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校花”到超市收银员：一名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转变

“你们快放开我，你们这群坏人，你们绑架儿童，我要去公安局告你们。”

如果我们在大街上听到这样的话，或许真的要停下脚步看看事情的经过，是否真的是一起儿童绑架案。

可是如果在精神病医院，我们或许就得运用更加专业的医学知识来做个精明的“福尔摩斯”。

“我的父母都是大明星，你们快放开我，我要去找我爸妈。”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只听见一个哭的很委屈的、青年女性的声音穿透了整个病房，旁边还夹杂着几个粗壮的中年男性训斥她的声音。

话音未定，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只见一个20岁出头的小姑娘披头散发，泪流满面，哭的很无助，旁边有一个中年妇女默默在流泪，还有三个中年男子拉着她，这是我初见小李时的场景。

看到医生的瞬间，小李似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医生快救救我，我是北大的校花，今年20岁了。我要去北京找我的爸爸妈妈，这些坏人要害我，不让我去找我的亲生父母……”。

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张口问任何问题，小姑娘已经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作为精神科医生，这种情景或许屡见不鲜。即使心中已经有了初步诊断，但接诊任何一位患者，我们都要遵守严格的医疗规范才能做出正确的诊断。

经过我们详细的采集病史、认真的精神检查、体格检查，以及必要的辅助检查，明确了来送诊小李的是她的亲生父母和她的两位叔叔。

小李的病情已经长达4年之久，之前住院治疗过，但不能坚持服药，导致病情复发。本次发病主要表现为非血统妄想、被害妄想、夸大妄想等典型的精神症状，初步诊断了小李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家属办理了住院手续，接下来就开启了我对小李的救治过程。

在起初住院的前半个月，小李天天吵闹着要出院，要去办自己的“大事”，极不安心住院，对医务人员各种谩骂、拳脚相向。

对于这种病人，我们不能跟她讲道理，告诉她那些想法都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想法坚信不疑，不会因为劝说而改变，我们只好每天“骗”她，称正在给她联系北京的父母，联系学校，等联系好了他们就会来接她出院。

半个月之后，药物逐渐起效，小李的情绪比之前好多了，未再要求出院，反而适应了住院环境，愿意配合服药，有时甚至帮一些年老体弱的病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她仍不认为自己有病，仍在等待我们给她联系自己的亲生父母。

就这样又过了半个月，我记得那是个周一的早上，我们常规去查房，小李突然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礼貌但又特别不好意思地冲我笑了笑。

我问：“今天感觉怎么样，有什么想说的吗？”

小李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道：“张医生，我好像想明白了一些事。”小李支支吾吾的欲言又止。

在我耐心地安慰与鼓励下，小李终于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称之前感觉脑子一直不清楚，最近想明白了好多事情，想起了自己的名字，来送自己住院的是自己的亲生父母，自己4年前就生病辍学了，后来去超市做了一名收银员，但由于早晚班交替工作，经常忘记吃药，后来病情复发了。

然后特别不好意思地称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说父母是明星，还说自己也是明星，只是觉得脑子很混乱，现在似乎都明白了。小李也特别懊恼地称好多事情自己已经记不清楚了。

我跟小李耐心地解释之后，小李长叹一口气，“还好都过来了”。就这样，在医院又巩固治疗了一个月，小李出院了。只记得出院那天，用小李自己的话说就是“感觉跟重生了一样”。逢人就笑，对我们医务人员千恩万谢，还安慰住院的病友们，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坚持服药，战胜疾病。

在出院的最初一段时间，小李每天在家按时服药，定期复诊。

后来一次复诊时，小李向我讲述了她目前面临的困境。她喜欢超市收银员的工作，喜欢在超市看着这人来人往、热闹纷繁的世界，喜欢做一名小小的服务人员，实现自身价值，而且收银员的工作相对比较轻松。但是唯一的不足就是早晚班交替，服药时间不能固定，她生怕再因漏服药物导致疾病复发，所以迟迟不敢走向工作岗位。

面对这种患者，年轻、有工作需求、求治欲望及康复欲望强烈，我向小李推荐了长效制剂。

至今，小李出院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也已经踏上了她喜爱的工作岗位。有一次复诊时，小李自己调侃着说道：“我也不是什么北大校花，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超市收银员。”看到她脸上洋溢的微笑，对生活乐观积极的态度，之前的那些所有不快乐的回忆全都随风吹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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