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心理学家有多赚钱？《自然》调查心理学研究利益冲突问题

一些明星心理学家并不会在研究论文中披露他们对外演讲所得的大笔收入。这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吗？

“Z世代”（Generation Z）的概念让Jean Twenge大赚了一笔。作为加州圣迭戈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她研究的是95年后出生的一批人，这代人离不开YouTube，花大量的时间刷Instagram、Snapchat等其他社交平台。她说，由于智能手机和各种分享app的出现，和上一辈相比，Z世代更容易自恋、焦虑和抑郁。Twenge将这代人冠名为“iGen”世代，这是一个她自创的词。2010年，她创办了“iGen咨询”（iGen Consulting），这家公司主要“基于她对话题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研究，为企业和机构提供代际差异咨询”。

插图：Sébastien Thibault

Twenge在她的一个网站上写道，她曾在“百事公司、麦格劳-希尔、nGenera、尼尔森媒介、贝恩咨询等大型企业演讲”。她提供的服务包括20分钟简报到半日工作组；也可以在家长团体、非营利组织和教育机构演讲。在邮件采访中，她拒绝透露咨询工作可以为她带来多少收益，但有几位专业人士告诉《自然》，明星心理学家单次出场费最少也有数万美金。

Twenge的学术论文里并没有提到她的付费讲演和咨询活动。但这显然与医学期刊编辑国际委员会（ICMJE）制定利益冲突指南相违背。ICMJE是一家具有影响力的组织，它制定的标准被众多医学和部分心理学期刊采用。指南要求，此类“个人收益”应当在研究论文中作为潜在利益冲突披露，读者有权知晓研究结果可能会受到经济利益影响。

Twenge在这方面并不是孤例。本文开展的一项调查分析发现，几位知名心理学家都在外从事付费演讲和咨询活动，并且同样没有在研究论文中披露。许多编辑和心理学家认为这不是什么问题，很多人都在这么做。他们认为，这类收入并不算利益冲突，也不应用医学的标准来衡量心理学。哈佛大学知名作家和心理学家Steven Pinker表示：“演讲和咨询收入不构成明显的利益冲突。这与持有一家公司股票，同时为其研发的药物做评估不一样，这不会促使你特意为某一方说话。”Pinker本人也接受付费演讲的邀请。

Jean Twenge

来源：Mike Cohen/The New York Times/Redux/eyevine

不过，也有心理学家认为，个人演讲收入应当披露。这不是说拿着演讲收入的心理学家为了保证这笔收入会故意歪曲研究结果。但是一些批评者认为，宽松的利益冲突披露标准会诱使一些科学家有意无意地掩盖和自己论调不符的研究结果，也可能驱使其隐蔽其他利益冲突。英国卡迪夫大学的心理学家Chris Chambers表示：“许多研究者不知道【利益冲突】的界限在那里，因为没有标准可循。”Chambers为5本期刊担任编辑，包括一本心理学期刊。

这些研究者向《自然》表达了他们的担忧。由于此前备受关注的学术不端事件，以及一些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问题，他们认为心理学需要开展自查机制。《临床心理学》（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主编Scott Lilienfeld说道，“即使是一个未披露的利益冲突都会有损整个心理科学的声誉。”《临床心理学》曾经在2017和2018年发表了Twenge的数篇论文【1,2】。主编说：“我们应该尝试‘有疑问，就披露’的做法。”（但他同时表示，针对Twenge在《临床心理学》的论文未披露利益冲突一事，自己没有足够的信息做出评判。）他认为，心理学亟待开展“一场哪些因素构成利益冲突，以及何时、如何披露这种冲突的深刻讨论”。

谈谈收入

靠演讲赚外快的现象在学术型心理学家和其他研究者中并不罕见。以Adam Grant为例，他在个人网站上自称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最受好评的教授”。他最著名的研究是商业心理学，他的网站上可以预约他的个人演讲。网站上还显示，他曾经在瑞士信贷、高盛、默克和脸书等100余家机构做过演讲。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Angela Duckworth是2016年的畅销书《坚毅》（Grit）的作者。她告诉《自然》，她每年要进行约12场演讲。其他接受演讲邀约的知名心理学研究者还包括因“成长型思维”（growth mindset）而声名鹊起的Carol Dweck和她的长期搭档David Yeager；“高能量姿势”（power posing）的提出者Amy Cuddy；“正能量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先驱Barbara Fredrickson；《正义之心》（2012）和《被宠溺的美国心灵》（2018）的作者Jonathan Haidt以及《超预测》（2015）的作者Philip Tetlock。

明星心理学家（左上起顺时针）：Jonathan Haidt、Angela Duckworth、Barbara Fredrickson、Amy Cuddy、Philip Tetlock、Carol Dweck和 David Yeager。

来源（左上起顺时针）：Miller Center of Public Affairs; Alamy; Zuma; Getty; World Economic Forum/Pierre Abensur; Getty; Charlie Pearce

这些人中，没有一人愿意就其演讲和咨询收费进行评论。但一位以保护隐私为由不愿意透露身份的美国心理学家告诉《自然》，通常一场大学演讲的费用在1-2万美元之间，而商业机构演讲的费用可高达4万美元。

一些心理学家还出现在“演讲局”（speakers’ bureau）一类的网站上。这些网站负责为演讲者和客户牵线。其中一个网站称，Twenge的价格在2-3万美元之间。当《自然》询问Twenge时，Twenge表示这个网页已经“过时”了，网页随后也很快被删除。另外一个网站给Grant的标价在10万到100万美元之间。一名专为知名科学家协商演讲价格的文稿代理人（此人不愿公开身份）告诉我们，像Twenge这样知名度较高的嘉宾，单次出场费在5000到1.5万美元之间。另一位美国励志演说家Dave Sheffield说，“明星”心理学家的演讲费用“从1万美元起跳，有时可达10万美元”。

《自然》查阅了上述心理学家在2013年后发表的与他们最著名观点相关的60篇论文。几乎在所有论文中，他们都会声明自己没有利益冲突，或不做此声明。Grant在一篇论文中写道，他为一家资助该研究的公司进行过“与论文无关”的咨询。

Twenge在《睡眠医学》（Sleep Medicine）【3,4】上发表的两篇论文探讨的都是手机使用对青少年睡眠的影响，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声明利益冲突，但是该期刊在网站上提供了利益冲突声明表。Twenge在表格中声明她获取的来自咨询公司和演讲局的报酬与其研究内容“无关”。但是她的网站上却说，她的演讲活动都是关于她的研究结果。

在被邀请对此事发表评论时，一些研究者表示，对于《自然》查看的这几篇论文，他们没有接受过与论文内容相关的演讲或咨询费。Grant说：“我一直遵守期刊以及学校评审委员会要求披露潜在利益冲突的规定。我坚信这是科学家的义务。”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的媒体发言人代表Yeager回答称，Yeager已按要求向大学通报了自己的经济收益（包括具体的演讲活动），大学并未发现任何经济方面的利益冲突。

Adam Grant

来源：Heikki Saukkoma/Shutterstock

但其他人也指出，虽然他们不介意按要求披露演讲和咨询收益，但是目前并没有此类要求。Twenge表示：“如果我的利益冲突有问题，我很乐意改正。整体而言，我不认为我做的演讲和咨询存在利益冲突，因为这些经济补偿是针对研究结果的呈现，而非针对特定的研究结果或分析。如果今后规定这类活动也需要披露，我肯定会按要求做。”（她还表示自己已经不再使用“iGen咨询”这个名字了。）

Fredrickson表示：“如果心理学的规范发生了改变，要求披露咨询和演讲费用的利益冲突，那么我会遵守新的规定。”Duckworth说：“要我在学术论文里披露商业演讲所得没有问题，如果期刊作此要求我也不反对。”

这也印证了之前几位研究者的观点：心理学当前的规定里并不包括披露演讲和咨询收入。一直关注这个问题的爱荷华州立大学心理学家Marcus Crede称，他从来没有在论文的利益冲突中看到过此类披露。

他认为，如果某些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备受质疑，但他们依旧可以靠兜售这些研究赚钱，这很成问题。他提到Cuddy的高能量姿势论文发表后，其统计方法曾受到指摘。他说：“让Cuddy对她的研究进行客观陈述，说她没有利益冲突，这有点可笑。”（哈佛商学院的Cuddy并没有回应《自然》的评论请求。）

并非常规

在披露演讲和咨询收入方面，其他学科比心理学要严格得多。《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编辑Richard Hurley表示，在他们的期刊，出场演讲毫无疑问被看作利益冲突，因为演讲内容通常都围绕研究者本人的研究；如果研究结果是阴性的，就会影响研究者未来的演讲收入。

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神经精神病学家Alan Carson说：“只要你赚的钱超过200英镑（1687元）或300英镑，都应该申报，其中肯定包括演讲所得。”Carson是《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与精神病学杂志》（Journal of Neurology, Neurosurgery and Psychiatry）的副主编，同时也是《脑损伤》（Brain Injury）的编委会成员。不限领域的期刊《PLoS ONE》的主编Joerg Heber则表示：“任何可能被视为利益冲突的事宜都应该被披露”，包括演讲酬劳。他说，《PLoS ONE》将会就Twenge发表的一篇没有披露利益冲突的文章向对方质询。

仅仅在最近的20年里，以医学期刊为代表的许多学科才开始制定要求研究者收入完全透明化的政策。ICMJE在2009年发布了相关指南；2013年，美国一项名为《阳光法案》（Sunshine Act）的法律开始生效，该法案规定医药企业须将它们支付给医生和医院的款项全数公开。

这些规定的出台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利益冲突会妨碍科研的客观性。对那些有利益冲突的研究者开展的荟萃分析发现，这些研究更有可能报告阳性的结果【5】；和非营利组织资助的研究相比，营利性组织资助的研究更有可能报告疗法的益处【6】。

这类研究的利益冲突通常指的是，企业直接为研究提供资助，或直接酬谢科学家，而不是付费邀请对方演讲或咨询。但是ICMJE的指南明确指出，研究者应当披露“与论文相关的所有经济来源”，包括个人费用。个人费用的定义为“因提供服务而收到的款项，一般包括酬金、版权费、咨询费、讲课费、演讲费、专家鉴定费、工资，或其他兼职收入。”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从事医药研究利益冲突研究的Adam Dunn认为，演讲和咨询报酬“明显符合（ICMJE指南）对个人费用的定义”。

大多数论文中的利益冲突声明靠的都是个人信誉：科学家自行披露，并没有人进行监督。去年，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一位知名癌症研究者José Baselga因为没有披露他从多家药企获得的几百万美元收入而引咎辞职。揭发此事的记者从《阳光法案》相关的联邦数据库中发现了这些款项。

利益冲突问题也影响到了心理学领域。今年，《PLoS ONE》上一篇关于正念的论文因为研究方法问题而被撤稿【7】。这篇论文的编辑还发现，作者并没有披露他们与一家正念相关产品销售机构的雇佣关系。

许多心理学期刊都选择遵循ICMJE的建议，要求作者填写利益冲突声明表。《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在声明表中问作者：“你是否有任何潜在或感知到的利益冲突？”该期刊列举的利益冲突包括：“曾收取咨询费”以及“因为参加相关讨论会或发表演讲而得到了经济补偿”。

其他心理学期刊也采用了类似的表单，比如《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ur》《Child Development》。它们想要了解的问题包括“相关经济利益（比如…咨询或演讲收入）”。所有这些期刊已经发表了至少一篇曾收取咨询或演讲费而没有披露的知名心理学家的论文。（《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ur》的出版方是施普林格·自然；《自然》新闻团队与出版方保持编辑独立性。）

问题是，对利益冲突的界定依然不清晰。这让人很难确定心理学家的做法是否违反了期刊要求。《临床心理学》要求论文作者按照ICMJE的要求进行披露，但是其主编Lilienfeld表达了自己（并非代表美国心理学会）的看法。他说大多数伦理考虑都只是强烈建议，不是硬性规定。一位美国心理学会的发言人表示，该学会“在为会员界定利益冲突时并未行使正式职能”，并指出学会下属期刊有各自的规定。

各执一词

并非所有心理学家都认为心理学的规范需要改革。一些人站在Pinker一边，他们认为，虽然有必要明确哪些属于利益冲突范畴，哪些不属于利益冲突范畴，但是演讲和咨询可能并不在此之列。

加拿大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政治科学家Alex Michalos认为：“我对利益冲突的理解是，你雇佣狐狸去照看鸡。我不认为（演讲和咨询）属于利益冲突。”Michalos是期刊《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的创办者和前编辑。和施普林格·自然的许多期刊类似，该期刊也要求作者披露所有潜在的利益冲突，包括演讲、受雇或咨询所得。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的主编Stephen Lindsay表示，他“并不确定利益冲突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但是他最担心的是，研究者私底下收了钱然后为某个观点站台。比如，一位认知科学家发表了研究称玩电子游戏有好处，而实际上TA暗地里收了某个游戏公司的钱。他认为这和研究者以讲座和咨询的形式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有着本质区别。

他说，“公众都知道”Cuddy、Twenge这些研究者会收费宣传自己的研究，读者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你拿不准，谨慎一点是不会错的，最好还是披露潜在利益冲突，否则读者可能会不知情。但是，如果某人一直坚持某种观点，就没有必要特意披露利益冲突了。如果我们要写下所有个人利益与研究相重叠的方面，这份声明会很长很长。”

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家Jonathan Haidt认为，演讲和咨询收入在理论上会影响研究结果，“如果一名教授开始追逐商业利益，一心想着如何把收入最大化，他对真理的求索就会受到侵蚀。一名教授提供的咨询越多，利益冲突就越大。”但是他也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演讲和咨询并不是很大的问题；这和医学研究不同，医药企业经常会给演讲者利益输送，希望靠他们影响医生的决策。

他之所以认为研究者不需要披露这类收入，还有其他理由：“在如今非黑即白的世界里，有些人会昧着良心，随便谷歌一下，就爆研究者的料，进行道德连坐。如果人人有权审查每家机构向研究者支付的每一笔钱，那我们中有很多人可能不再愿意在不符合主流政治观点的组织里演讲了。”

其他人则更担心利益冲突披露的匮乏。曾发表过Twenge一篇论文【8】的医学期刊《预防医学报告》（Preventive Medicine Reports）的主编Eduardo Franco表示，虽然这些心理学家没有收钱宣传某个产品，但是从事以个人研究为基础的咨询，“他们本人就相当于企业，他们传递的信息就是变相的产品”。Franco认为Twenge应当披露她曾经从事的付费咨询活动。

规则变化

一方面，要求公开利益冲突的声浪正在变高；另一方面，对被认为缺乏坚实证据基础的研究进行宣传的心理学家也受到了抵制。比如，《Emerging Adulthood》的主编Moin Syed告诉《自然》，最有问题的做法是，许多人在就自己的研究进行演讲时，并未透露“还有许多与之相反的研究结果”。

他也提到了Cuddy、Duckworth和Twenge，说“这三人的名字被提到的次数最多。这不是针对他们，但是他们的情况特别突出，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观点非常强硬，无视相反的证据，并且继续做演讲，还出书。”Twenge对此表示，她平时密切关注她领域里的争论。

2013年，《Emerging Adulthood》发表了Twenge关于自恋的“我世代”的2篇论文【9,10】，当时Syed还没有成为该期刊的编辑。他说，这两篇论文要是现在发表，他的第一反应是索要利益冲突声明。（时任编辑、肯特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 Manfred van Dulmen并未回应《自然》的评论请求。）Syed说：“你拿了钱不代表就有利益冲突，这只能说是潜在的利益冲突。从各个角度来看，开放科学运动的基石是公开透明。任何潜在利益冲突都应该被公开。”

即使是利益冲突披露的支持者也承认，这无法避免一些潜在问题，尤其是紧接着论文发表后，可能会有一连串咨询服务。神经精神病学期刊编辑Carson指出，不仅要披露是否存在这类收入，还要披露收入的大致金额，“10万英镑、1万英镑还是1千英镑有不同的意义。”他认为读者有知情权，以便判断是否要信任这项研究。目前看来，还没有期刊规定这种程度的公开。

他提了一个建议，可以让研究者在一个定期更新网页上披露他们的所有潜在利益冲突，以及大致金额。这个网页可以和他们的“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ORCID）关联起来，也可以把链接附在论文上面。Syed认为这个措施有助于减少对利益披露的诬告。公开详细的资助来源也有助于研究者对诽谤进行反击。

Lilienfeld指出，不管方向是否正确，心理学已经摸索出了一些方法。他说：“我不知道心理学的利益冲突披露规范是否和其他学科的不同。和化学家相比，心理学家写的畅销书、公开讲座和TED演讲可能更容易迎合普通大众的趣味。”

“我的直觉告诉我，仅仅是一种直觉，那些没有披露利益冲突的研究者是绝少数，而非大多数。但即使只是个别现象，这个问题也需要解决。”

参考文献：

1. Twenge, J. M., Joiner, T. E., Rogers, M. L. & Martin, G. N. Clin. Psychol. Sci. 6, 3–17 (2017).

2. Twenge. J. M., Joiner, T. E., Martin, G. & Rogers, M. L. Clin. Psychol. Sci. 6, 296–297 (2018).

3. Twenge, J. M., Krizan, Z. & Hisler, G. Sleep Med. 39, 47–53 (2017).

4. Twenge, J. M., Hisler, G. C. & Krizan, Z. Sleep Med. 56, 211–218 (2019).

5. Wells, E. M. Curr. Environ. Health Rep. 4, 109–118 (2017).

6. Falk Delgado, A. & Falk Delgado, A. Trials 18, 125 (2017).

7. The PLoS ONE Editors. PLoS ONE 14, e0215608 (2019).

8. Twenge, J. M. & Campbell, W. K. Prev. Med. Rep. 12, 271–283 (2018).

9. Twenge, J. M. Emerg. Adulthood 1, 11–16 (2013).

10. Twenge, J. M. Emerg. Adulthood 1, 21–26 (2013).

原文以Does psychology have a conflict-of-interest problem?为标题

发布在2019年7月2日《自然》新闻特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