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成定局，想提高生育率，先解决剩男剩女婚姻问题

2021年5月11日，第七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人普）主要数据公布，结果并不令人意外：总人口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与此同时生育率持续走低、老龄化加速推进、劳动年龄人口进一步减少。值得欣喜的是，我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正不断提升。

“实际上，低生育率与老龄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前者主要受结婚率低、生育成本高等因素影响，后者则是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寿命延长带来的必然结果。”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佳告诉健康界，两者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应该客观中立看待。

不管人口形势如何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升，都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宿命，除非战争与瘟疫等极端情况发生，这一趋势几乎无法避免。

那么，结合此次人口普查，具体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目前的少子化与老龄化，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数量减少但教育水平提升，又意味着什么？面对前方未知的社会，我们又该如何自处？

新增总人口为何大幅增加

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总人口新增1173万，超过14亿。由于前几年新增总人口均在减少，2021年上半年由于七人普数据迟未公布，外界普遍猜测今年总人口可能出现负增长。然后普查结果显示，今年总人口不仅没有负增长，而且新增人口比前几年都高。

是什么原因造成今年新增人口大幅上涨？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陈卫曾对媒体表示，前面几年都是抽查数据，而今年是普查数据，前者漏报的可能性大，后者比较准确。

“过去人口抽查过程中，由于计划生育等历史问题，可能确实存在一定漏报，今年给算进去了，所以这个新增的数值就比较惊人。”李佳对健康界表示，除此之外，还存在过去十年数值的矫正问题，目前这个矫正值尚未发布，所以不好下结论。

目前官方尚未发布过去十年的矫正值，若想对此次人口数据进行更近一步的解读，还需更详尽的数据。据悉，统计局公布完整数据可能还需1-2年时间。

想提高生育率？先解决剩男剩女的婚姻问题

七人普关于新出生人口及0-14岁人口等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已进入“极低生育率时代”。

如果单从0-14岁人口数量及占比来看，2020年0-14岁人口为25338万，占比17.95%，较上一年均有一定回升，说明生育政策调整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近年新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已从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此后虽有所下降，但这一占比目前仍高于40%。

这意味着，2020年0-14岁人口中的大部分是二胎政策带来的回升。“但是二胎政策的效应是有时效的，尤其是计划生育下特别想要二胎的女性数量是有效的，一旦释放完，新出生人口的数量会快速下降。”携程网联合创始人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曾对媒体表示。

今年普查数据也公布了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3。在人口学界，如果总和生育率低于2.1，叫低生育率；低于1.5，叫较低生育率；低于1.3，则叫极低生育率。而一旦一个国家的生育率跌入1.3，便被认为进入低生育陷阱。

历史经验表明，所有落入这一“陷阱”的国家，都没能重新达到人口更替水平。这导致一个悲观的结论：即使进一步放松人口生育政策，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可能也很难有实质性地改变。“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已经证明，政策效应只在短期内释放，整体效应具有局限性。而欧洲一些低生育率国家出台的家庭社会支持政策、增加生育津贴等措施提振剩余的效果也非常有限。”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中国的低生育率的现象，将会持续较长时间。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标是家庭户规模持续缩小。数据显示，1990年中国的平均家庭户规模为3.96人；2000年为3.44人；2010年为3.09人；2020年这个数值为2.62。从三口之家减少到两口之家，意味着传统的家庭结构完全被颠覆，丁克家庭、单身家庭正越来越多。

通报指出，家庭规模缩小主要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和住房条件改善，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响。“这也是低生育造成的结果，显示多数家庭都选择不生孩子。”李佳说，家庭规模缩小，个人更加独立自由，选择权更多，但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也会下降，反过来会进一步遏制生育率的上升。

诸多专家指出，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和照料负担以及女性的职业发展选择等是生育意愿降低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李佳还指出了一个更关键直接的原因——结婚率低。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只有结了婚才能生孩子，但是现在诸多城市大龄剩女与农村大龄剩男无法匹配到合适的另一半，结婚率迟迟无法上升，成为遏制生育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李佳说。

他建议，未来一方面要引导城市大龄女性转变择偶观念，尤其是年龄观念，要接受并去寻找比自己年龄小的另一半；另一方面要帮助农村的大龄剩男提高自身能力，改善经济状况。“如果这两部分人群能顺利进入婚姻，中国的生育率应该能得到直接改善。”

老龄化进入加速期 老年人口亟需“再教育”

七人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2.6亿多人，人口比重已经达到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亿人，占13.50%，延续了近年来中国老龄人口逐年攀升的趋势，且攀升速度正不断加快。

根据联合国划分标准，我国在2000年进入“轻度老龄化”社会。据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测算，到2025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将超2.1亿，占比约15%，由此进入“中度老龄化”；2050年时，这部分人群将接近3.8亿，占比约27.9%，从而进入“深度老龄化”。

“目前中国的老龄人口正处于快速增长期，这一增长趋势将一直延续到2050年，主要是中国60年代与90年代的第二、三次生育高峰的人群正在相继进入老龄。”李佳说，可以说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老龄人口与老龄化水平都将持续攀升。

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造成深远影响，劳动力供给数量持续减少，养老负担加重，养老金、医保等社会保障体系等均面临压力。“但同时也促进了银发经济发展，扩大了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指出，老年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55.83%，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

那么，老年人群的“余热”到底如何发挥？李佳认为，目前最关键与紧迫的任务是对老年人群进行再教育，让他们转变传统的退休观，更好地参与社会活动。“目前大多数老年人退休之后并不知道做些什么，我们并没有为其提供相应的引导，没有为其提供重返社会的途径与大门。这就变相地把老年人视为负担，而不是可以发挥余热的人力资源。”

具体来说，首先要对他们进行老龄教育，引导他们正确看待年龄，年龄只是依据生理状况人为划分的一个标准，退休之后并非完全没有价值，仍然可以追求有质量的生活，比如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一门手艺，或者去当志愿者等。

其次要对他们进行健康教育，例如对慢性病要重视，进行科学管理。“有些老人不把慢性病当回事，平时不注意，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中风或偏瘫，成为家庭与社会的负担。”李佳说，教导老年人群重视慢病等管理，把好健康关，提升其健康素养，是发挥老年人力资源的重要条件之一。

最后要对他们进行生命教育，引导他们正确看待死亡，为死亡的到来做好准备，增强老年期的安全感及心理健康水平。

“对老年人的再教育是多部门协作的系统工程，它能整体提升老年人的心理与身体健康水平，提升他们的安全与稳定感，让他们更好地度过老年期。”李佳说，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让老年人更好的参与社会，老年人力资源得到开发。

数量优势转变为质量优势

此次普查数据显示，当前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9亿人，与2010年相比，减少了4000多万，延续了此前劳动力不断下降的趋势。

这也引发舆论对“人口红利消失”的担忧。实际上，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转型，其中一个关键指标是受教育人口在不断增多。数据显示，2020年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亿，人口比重达到了15.5%，远高于1982年的0.4%。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正从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再简单拼劳动力数量，借助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人口素质的作用越来越大。”原新说，未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将由高劳动参与率向高劳动生产率转变。

的确，在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专业技术与知识正在成为个人竞争力的核心，也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关键。哪怕是许多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也在不断引进人工智能等机械化设备，以此替换人力。

若想不被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所淘汰，不想被机器与技术所替代，一方面国家要不断更新教育体系，完善教育支撑，通过教育继续提升劳动力素质，激发创造力；另一方面，个人也要抓住机会，不断学习最新的专业与技术，提高自身竞争力。在这个过程中，拥有终身学习的能力，将成为这个时代下每个人必须具备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