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药，你有病吗？”这句网络流行语颇值得玩味：疾病尚未被诊断，市场已为你准备好可供治疗的药物。忧郁、痛苦和倦怠是人类再正常不过的情感，但在21世纪，它们愈发病理化了。从前抑郁症只属于少数精英与文艺天才，如今也变得“平民化”。作为21世纪流行的时代病，一方面，抑郁症在寻求科学诊断；另一方面，抑郁症又在无可奈何地对抗着社会污名。理解抑郁症与时代的关系，就是理解我们内心与社会的互动。

尽管在文学与哲学论述中，有美好、浪漫或富有力量的忧郁理论，但如今忧郁、抑郁症则更多与疲劳综合征、注意力缺乏症等相伴相生。如阿兰·埃亨伯格（Alain Ehrenberg）所说，“正是抑郁症的发展历史，帮助我们理解了社会和精神领域的重要转向”。

本期专题希望能为我们理解忧郁和抑郁症提供不同视角，除了心理学和医疗话语之外，也打开哲学和批判理论的视角。应对“没来由的情绪”，情绪管理成为一种流行话术；抑郁症的诊断书，也是病患购买药品的收据，一单大生意。但在追求“自我实现”和功绩的社会规则下，我们试图用科学“治愈”生存、维护健康，却也可能遗忘了生命本身的内涵远超出单纯的生物机能。

不论是从自我管理的视角看待抑郁症，还是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野来剖析抑郁症，我们都得承认“公”与“私”仍然是两个无法彼此完全相通的领域。现代社会的转变或压迫固然是抑郁症的成因条件，但每个人的身体经验、家庭关系与生命历程中的偶然因素，都在发挥影响。

尽管某些批判观点认为，心理疾病是被建构的，不是实在的，但内心的真切痛苦却是无法抹除的。不论是出于个人还是社会、心理还是生理的解释，都只是提供了切入抑郁（症）的不同视角而已。与其研究作为心理病理本身的抑郁症，不如梳理一下这种心理病理学是如何被建构的。

“我们常将抑郁和悲伤、悲痛混淆在一起；抑郁的反面不是幸福，而是活力，是感知所有情绪的能力，包括高兴、兴奋、悲伤和痛苦。抑郁本身不是一种情绪，而是情感的丧失，是将你与世界隔离开来的厚重帘幔，并同时伤害着你。”

撰文 | 董牧孜

尽管我们在文学与哲学之中有许多关于忧郁的美好理论，但无论如何，由社会及医疗体系判定为抑郁症的忧郁情绪，如今已被贴上负面的标签。曾经，抑郁症只属于少数精英，如今则被民主化为一种平等的疾病。一方面，抑郁症被诊断为21世纪的时代病，另一方面，人们又奔走相告、急于澄清大众对于抑郁症的诸多误解。

当然，除了抑郁症，我们还有各种精神困扰，比如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边缘性人格障碍或疲劳综合征等，这些精神疾病主导了21世纪初的疾病形态。此外，还有大量难以命名的情绪困扰着焦虑时代的年轻人。这使得“贩卖焦虑”也成为不少商家的生财之道。

不过，今天的焦虑不只是“营销”话术催化的，也实在地困扰着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影像中的生死学”的授课老师陆晓娅曾在演讲中指出，这个时代有一种普遍的“生命无意义感”；北京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徐凯文对于年轻一代“空心病”现象的分析，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徐凯文认为，“空心病”是近三四年在临床出现的、在年轻人身上突出的新型存在焦虑。以传统的心理治疗思路去解读这种焦虑是无效的，因为这一代年轻人没有明显创伤、看上去一切都很好、而且非常优秀，但他们却“深感存在的困扰，找不到生命的价值，活不出真实的自己。”

哲学家韩炳哲对于“精神暴力”的解释，某种意义上回应了这种状况。在他看来，21世纪的精神病理形态，已经不符合免疫学的逻辑：它们不是传染病，而是梗阻症；不是由否定性的、免疫学上的他者导致，而是源于过量的肯定性。这种源于肯定性的暴力来自同类，也源自系统内部——他把这个系统描述为“功绩社会”和“倦怠社会”。现代忧郁症之所以发生，某种意义上是坚信“没有什么不能够”的现代人在遭遇失败后引发的自我攻击。

《倦怠社会》
作者：（德）韩炳哲
译者：王一力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6月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倦怠社会》描述了当下社会普遍蔓延着的不安情绪，从抑郁症，到注意力分散、人格分裂……我们身处充满竞争的、效绩主导的社会。较之于提高生命质量，今天的社会节奏更强调同时处理多项任务，这种社会的节奏正在制造混乱，也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韩炳哲诉诸文学、哲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理论，试图在令人疲惫不堪的信息时代中发掘另一种可能性。

什么是功绩社会？在一个功绩至上的社会，人们以“过度的活动、歇斯底里的劳动和生产，来回应变得赤裸而极为短暂易逝的生命”。整个世界都充溢着积极性，每个人都被告知要“积极生活”，只要努力就能自我实现，失败是不被允许的——因为那只能是不够积极、不够努力造成的结果。

当人们以高度的昂扬状态去追寻“绝对可以实现”的梦想时，功绩社会渐渐走向一种“兴奋剂社会”，人类趋向演变为一种“效能机器”。但问题在于，“生命活力”原本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如今则日渐“被简化为生气蓬勃的动作和繁茂的绩效成果”。这种态度导致焦虑和歇斯底里，以及过度的倦怠和精疲力竭，却无法抵达自己的彼岸。

如果说福柯意义上的规训社会由否定性主导，制造出疯人和罪犯；那么相反，韩炳哲所说的功绩社会则制造出抑郁症患者和厌世者。在今天的自由社会之中，人们陷入了新的精神规训——追求功绩的人同自我抗争，他必须不断地超越自己，从而陷入到一种毁灭性的压力之中。这是一种自我剥削，它伪装成自由的形式，更隐蔽也更有效率，因为它来自于内在驱动，而非外在强制。剥削者同时也是被剥削者，“比起他人的剥削，自我剥削更加严重地导致了自我崩溃”，“这种剥削最终以死亡为终结。”

也因此，从自我管理的视角看待抑郁症是不足够的，人不仅是由于自身而导致了抑郁症，此外，人际关系的匮乏也加重了抑郁症的流行。韩炳哲以倦怠综合征（Burn－out－Syndrom）来描述这种筋疲力尽的自我，这更是一种疲惫的、燃尽的心灵——人们不仅没能实现自由，反而丧失了沉思的幸福。

“诸神累了，老鹰累了，伤口在倦怠中愈合了。”

很多时候，倦怠具有治愈功能。一个慵懒倦怠的下午，“无为”可能激发灵感的狂想。然而，疲劳综合征的倦怠，是一种过于积极的倦怠，自我在过度狂热中燃尽了自身。过度活跃，既是精神衰竭的征兆，也造成人的普遍涣散，它剥夺了我们做事的能力。

功绩社会的倦怠感，同样是一种孤独的疲惫。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在《试论倦怠》中写道：“两个人不可避免地彼此分离，陷入高度个人的倦怠感之中，不是我们的倦怠感，而是我和你的。”

这种倦怠感是一种暴力，它耗尽了我们的语言能力和心灵。摧毁了共同体、集体和亲密关系，甚至摧毁了语言本身。人们失去观看的能力，陷入沉默，只有自我占据着全部视野。对于“劳作动物”而言，“生命”的丰富性被降维成了“生存”，生存则导向对健康的狂热崇拜，因为我们已无暇顾及心灵。

对我们来说，节日本应是一种休憩。然而正如很多理论家发现的那样，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节庆的时代，因为所有节日都已被消费与购物的狂欢所占领。人的存在融入了商品关系编织的网络，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商业关系——朋友圈、微博上存在的社交营销与“带货”大V也是这个道理。

逃离百货商店式的世界，重建真正的节庆，是找回生命真正节奏的法门。韩炳哲主张，要从面对世界的倦怠，回归到面向自我的倦怠。比如，将自我浸入具有连续性、创造性的“深度无聊”当中，享受真正专注的沉思生活，因为“在沉思的状态中，人能够从自身出离，将自己沉浸于事物中”。此外，从“我和你的”回归到“我们的”，让人们相互关注，重建亲密的友邻社会，也是消解忧郁的一大关键。

现代人为什么执着于情绪管理？

人们用“草莓族”这个称谓，来形容那些一碰到挫折就脆弱忧郁的年轻人。这种说法，恰恰呼应了通俗心理学对于抑郁症的一种“素质-压力说”。

“素质-压力说”把问题归咎于人格素质，这当中暗含了一条鄙视链，比如对“草莓族”的批评，便影射了一整代人低下的抗压能力；人们也常常用这种模式解释女人的忧郁。在《民困愁城：抑郁症、情绪管理、现代性的黑暗面》一书中，作者甯应斌和何春蕤指出了这种大众心理学的吊诡。比如，责备“草莓族”的情绪问题，其实是假定了这一代人所面对的社会与生活压力并不比上一代人大，然而社会性质的变化和差异被忽略了——比如德国学者韩炳哲提到的功绩社会，便是这一代年轻人身处的新境况。至于人们责备女性过于脆弱的素质，则陷入了“责怪受害者”的逻辑，他们忽略了那些只有女性才会面临的社会因素，比如女性的生活压力有多少来自结构性压迫，再比如身体经验（比如月经和生育）在女性忧郁中所扮演的角色。

《民困愁城：忧郁症、情绪管理、现代性的黑暗面》
作者：甯应斌/何春蕤
版本：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 2012年9月

台湾学者甯应斌、何春蕤在这本专著中，处理了情感现代性与情绪疾病的关系。如果辩证地看待政治的公私分别的话，我们视为私密的情感情绪，实际上也应该是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核心范畴。一方面，“公共”无法穷尽“私密”的意义；另一方面，社会与心理疾病之间既互相关联，也存在断裂与缝隙。这本书指出了忧郁症作为（西方）现代性的黑暗面，认为高举文明现代、政治正确的道德进步主义，虽然看似与道德保守主义对立，但实际上二者不过是当代新自由主义的侧翼，需要更批判审慎地看待。

如何理解情绪问题，是大众心理学解读抑郁的关键。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在抑郁症流行的这些年，“情绪管理”、“情绪教育”等说法也风靡一时，尽管这些说法相当散漫和不严谨，但已经辐射和应用到教育、企业、婚姻和医疗健康等诸多领域。美国作家丹尼尔·高曼（Daniel Goleman）的著作《情商》（EQ）被奉为圣经。这反映了一种社会文化：现代社会愈发趋于理性化，人们越来越多地需要对情绪做更强硬、更合理的控制。

通过强化理性认知来管理情绪，已经隐约成为我们的时代氛围。C.Wouters指出，情绪管理涉及身份地位的竞争，那些身份地位越高的人，就越能管理情绪。比如，人们认为青少年不成熟，就体现在情绪外露、脆弱娇贵的表现之中。

在Oatley的情绪史写作中，情绪管理被视为历史的一章：“较高的情商与以下表现相关：降低学童的侵略性、减少青少年抽烟喝酒、更有效率的员工表现……”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社会问题和犯罪偏差都可以被归入“情绪”问题。比如抑郁症、轻生、自杀、家庭失和等，尤其是青少年犯罪。那些表达对社会不满的反抗行为，也被归类为个人“情绪”的失控。

理性管控情绪的说法，是基于怎样的逻辑？打比方来说，它对于情绪与理性关系的想象，不是像野兽与文明人的关系，而是像儿童与成人的关系：文明人固然能控制野兽，却无法真正透过理性认知的教化来管理野兽；相反，儿童却可以强化理性认知能力来达到成熟。它假定了情绪与理性的认知之间有共通的成分。不论是私人生活中的情绪管理，还是职场中的情绪管理，那些没来由的忧郁、莫名的愤怒、焦虑、不安分、不安全感，都需要加以管控，尽管无法被理性管理的“坏感情”依然大量存在。

的确，如今的职场中，存在大量强迫的情绪劳动。人们会像演员那样，用表面的或深度的表演,来管理自己的情绪与情绪表达，这导致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分不出自己的真正情绪。当科学管理情绪被视为理所当然，抑郁症的科学管理也就具有了相当的正当性。

《我们无法成为野兽》剧照。

05 抑郁症如何科学诊断？

对抑郁症的社会学解释，要基于对感情、情绪、身体、性、性别的综合理解，而对于抑郁症的科学解释，也要将其视为一种“整体”的疾病。《走出抑郁》的作者Richard O'Connor指出，多数真正经历过抑郁症的人，都相信自己的身体里发生了一些生物化学性质的变化。那种情绪的改变，以及对自我、对世界认知的改变，是如此深刻且不可抗拒，让人感觉自我像是被异物入侵了。“我们感觉不像自己了，一种非常强大的外来之物侵入并改变了我们。”

大多数人经历第一次抑郁时，同样也认识到：这种感觉是如此陌生，却又如此熟悉。他们记得自己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也有过相同的感受——孤独无助、无依无靠。抑郁症会影响人的身体、情感、思想和行为。它本身会使我们有种“请求帮助也没用”的感觉。

Richard O'Connor强调抑郁症的治疗境况不容乐观，只有三分之一的患者会寻求治疗；近一半的人将抑郁看作一种性格缺陷，而不是一种疾病或情绪障碍。“比这些还要坏的消息是，只有一半的抑郁症被准确地诊断了出来，其中只有一半得到了充分的治疗。”

《走出抑郁：让药物和心理治疗更有效》
作者：（美）Richard O'Connor
译者：张荣华
版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4年1月

如同很多抑郁的书写者那样，《走出抑郁》的作者Richard O'Connor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治疗师，也曾是一位抑郁症患者。在他看来，“没有一个简单的抑郁理论是奏效的。抑郁和我们的基因有关，和我们的童年经历有关，和我们的思维方式有关，和我们的大脑有关，还和我们处理感情的方式有关。”他强调抑郁症具有内在循环性，要走出抑郁，更需要摆脱“抑郁的习惯”。

网络上有许多视频和文章，都在反复讲述与抑郁症相伴的情绪，向那些因为没有此类经历而不解或加以嘲讽的大众解释这种情绪的复杂性和不可抗性：我们将抑郁和悲伤、悲痛混淆在一起；抑郁的反面不是幸福，而是活力，是感知所有情绪的能力，包括高兴、兴奋、悲伤和痛苦。抑郁本身不是一种情绪，而是情感的丧失，是将你与世界隔离开来的厚重帘幔，并同时伤害着你。它不是悲伤或痛苦，它是一种疾病。抑郁的标志，就是悲伤或“空虚”情绪的持续蔓延，有时也表现为紧张或焦虑，生活缺少乐趣。

“如果只是悲伤，你通常是明白自己总有一天会恢复过来的。”他们常常有一种一直持续着的疲倦感，难以集中精神，感觉没有价值。抑郁症患者通常会有低自尊、无助、责备自己的情况，而这些和普通的悲伤感觉是不同的。如果处于抑郁状态，你可能会感觉自己是命运的牺牲品，但你也会感觉自己本就不配得到更好的。

抑郁与悲伤的差异，既是感受性的，也是病理性的。科学研究表明，抑郁症会造成脑损伤。患抑郁症的时间过长，我们就失去了分泌多巴胺的能力，而多巴胺是快乐系统里首要的神经递质，大脑的中央处理器海马会随着每一次的重性抑郁症发作而缩小。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抑郁症患者会在集中注意力及记忆上存在困难，因为海马在将短时记忆转换为长时记忆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06 “药你生病”与抑郁症的商机

既然抑郁症如此顽固而普遍，那么服用抗抑郁药就成为现代人最简便的选择，这可以使人快速恢复功能和效率，消解痛苦，尽快投入到功绩社会的积极工作之中。

不过这也意味着，抑郁症的诊断书，同时也是病患购买药品的收据。抑郁症的建构与行销，建立在药厂与医院的消费关系之上。台湾学者郑圣勋指出，从被诊断为需要用药的一刻起，病患就进入了药厂-医院的庞大结构。精神科药物的庞大商机，连同药物巨大的副作用，可谓恶名昭彰，招致了许多批评，但是药厂所玩的把戏、疾病行销的巫术依然层出不穷。

《药你生病》（Selling Sickness）一书便揭露了制药业最新的行销花样。如何让新型疾病接二连三出炉？为了扩张药品市场，必须改造大众对于疾病的思考方式。创造疾病的公式，就是要把更多人变成“病人”：“三十多年前，有一位想法独到的思想家伊凡·伊立奇（Ivan Illich）提出警告，有一种日益壮大的医学组织，正在进行生命‘医疗化’，挖掘人类对付现实生活中，痛楚与死亡的能力，把太多正常人变成病患。”

《药你生病》对于抑郁症药物营销的批评非常尖锐，他在抗拒“抑郁症”的诊断时，往往同时也建构出一个“健康的人”的原型：“他”似乎是完全原生的、完整的，他的情绪困扰完全不需要透过“人工”、“邪恶”的药物来解决。一个完整的人可以处理生命中遭遇的问题。

抑郁症的药物难题，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作为一种精神与身体状态的“抑郁”，是如何在心理学、病理学的话语建构中沦为单纯的“疾病”，使置身其中的个人逐渐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一方面，当人们在现代社会的结构性改变下，逐渐放弃了对于自身情绪与精神状态的主动性时，也相当于无奈放弃了一部分与生命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贴身肉搏的时刻；另一方面，当人们在倦怠状态下不惜代价地健身、求医和维护身体健康时，这种健康崇拜也带来了另一种疾病和僵死——因为简化的生命缺乏活力，也缺乏目的性。毕竟，生命的内涵远远超过生物机能，根本不是医疗或心理学话语所能处理的啊。

本文原载于2019年8月3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1、B03、B04版。撰文：董牧孜。编辑：宫照华 徐学勤 榕小崧；校对：赵琳 杨许丽。题图来自日剧《丈夫得了抑郁症》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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