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癌症晚期我们最想问的问题：该治疗还是安乐死？

面对癌症，无论是患者和家属，谁不盼望着能治好？为了活的更久，哪怕只有一丝可能也不想放弃。可经历了这样一场痛入骨髓的死别，医学能否创造奇迹黄勤忠不知道，他知道再来一次，绝不会因为自己不想留下遗憾而硬将肺癌晚期的父亲再推向绝境。

经本人同意，黄勤忠愿意将他与父亲的经历讲述出来，给那些痛苦边缘的正在纠结晚期癌症该不该继续治疗的患者家属一些帮助和参考。

2017年12月8号，是我见父亲的最后一面，也是把他从医院接回来的第二天。那天记得很清楚，上午10点21分，母亲唤我去给父亲翻个身，我拿着毛巾和脸盆进去，发现骨廋如柴的父亲半躺在床沿边，看上去比前几天稍微有点精神气，心里暗自高兴了些许。正准备给父亲擦拭手臂时，他吃力的摇摇头，轻声的唤着我儿子的名字。当我把儿子叫进来的时候，父亲就这样张着大口拼命的喘着气，最后一口气没缓上来，睁着眼睛去世了。

母亲看到这一幕扑在父亲身上嚎啕大哭，儿子也一个劲得喊着爷爷，只有我仿佛遁出了这个世界，挣扎在无边的黑洞里，挪不动脚步。为什么那么快？我不停的问自己，我还有好多话来不及说，还有好多事未来的及为你做，就这样一转身，永远的离开了。

在出殡后第四天，我在书房无意中翻到了父亲留下的日记，其中有一篇是他肺癌复发第二次进医院前一周写的，上面提到了他当时的心境，以及对死亡的看法。虽然我们之前也有谈起过这个话题，但都是我片面不认可一言蔽之而结束，想来当时的父亲已经坦然的接受了事实，只有我还不能释怀，甚至拉着父亲要求继续治疗，以至于在持续化疗后的两周，父亲身体状况极速下滑，虚弱到只能依靠别人帮忙才能翻身。

我总是告诉父亲，现代医学有多么先进，创造了多少奇迹，也总是希望奇迹能降临到父亲身上，但终究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在查出肺癌复发后的一周，我劝说父亲再次走进医院，从培美曲塞加卡铂到特罗凯、易瑞沙，再换到紫杉醇，大剂量的药物进入父亲身体内，也无法阻止晚期癌细胞的疯狂吞噬。最终在医生的劝退下，把父亲拉回了家，不幸的是第二天便离我们而去。

对于父亲的继续治疗有太多的遗憾和不甘，错综复杂的心情想来也是一两句道不明白，只想告诉大家，对于晚期肺癌，尤其是已经转移扩散的患者，家人的陪伴比医院继续治疗更重要，然而这一点我却没做到。如果能重新来一次，打死都不会再送父亲进医院治。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里有一个安宁疗护中心，这里住着很多癌症晚期的病人。从2017年3月至今，安宁病房前后入住了三百余位恶性肿瘤末期病人，平均入住率不到一个月，仅2018年就有106位患者离世。

入住安宁疗护中心的人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 医生诊断生命只有3-6个月；

· 本人和家属理解和同意护理方案。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都知道“安宁疗护”是什么意思吧？临终关怀而已。

安宁病房里有个前列腺癌晚期骨转移的老头，发现这病时他就选择放弃治疗，拒绝了儿子从国外给他买的三万一瓶的抗癌药，他说：“我只要病重的时候解决我病痛，少让我难受，我怕难受，不怕死。”

入住安宁病房的人其实心里都清楚放弃治疗意味着什么，他们选择了安宁疗护的药物只是用来缓解或减轻症状的选择，他们选择这里只是想温和度过临终期，体面地离开。

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中间有灰色地带，从深到浅连接着黑白两边。生命也并非是生即死，中间是从生走向死的一条路，或痛苦的漫长或温和的短暂。

正如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写道，“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很多晚期癌症病人都有过一个念头：安乐死。即使在安宁病房的病人，也经常问护士“可以安乐死吗？” 安宁病房是尽可能减少痛苦，但不可能终止痛苦。

可在中国，安乐死并不合法。安乐死赋予了人在“人情之内、法律之外”杀死他人的权力。它涉及到太多道德、伦理、医学、法律的多重因素，集合成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行业内对于“安乐死”的有关政策持相对谨慎的态度。立法实施“安乐死”，需要社会伦理及前期相关立法支持，目前还存在较多困难。

安乐死合法性的推进还需要长时间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