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中医》废止中医案的历史真相
1927年汪精卫在复出担任民国政府行政院院长时,明确表态:
日本明治维新,第一件事是废止汉医。
在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整个卫生体制当中,西医占据了绝对优势。
整个卫生体系,从上到下的机构当中,西医界人士占据了统治地位。
当时的卫生部,从部长到地方机构的各级官员,或为西医出身,或为非医界人士,全无中医身影。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的与会人员,包括国民党中央执委褚民谊、卫生部次长刘瑞恒、次长胡毓威、参事金宝喜、参事严智钟、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颜福庆、东北防疫处处长伍连德、铁道部医务处处长胡宣明、上海国立医学实验室主任陈方之、上海市卫生局局长胡鸿基、天津市卫生局局长全绍清、广州市卫生局局长何炽昌,以及来自上海的西医医生代表三名、来自北平的西医医生代表一名,也尽数为西医界人士。
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与废止中医有关的提案包括《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统一医士登录办法》、《制定中医登记年限》、《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等四个提案。
经会议讨论,四个提案悉数得到通过,但因各提案的内容具有重复性,所以最终被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而主要内容和精神皆以余云岫所提《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为主。
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的四点理由:
1、中医的理论根基“皆凭空结撰,全非事实”;
2、中医的诊断手段“穿凿附会,自欺欺人”;
3、中医的治疗方式“对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完全不能为行政上之利用”;
4、中医完全无科学性可言。
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的六条步骤:
1、进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但到民国十九年即截止;
2、进行补充教育,但到民国二十二年即取消此措施;
3、到民国十八年满五十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二十年以上的旧医,可以不受补充教育而发给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有效期间以整十五年为限,期满即止;
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余云岫打算在五十年内逐渐消灭中医:
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
二者不准办学,使后继无人。
消息一出,举世哗然,上海中医协会召集沪上多个中医药团体,成立“上海特别市医药团体联合会”,并联络各省市中医界代表,召开全国中医师抗争大会。
大会于3月17日召开,全国15个省、243个县、4个市的代表共计281人出席,四川等省份代表因路远未能参加,但也汇款前来表示支持。
大会开幕词说:
“溯自帝国主义者之势力伸入我国,以文化侵略经济压迫之手段,麻醉民众之智能,吸吮民众之膏血,驯至四民穷困,野有饿俘,百业凋零,地多弃货,国粹则渐次沦亡,国产则日形疲滞。我中医药界幸藉此颠扑不破之实效,作硕果之仅存。四百兆之疾苦,赖以解除,数百万人民之生计,赖以维持。上裕国课,下利人群,其事业之重要如何,其责任之重大更如何!”
会议决定推荐代表赴南京请愿,经过争论和协商,最终确定谢利恒、隋翰英、张梅庵、蒋文芳、陈存仁等人为代表,在后来实际赴南京的请愿团中,还有“不居名义”的陆仲安、张赞臣、岑志良等人。
请愿团到达南京后,分别拜访了谭延闿、于右任、林森、戴季陶、胡汉民(因病未见到,由焦易堂接见)、叶楚伧、李石曾、张静江等,得到了广泛支持。
请愿团回到上海后很快就收到了南京的批谕:
“谕据呈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院改为医室,又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使中国医药事业无由进展,殊违总理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应交行政院分饬各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并交立法院参考。”
至此,“废止中医案”不获施行。
此后的1929年12月1日,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第一次临时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决议改称中医中药为国医国药。
1930年1月,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又呈请成立国医馆但未被批准。
1930年5月,因谭延闿、陈立夫等人的大力支持,国医馆提案得到通过。
此后,国医馆开始在各地组建分馆。
引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刘明海的观点结束本文:
“西医从一开始便掌握了话语权和制高点,并利用“废止中医案”获取了议题的主导权,并一直引领着中医界的抗争方向。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中医虽然得以保存,却要沿着西医为之制定的路径来发展,丧失了独立自主权。
甚至最优秀的中医师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点,并将中医科学化现代化作为合理的和应有的存在。
上海中医界基于“废止中医案”所作出的抗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对于中医的前途命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其斗争策略和斗争效果却难言完美,在心理上处于的劣势地位。
在丧失了独立自主权之后,中医的发展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发展至今甚至已无法与民国时相提并论,如今中国的“医”在普遍情况下都指代西医,而“中医”才是指代传统医学,例如医学院与中医学院、医院与中医院、医生与中医等概念的并存,都说明了这一问题。中西医之争还在继续,废止中医的言论仍不绝于耳。”
唯科学主义这一概念,简要地说,便是以为世间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在学者们看来,中国的唯科学主义者并非都是科学家或哲学家,很多时候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而来的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话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换言之,唯科学主义可被看做是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一种倾向。参见【美】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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