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第58条的深思

实践证明，一部《伤寒杂病论》是值得每一个中医大夫终生必修的经典，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实实在在地训练临证看病的本领，还在于实实在在地达到显效乃至治愈的标准，更在于它使医者能够对某些疑难病症（如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肿瘤等）具备一种“攻坚”的学术潜力。

《伤寒论》第58条云：“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阴阳”在这里有具体的含义，“汗”与“下”属表里之阴阳；汗法本身又涉及营卫之阴阳；“吐”作为祛邪的一种治法，目的在于调和半在表半在里之阴阳；而“吐”与“下”，又提示出“在上者因而越之，在下者引而竭之”，属上下之阴阳；与“亡血”相对应的是气，属气血之阴阳；“亡津液”，津与液有清浊之分，是为清浊之阴阳。 “自”指机体本身的调节机能，这又是多层面的，其中包括抗病机能。 “和”指多样性的有差别的统一，如五味调和、八音和谐之“和”。注意，“和”不等于“同”，《国语·郑语》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表明不同质事物的和谐结合乃是“和”。用在此条，和就是清浊、刚柔、表里、上下等矛盾双方的相济相成。“凡病”都是“阴阳不和”，为医者的目的是使病人重新达到“阴阳自和”。这就意味着，医生治病绝非用什么药就一定治什么病，抑或什么病就一定用什么药的单纯治病观点。实际上是张仲景提出了一个万病通用的法则，继而用后面诸多条文涉及误治、坏病的实例，从反面来论证这一法则。“若”作“或”解，是一种假设状态。引申而论，此“阴阳自和”即属此类结构，《平脉法》中的“阴阳相抱，营卫俱行，刚柔相得”：阴阳（营卫、刚柔）是指两种可以区分又相互对抗的病性、病势、病程，而“自和”使两者相依、互补，表现为向愈的过程，所以“阴阳”是物质基础（本条阴指血液，阳指津液），“自”是功能活动（抗病能力），“和”是二者的统一，是结果，是恢复生理上的协调稳态。当然，作为医者，这“和”也提示出治疗上的“度”，即无太过与不及。本条把“阴阳自和”同“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并提，揣摩仲景用意，绝非不去治疗，坐等病家“自愈”，而是强调医者要对难于“自和”或不能“自和”的情况详细审视，并在积极治疗中注意维护机体的“自和”机能。而过用汗吐下法，致使人体正气大伤而“亡血、亡津液”，是从根本上破坏了“阴阳自和”的机体自然疗能，是与中医的治病精神相违背的。自和是自愈的必要条件。由此可知张仲景的疾病观与治疗观，强调的是充分调动机体自身的机能抵御病邪，战胜病邪，而不是单纯的“治病”或单纯的“药物”观点。临床上之所以出现大量的邪未去而正先伤治案，其根本原因就是置人体正气于不顾，一味地攻邪，忘记了“自和”，当然更谈不上什么“自愈”了。“凡病”即无论何病，泛指一切疾病，语气非常果断。“病”前冠以“凡”，这在《伤寒论》398条经文中是罕见的，表明这一条的文字有高度的概括性与指导性原则，这一原则就是：以保存津液为物质前提，以阴阳自和为人体机能之根本，如此才能“必自愈”。这是充分调动人体自然疗能的万病不易之法，是仲景留给后人宝贵而深刻的治病经验。如今抗生素的滥用，肿瘤放化疗的高强度杀伤，恰恰是忘记了人体自身这个根本。 药物本身是为补偏救弊而设，“过当则伤和”，故医者病治到一定程度“当思减损”，给机体自身一个调整修复的时间空间，而无须药竟全功，《黄帝内经》所谓“衰其大半而止”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