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晚期太痛苦，可以请求“安乐死”吗？医生这次讲了实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傅达仁”这个人，他是台湾体育频道著名主持人，是篮球选手、教练、获得过金钟奖。

晚年时，八十多岁的傅达仁饱受胰脏癌的折磨，癌症治疗的过程中，身体每况愈下，他也曾坚持过，只是难敌病魔纠缠。在与家人的沟通倾诉中，傅达仁明确表示了自己想要“安乐死”的意愿：“痛不在你身上。我已经八十几岁了，我活够了。”

在生命最后的两年，傅达仁积极探访那些“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美国加州、荷兰、比利时……同时，他也在积极推动台湾“安乐死”合法化，只是没有成功。

直到生命尽头，傅达仁选择在瑞士完成自己的心愿。因为瑞士是唯一一个接受外国人执行“安乐死”的国家。而家人也从最初的反对到同意他的决定，尊重他的选择。

2018年6月，傅达仁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瑞士执行“安乐死”，分4次喝完药水，在儿子的怀里停止了呼吸。

今年2月24日，傅达仁的家人首次公开其“安乐死”的执行过程录像，在录像中，傅达仁被家人紧紧环绕着，对比家人的悲伤，他更显得轻松。

“再见，Farewell so long.（再见）”傅达仁举起药杯，面对镜头，微笑着与世界告别。

“无痛”是大众对“安乐死”最直接的想法。

傅达仁认为：“自杀是要烧炭，要上吊，是痛苦的。安乐死是你喝下一杯，安安静静地睡着，是无痛的。无痛才可以叫做安乐死。这也可以避免‘过度医疗’，不仅可以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也能减轻病人的痛苦。”

而《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对安乐死的定义是：“对于现代医学无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

从 1994 年起，我国每年都有代表提案“安乐死”合法化，在1997年召开的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支持，自此“安乐死”成为一股趋势。但多种复杂因素的综合结果，使我国目前还未通过安乐死合法化的任何提案。

“生如夏花之绚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随着人们对死亡的想法越来越透彻，在无法挽救的疾病、无法抵抗的痛苦面前，生存变得艰难，而“安乐死”无疑为患者带来一种新的解脱思路，但同时也让家属和医生陷入困境。

1986年，陕西一名普通职工王明成的母亲夏素文因肝硬化进入医院治疗，但因为病情危急，医院当日即开出病危通知书。随后的治疗中，夏素文饱受痛苦，喊叫想死。

王明成不忍看母亲受苦，于是向主治医生蒲连升提出用药物让母亲无痛苦的离开，蒲连升从最开始不同意但最终被说服，给病人开了100毫升复方冬眠灵处方一张，在处方注明“家属要求安乐死”，并让王明成签字。

随后，因王明成大姐、二姐的控告，王明成和医生蒲连升被公安机关逮捕，以“故意杀人”为罪名被起诉。

这便是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此事轰动一时，而蒲连升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作为一个医生，尽我医生的职责，减轻病人的痛苦，何罪之有？”而他最终也因“剂量不致死”而被无罪释放。

但王明成的遭遇却颇有讽刺意味。2003年，王明成因为得了胃癌住进医院，饱受病痛折磨的他要求给自己实施“安乐死”，但由于国家没有立法，医院只能拒绝。7个月后，王明成在病痛中停止了呼吸。

他曾求医生为自己的母亲解脱，16年后，他为了自己再次提出请求，可是16年来“安乐死”依然没得到合法化，他只能在病痛中离开……

几十年来，“安乐死”的各类事件不断发生，立法却迟迟没有动静。

有学者认为，“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的界定问题是安乐死合法化道路上的一大阻碍。北京大学刑法学博士生导师王世洲教授说：“中国的法律并不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迄今为止，中国的‘安乐死’案件全部都是以故意杀人案件来处理的，但是由于此类案件的特殊性，被告人一般都被减轻处罚。”

我国法律对人的生命权和生存权都有做出积极的规定，但“死亡权”并没有给出肯定的回答。“安乐死”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对“生存权”的剥夺，存在法律冲突。

而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很多晚期癌症患者需要家属尽心尽力地护理，但对抗癌症是长持久战，家属的耐心可能正在被一点一点消磨，如果同时看不到希望，家属就会产生“人财两空”的想法。

反对“安乐死”的人们认为，如果这个时候家属催生患者做出“安乐死”的要求，无疑是为教唆他人放弃生命的人群提供了绿色通道，严重违背道德。

另外，实施“安乐死”的主体一般是医生，这不仅要求医生有高超的技术水平，还需要高尚医德以及与患者之间的绝对信任。和谐的医患关系是正确实施安乐死的保障。

然而现今社会中，医生与患者之间并不能完全信任彼此，持反对意见者担心“安乐死”的合法化可能会产生医生滥用“安乐死”，来掩饰自身造成的医疗事故；医生也会担心，一旦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会不会“招致”医闹和诉讼。

虽然现在癌症已经成为“慢性病”，靠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能极大地提高生存率，但仍旧不能排除一些饱受病痛折磨的癌症晚期患者。

常有晚期癌症患者向医生提出要求实施“安乐死”，他们觉得自己熬不过去，“生不如死”；或是因病致贫，不想拖累家人等等，每位患者都曾想过放弃生命。

而小艾也时常在文章评论区看到大家对癌症晚期患者实施“安乐死”的支持态度，每个人面对生死抉择时考虑的问题不一样，所属的境况有差别，做出的选择也就不一样，这里无可指摘。

但有一个问题，大家或许没有注意到，“安乐死”实施对象的条件或者标准是什么呢？总不能每个人一提出这种请求，医院就给予实施吧？

针对这个问题，许多国家已经有了明确规定，如日本横滨地方法院列出了积极安乐死必须满足4个条件：一是病患遭受了无法忍受的肉体痛苦。二是病患已经濒临死亡。三是病患的病情无法治愈，在尝试了所有能够尝试的手段后，仍然找不到挽救生命或减轻其痛苦的治疗手段。四是病患本人清楚表达了放弃生命的愿望。

那么，如果在我国，该如何界定这个范围呢？

“安乐死”作为一个现实性问题，已经不再是局限于医学角度了，要考虑的也绝不仅仅是立法问题。对于晚期癌症这类不治之症患者，上述条件或许已经是“常态”，那么，他们是否可以提出“安乐死”，或是应该选择“安乐死”呢？小艾想，这个问题应该让大家来回答。而正视与争论，会让你对这个问题理解得更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