获奖之后接受采访。

但另一方面，芝加哥大学又是“有效市场假设”的发源地和大本营，由此所诞生的新古典经济学曾抬着我们今天的社会走了几十年。在早期，行为经济学甚至被视为“异端”，而不为主流学界所接受。

“有效市场假设”的理论是上世纪70年代由法玛提出来的。在芝加哥大学，法玛是一个教父级的人物。自上世纪60年代出道以来，他便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2013年他与罗伯特•席勒共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让余方印象深刻的是，芝加哥大学开研讨会，法玛总是会坐到演讲者右手边的第一个座位。比他地位低一点的学者会坐在他的右手边。有时候，新来的博士不了解情况，坐在了法玛的位置上，大家就会倒吸一口气，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对法玛的尊重。

1985年尚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塞勒发表了《金融市场反应过度了吗？》，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有效市场假设”，引起了不小的论战。在学界，也有人将塞勒和法玛视为两个针锋相对的教授。在开研讨会的时候，布斯学院行为经济学方面的教授也会主动和法玛为代表的金融学方面的教授分坐两方。

但事实上，二人虽然在学术上观点不同，私交却很好。10月9日，在得知塞勒获得了诺内尔经济学奖之后，芝加哥大学就给塞勒开了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问到他与法玛的关系，塞勒则风趣地回答说，他正在努力同法玛在高尔夫球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余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位教授经常会在一起打网球。而在几天前，他与塞勒教授通电话的时候，塞勒告诉他，他刚刚和法玛打了一场高尔夫球。据余方介绍，1995年，芝加哥大学引进塞勒的时候，曾得到了法玛的支持。

“这是一个顶级学校的氛围：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和学派，但是我愿意和你做同事和朋友。”余方说。

余方在2000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布斯学院求学，1999年他曾在此旁听了塞勒的“行为金融学”的课程。当时是该学期的最后一节课，塞勒把法玛请到课堂上，塞勒给学生们布置的作业就是，只要能驳倒法玛，成绩就能得到A。不过，最后谁也没能得到A。

塞勒获奖之后，中国媒体对其广为报道的是，他曾客串出演获得2016年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的电影《大空头》， 他和女明星赛琳娜•戈麦斯去了拉斯维加斯的一家赌场，向人解释什么是担保债务凭证。

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时代周刊》曾经报道，2008年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被称为“行为经济学梦之队”的智囊团，其中就包括卡尼曼、塞勒等学界的代表。这个梦之队帮奥巴马竞选总统时，在传递信息、筹款、谣言控制和选民动员上出了不少主意。奥巴马竞选团的指挥者迈克尔•摩根曾惊叹，这些人真是懂得什么能够打动人心。

在跟随塞勒读书的五年时间里，余方觉得塞勒不是学术圈典型的那种教授，相反他是一个风趣、爱开玩笑，热爱生活的人，他去拍电影是为了好玩，他的选修课在芝加哥大学也备受欢迎。

早些年，塞勒在布斯商学院开设了一门管理决策科学的选修课程，这是一门针对所有MBA开放的课程。在芝加哥大学，选修课的座位有限，学生们想上谁的课，可以给这个课程发一些点数来竞拍课程，课程越热门，点数就越高。而这门管理决策科学的课，每年都是点数最高的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