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医生之死：守护患者的医务人员，又该如何守护自己？

北京民航总医院医生杨文被病患家属砍杀致死一事之前闹得沸沸扬扬，对国内医疗界和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所以即使杀害杨文医生的孙某很快就被捕，案件进入审理程序，这也很难平复医疗界的愤怒。在很多人看来，孙某该被判死刑。

三天前，杨文医生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民航局、国家卫健委、北京市卫健委等单位的领导、民航总医院医护人员代表等人出席，还有自发前来吊唁的群众。

杨文医生的追悼会，图片来源于网络

杨文医生还被追授优秀党员与首都健康卫士称号，在一定程度上，这能对杨文的家属有所安抚，也许能有所缓和这次恶性事件对医务人员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心理创伤。

这次事件还推动了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实施进程，该法规将在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

这部法律阐明了对医务人员的保护，例如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全社会应当关心、尊重医疗卫生人员等等。而且，该法规还指出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场所是公共场所，这就埋下了一个伏笔，后续很可能对这个重要的公共场所实施安检，这也是我一直呼吁的。

所以，这件事已经逐渐平息，换来的一些教训和积极的改变也在落实当中。但我仍然忍不住就此再说几句，尤其是面对广大医务工作者。

近几年来一件接一件的恶性医闹、伤人，甚至砍杀死医务人员的事件，在社会和医疗界引起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即便以后有了法律上的保护，医务工作人员被伤害、杀害的事件仍然很难彻底杜绝。

可想而知，杨文医生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死者。

现在，不少医务人员面对患者及家属时充满警惕之心，甚至心怀恐惧，人人自危，医务工作者已经成为大众眼里的高危职业，这会直接影响医学生的报考率，还可能会令很多医生选择转行。

这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恶果已经早已呈现，恶性循环还在进行中。

我也是一名临床医生，从98年本科毕业到现在已从业22年，我也遇到过一些不讲理的患者和家属。一开始，我只是一名临床麻醉医生，遇到胡搅蛮缠的病患、家属时，我也感到难以理解，愤怒之际，也不懂得有效应对和积极处理，更加没有保护自己的意识。

但自从2004年复旦大学硕士毕业后，开始从事精神心理诊疗工作，尤其是跨学科学习了心理学、主要从事深度心理干预之后，我逐渐意识到这些“专门挑事儿”的病患和家属，其实很多是人格障碍患者。

对于这样的人，医务工作人员感到气愤、无奈是人之常情，但理智上必须保持清醒和觉察，用异于常规的方法来应对，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冲突的发生，或者说将彼此的矛盾尽量最小化，尽可能避免悲剧的发生，避免自己成为受害者。

首先，要时刻意识到，绝大部分患者是有良心的、有底线的。

我明白像“杨文医生被砍杀”这样的恶性事件在医疗界会引起公愤，但毕竟人格障碍患者是相对少数的，绝大部分患者是有良心的。

这次事件后，我看到不少医生发文，指出其实很多患者是带有感恩之心的，他们对医生、护士群体的报答和感谢之情，是医务人员坚守一线的巨大动力。

所以，医务人员切忌将反复的伤医事件导致的心理创伤产生的负性情绪泛化到所有的患者及家属，这十分不公平，也容易导致自己形成偏执型人格改变，变得敏感多疑，从而导致更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

第二，必须学会识别人格障碍患者。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人格障碍患者一般有3个特征：

缺乏自我反省能力。在遇到矛盾与冲突时总是将过错归咎于他人，蛮不讲理，沟通几乎无效。

缺乏同理心。对于别人的痛苦他们熟视无睹，无恻隐之心，冷漠无情。

也许不少大众会觉得，不少医生在面对病患及家属时也缺乏同理心，高高在上，服务不人性化，不注意医疗服务态度。

我承认，确实有部分医生服务意识淡薄，对病患说话比较直接了当，缺乏耐心和周到。但这并非是缺乏同理心，而多是因为临床任务繁重，他们根本没有条件和时间与病人作更多的沟通。往大里说，这涉及医疗体系的问题。

而且，医疗是个极其专业的领域，医生的职业特性要求我们必须保持理性，有助于客观、冷静地作出判断和治疗。

这一点，恳请大众给予医生群体充分的理解。

还有，人格障碍患者的行为往往超出了社会公认的道德行为规范，非常极端。

具体来说，会恶意伤人的人格障碍患者一般有3种：偏执型、反社会型和冲动型。

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敏感、多疑，容易将别人的好意、无意当成坏意，这种人很“轴”，很难通过讲道理说服他们。他们采取极端行为的时候，会理性思考，准备充分，甚至踩点，但一般只针对与他发生过矛盾、冲突的人，并不会泛化到无关的人身上。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在长期遭受叠加性心理创伤后，内心积累了很多负性情绪，已经将愤怒泛化到整个社会，其攻击的对象多半是无差别的，无辜的，而且在实施犯罪行为前也会做充分准备，他们会尽最大可能伤害尽可能多的人，也因此对大众的危害性更大。

冲动型人格障碍患者做事冲动，被激怒后情绪无法自控，攻击行为从决定到实施的过程可能只有几秒钟、几分钟，而且事后往往会后悔。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杀害杨文医生的孙某在行凶前提前准备了凶器，早有意图，应该不属于冲动型人格障碍患者，可能是偏执型或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

回顾近几年医生被患者伤害、杀害的新闻，事发时受害医生几乎都没有防范意识，几乎没有一点点防备。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源于他们没有识别人格障碍患者的意识。

第三，医务人员也要先进行自我反省，减少医患纠纷。

恶性医闹、伤医事件频繁发生，医疗体制、相关政府部门、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也要反省自身的不足。

图片来源于网络

很多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都知道，因为我国现行的医保制度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不少医疗机构存在一些“潜规则”，比如每个科室有一定的医保报销额度，如果收治的病人数量过多、重症过多，那就可能面临医保报销额度不足。在这些情况下，医生或所在科室很可能就要承担相应的医疗费用了。

很明显，医生和科室都不愿意这么做，他们也没有义务这么做。

这就导致很多患者其实并没完全治好，但只能先被劝出院、转院；又或者病房紧缺，额度不够，只能挂在急诊科。

这便意味着患者要付的钱也会增高，还得不到最好的治疗，自然就会产生怨恨心理，进而发生医患纠纷。

所以，制定医保制度的决策层需要反省，医保制度的优化一直是个大难题。

再者，现行的西医教育太缺乏人文关怀，思维僵化和机械化严重，只看“病”不看“人”。这需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反省。

我建议国内医院学习世界医疗圣地-美国梅奥诊所的做法，加大力度推广多学科诊疗模式（MDT）。理想状态下，所有医务工作人员都应该具备基础的心理学知识，掌握基本的心理咨询或治疗和沟通技巧，也更好地识别和应对精神心理障碍的患者。

第四，识别出人格障碍患者后，如何与他们打交道？

与人格障碍患者建立信任和沟通，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医务人员尽可能在允许的医疗条件下，满足他们所提出的需求。若无法满足，应建议他们转诊，尽量避免激发冲突。

如果矛盾与冲突已经发生，人格障碍患者已经对医务人员产生了负面情绪，这个时候，其实与之发生冲突的医务人员无论做什么，他们都容易从负面角度解读，恶性循环。所以，若有第三方介入，能尽量隔开双方，避免矛盾恶化，患者也能恢复一定的理性。

所以，此时应尽量避免一线医务人员与患者直接接触，可以转到专门处理医疗纠纷的部门处理，或者借助医疗社工的力量。

但目前国内绝大部分医院都不具备医疗社工及有能力解决医患纠纷的部门，医务人员往往只能向上级领导汇报。若上级不重视、不给出可行方案，我真诚地建议医务人员宁可选择休假，也要尽量避免与对方接触。咱“惹不起，躲得起”，医生也是人，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第五，体制外创业，为医务人员创造更安全的工作环境。

很多临床医生在体制内待久了，不了解外界医疗市场的变化，内心焦虑彷徨，以为自己离开了体制难以适应。

其实大不必如此，若对当下的工作有了强烈的负性情绪并感觉难以忍受，可以勇敢走出来。目前优质的医疗资源实际上是短缺的，不少有经济能力的人追求高质量的、人性化、系统化的医疗服务，若体制内医生能加强跨学科学习，完全可以为社会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我在93年就读同济医科大学学的是儿科专业，98年毕业后改行当了麻醉医生，2001年攻读的是复旦大学临床麻醉学硕士学位，前后做过8年麻醉医生。

很多人都认为我这辈子只能当麻醉科医生了。但我偏偏不认输，找到麻醉医学和精神医学的临床交叉点-成瘾医学，跨到了精神心理领域，创业5次，现在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医疗品牌。

在我们晴日心身医疗机构，所有患者、家属每一次就诊前必须预约，进门前必须接受常规安检，这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我们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当然，病患和家属们也能享受到比公立医院更优质、更人性化的医疗服务！

在晴日心身医疗机构，患者及家属进门必须接受常规安检

只要敢闯，未来仍有着无限可能！

希望每一位医疗同行都能在安全感中工作和生活，活出自己的本心，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更好地为患者和家属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永不言弃！

(本文来源公号：广州晴日心身专科门诊部，未经允许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