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中1两到底等于3克、8克，还是15克？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中的药物剂量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至今仍是悬而未决。

本文作者深谙其道，并从临床用量、“药称”折算、古代衡器（权）和量器直接核算等方法，经多方思考实践，历尽艰难、仔细推敲，最终得出最有依据的结论。

这种对中医与经典求知求真、踏实钻研的精神，值得我们中医人学习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药物剂量问题作者：柯雪凡、赵章中、张玉萍等。《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中的药物剂量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至今仍是悬而未决。现就近年对这个问题的几种不同看法进行讨论，并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1—根据临床常用量估计

1979年出版的湖北中医学院主编的《伤寒论选读》具体地把 《伤寒论》中汉代的1两折合为3克，1升折合为60—80毫升或18—30克。

此书沿用1964年出版的《伤寒论讲义》（中医学院试用教材）的观点，认为“关于剂量之标准，古今不一。

汉时以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即二十四铢为一两。 处方应用时，一方面根据前人考证的量制折算，更重要的是依据临床实践，凡论中云一两者，折今约一钱。 云一升者，按重量折今六钱至一两不等，按容量可折60至80毫升。 ”

我们认为，医生对某一种药物的习惯用量是一回事，东汉时1两折合现在多少克是另一回事，两者不能等同起来。

这种用临床常用量来估计仲景用药剂量的方法，早已有之。 如徐灵胎《医药源流论》认为“自三代至汉晋，升斗权衡，虽有异同，以今较之，不过十分之二。 ”

汪昂《汤头歌诀》认为“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矣。 ”徐、汪两人均为清代人，出生年月，相差不过七十余年，当时的衡制并无变化，1两合今之37.3克。 而所估计的剂量相差竟达一倍。

就以近年临床来说，各个医生的习惯用量差别很大。 如上海的夏理彬老中医，桂枝只用三分到五分（1-1.5克)，而沈宝善老中医，桂枝常用一两到三两(30-90克），相差数十倍。 即使采用临床常用量的平均数，也是不妥当的。

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医生的用药剂量差异之大，实难统一划定。 所以根据临床常用量来估计仲景用药剂量，并不是一个好方法。

—2—

根据某种药物单位体积测比重推算

近有陈家骅氏等的论著《经方药量管窥》(见《浙江中医杂志》1981年第5期），以《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篇乌头桂枝汤方后的煎煮法为根据， 推算出东汉的1斤合今之126克，1两合8克。

理由是方后记载“后一味，以蜜二斤，煎减半，去滓，以桂枝汤五合解之，令得一升……”认为1斤蜜的容积为0.5升（五合）， 根据东汉1升合今之198毫升，则0.5升为99毫升。 又测得生蜜比重为1.27克/毫升，于是推算出上述结果。

我们曾进行了一次简单的实验： 用100亳升市售的蜂蜜（比重为1.38克/毫升）加温，当减少到81.7毫升时，重量由138克减少到116克，蒸发水分约22克，比重变为1.42克/毫升。 此时烧杯底部的蜂蜜已呈焦黑，冷却后凝成固体。

据此我们认为：“以蜜二斤，煎减半”之说，是约略之辞，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且经煎煮后的蜂蜜是不能再以生蜜比重为标准的。

因而陈氏推算的基础是不可靠的。 再查考一下这一条原文，各种版本文字上有差异，如《千金方》为“白蜜一斤，煎减半，”《金匮要略心典》为“以水一升，煎减半。 ”这种以有争议的文字作为推算的依据，意义就不大了。

清·王朴庄《考证古方权量说》也曾根据《千金方》蜜1斤得药升7合，及《灵台仪象志》水与蜜比重为20：29的记载，以自制药升1升水为一两二钱，推算出1药升蜜重一两七钱四分。

据此又得出“古十六两，今重一两二钱一分八厘。 古一两，今重七分六厘强”的结论。 然而王朴庄自制的药升，并非是东汉时期的升，故上述数据也就不能认为是东汉时期的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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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药秤”折算

1959年出版的中医研究院编的《伤寒论语译》和1974年出版的《金匮要略语译》两书，一方面引用《中国度量衡史》的材料（东汉一两相当于13.92克）。

一方面引用唐·苏敬编的《新修本草》中的一段话，认为东汉时有药秤，只有普通秤的二分之一， 把《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中的1两折为6.96克。

《新修本草》（成书于唐显庆4年，公元859年）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古秤皆复，今南秤是也。 晋秤始、后汉（即东汉）末以来，分一斤为二斤，一两为二两耳，金银丝绵，并与药同，无轻重矣。 古方唯有仲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作汤，则水为殊少，故知非复秤，悉用今者耳。 ”

要理解这段文字的涵义，先要搞清楚两个问题： 一是后汉末以来，晋代开始，衡器的称量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及如何分一斤为二斤，一两为二两？二是这段文字中所说的“今秤”，当然是指唐代的称量，而今称与张仲景的称量相似，那么，“古秤”是指什么时候的称量？

根据史料记载，我国的度量衡制度于新莽时期曾进行了一次整顿，但是至汉末晋初，由于封建地主阶级贪得无厌、残酷剥削，称量任意增大，当局者无法控制。

如《晋书·裴秀传》记载： “頠（裴頠，裴秀之子）通博多闻，兼明医术，荀勖之修律度也，检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余。 頠上言，宜改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医权衡。 此若差违，遂失神农岐伯之正。 药物轻重，分两乖互，所可伤夭，为害尤深。 ”

《晋书·律历志》记载： “元康（公元291—289年）中裴頠以为医方人命之急，而称量不与古同，为害特重，宜用此改治权衡，不见省。 ”

由此可知苏敬所说的汉末、晋初以来称量在逐步增大，晋初增大的具体数字已难査考， 到东魏、北齐（公元534—577年）时已增大到1斤合445.46克，比新莽时期（1斤合222.73克）约增大了一倍。

正如孔颖达《左传正义》所说“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 至隋初又增大为1斤合668.19克。

《隋书·律历志》记载“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古称三斤为一斤； 大业中依复古制。” 由此而知隋文帝开皇时以古称三斤为一斤，至隋炀帝大业时又恢复古制用小制，所以隋代存在着大小二制的情况。

这种大小二制的方法，唐代仍然沿用。 唐玄宗时修订的《大唐六典》记载： “凡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 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影，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

可见隋唐的小制是新莽时期官府制订的度量衡，大制是汉末、晋初以来逐步增大的称量。

所以苏敬说的“古秤”是指逐步增大的称量，东魏、北齐的称量正好是新莽时期的一倍，故苏敬说“古秤皆复。 ”

实际上很可能是指汉末、晋初已经增大的称量。 而绝不是指新莽时期官府制订的和张仲景（东汉）时期仍然采用的称量。 苏敬说的“今秤”是指隋唐两代的小制，其称量与新莽及东汉的称量基本相同。 这就是《新修本草》中所说的“古方唯有仲景而已涉今秤。 ”

当时不仅在药物方面使用这种小秤(或叫做今秤)，在金银丝绵等贵重物品方面也使用小秤。 所以苏敬又说： “金银丝绵并与药同，无轻重耳。 ”（南秤很可能是指当时的大制）这段文字的内容已经基本明确，不能证明《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剂量是东汉普通秤的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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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古代货币和重量间接核算

吴大徵氏根据新莽货币较得新莽时，两的重量是13.67464克（见《中国度量衡史》），刘复氏从新莽嘉量较得的是14.1666克（见（中国度量衡史》）。

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将这两个数据加以平均，得出新莽的1两为13.9206克，1斤为222.73克。 根据史料记载，东汉的度量衡承新莽制，故东汉的称量与新莽同。

1973年出版的《中医名词术语选释》、1977年出版的《中药大辞典·附篇》和1979年出版的《简明中医辞典》都引用了上述数据。 我们认为这种方法基本可取，但也有不足之处。

一是秦汉时期的货币，由于种种原因，其重量出入较大，即使同样是五铢钱，重量并不一样。 二是货币经过长久年代已有侵蚀。 因此也不可能十分精确。

上述各种说法，有根据临床常用量估计的，有根据某种药物单位体积的比重推算的，有根則“药称”折算的，有根据货币、重量核算的。它们都是采用了间接的方法来考证《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药物剂量问题，虽然有一定根据，但都不太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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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古代衡器（权）和量器直接核算

由于近年来考古工作的进展，东汉时期的度量衡资料日趋完整，由国家计量总局主编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中收集了许多汉代的“权”。 用权作为计算称量的依据，比较可靠。

经过核算，其中最轻的1斤合235.8克，最重的1斤合270克，多数在250克左右。 重量相差的原因，一为年久锈蚀残缺，二为各地自铸轻重不统一。

其中有一枚铜权，原存“通古斋”古玩店，1952年售给国家文物局，1954年拨交北京历史博物馆，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此权名为“光和大司农铜权”，高7.8厘米，底径10厘米，重2996克。 权呈半圆形，权身有一镶“检封”的方穴。

器身有铭文： “大司农以戊寅诏书，秋分之日，同度量，均衡石，桷斗桶，正权概，特更为诸州作铜称，依黄钟律历，九章算术，以均长短、轻重、大小，用齐七政，令海内都同。

光和二年闰月廿三日，大司农曹棱丞淳于宫，右库曹祾朱音，史韩鸿造，青州乐安郡寿光金曹掾胡吉作。 ”“光和”为汉灵帝刘宏年号，光和二年为公元179年，时间上与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年）为同年代。

从铭文可知，此权是当时的中央政府，为统一全国衡器而颁布的标准铜权。 根据中国历史博物馆考证，汉承秦制，大量出土的秦汉铜、铁权证明，秦汉衡制每斤在250克左右。

“光和大司农铜权”重2，996克，按秦汉衡制的单位量值和权的量级程序，此权当为12斤权。 据此折算每斤合249.7克。

有关方面认为“光和大司农铜权”可以作为推算东汉时期称量的标准，据此东汉的1斤应折合为250克，1两折合为15.625克(或缩简为15.6克)。 该权标准净重应为3000克，所以发生约13/10000的误差，可能是当时铸造技术上的因素。

东汉的容量问题，各方面所测得的数据比较接近。

1957年修订出版的《中国度量衡史》认为东汉的1升为198.1毫升，刘复氏从新莽嘉量上测得1升的容量为200.6349毫升（见《中国度量衡史》）；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商鞅铜方升，其容量为200毫升；近年在山西太原发现的西汉初年的“尚方半”(半斗即五升)，经装水实测，可容1000毫升（见1979年10月10日《文汇报》)；现藏上海博物馆东汉“光和大司农铜斛”容量为20400毫升；现藏上海博物馆东汉“元初大司农铜斗”容量为1970毫升（上述量器其容量不十分精确，很可能是当时铸造技术上的原因）；现藏南京博物院东汉“永平大司农铜合”容量为20毫升。

据此，东汉1升为200毫升，可以基本肯定。

我们认为，由史料、实物核算出来的数据，还得要接受医药科学实践的验证。 那么，1两=15.625克，1升=200毫升，这个数据是否符合医药科学的实际情况呢？试具体分析如下：

1、 药与水的比例是适当的。我们按上述数据配了一剂桂枝汤，用1400毫升（东汉时的7升）水煎药，煎取600毫升（东汉时的3升），药与水的比例基本合适。

苏敬在一千多年前就说过： “若用古（大）秤作汤，则水为殊少，”意思是说，如果把张仲景的药量增加一倍，水就太少了。 如果把张仲景的1两折合为3克，那水就太多了。

2、 一个方剂中药与水之间的比例是适当的，仍以桂枝汤为例： 桂枝汤中大枣用12枚，经实测约重30克。

汉代与现代大枣的重量估计没有多大差别，桂枝3两合46.875克，桂略大于枣，这是适当的，如将桂枝3两合为9克，则枣大于桂三倍余，未免喧宾夺主。

3、 某些药物的一天用量比目前常用量大3—4倍。 可是，这些药物的一次服用量却与目前常用量近似或略高。

如桂枝汤中的桂枝，麻黄汤中的麻黄均用46.8克，比目前常用量大好几倍，但是这些方剂按张仲景原意只煎一次，将药汁分三次服。 上述桂枝与麻黄的一次服用量为15.6克，与目前常用量所煎的头汁中的含量近似或略高。

4、 一张方剂中所有药物的总量与目前常用量近似。 因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方剂中药味较少，如桂枝汤为5味药，按1两=15.6克算，总重量约为201克。

桂枝二越婢一汤为7味药，总重量约为89克。 而现在一般处方的药物约10—15味，每味药用量约10—12克，则总重量为100—180克，二者相近。

5、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有些药物的用量比目前常用量大10倍左右，如炙甘草汤中的生地黄用1斤(250克)，小柴胡汤中的柴胡用半斤（125克)，而恰恰是这些药物近年来的药理实验和临床实践均证明，用大剂量时有明显疗效。

近年来中药临床用量有逐渐增大之势，使用大剂量药物取得疗效的报导屡见不鲜，如治疗美尼尔氏综合征泽泻用至60克，白术用至30克而取得满意疗效（《新医药学杂志》1978年第11期）。

按《金匮要略》泽泻汤方中，泽泻用5两，合78克，白术用2两，合31.2克，古今用量基本相符。 治疗咳嗽细辛用至12—15克而取得满意疗效（《上海中医药杂志》1980年第4期）。 治疗早搏，生地用至210克而取得显著疗效（《上海中医药杂志》1982年第5期）。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药物剂量问题应按1斤=250克，1两=15.625克（或缩简为15.6克），1升=200毫升计算，这个数据，从中医学中药学的角度上看，略大于目前常用量而又符合目前的发展趋势。从度量衡史的角度上来看，也是正确可靠的。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上海博物馆马承源同志、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上海计量研究所资料室多次指导，谨致谢忱。）

参考资料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第60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王朴庄：吴医汇讲，卷九，第3页，清·乾隆五十七年(1793)刊本。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第60页，第57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本草经集注》，第33页，群联出版社，1955年。《大唐六典》，卷三，第47页，近卫公府藏版，昭和十年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印。《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第144页，第50页，第94页，第93页，第90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