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了解的抑郁症不一定是，精神心理科医生呼吁抑郁症朋友看
七十年代，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一条关于抑郁症的真相，这条真相很快被“扫地出门”，因为它所意味着的含义太“不方便”了，而且太具爆炸性——美国的精神病医生出了一本书，书中详详细细地列出了各种精神疾病的所有症状，以供人辨认这些疾病，并在全美范围以一种统一的疗法去治疗它们，这本书名叫《诊断与数据手册》。在它最后一次修订版中，书中列举了9种症状，如果病人显露出这些症状，则可诊断为抑郁症；例如，对愉悦的兴趣缺缺、或持续的情绪低迷；如果你在几星期内显出5种症状，医生就能诊断你为抑郁症。
这本手册被分发到了全美的医生手里，医生们开始照它给人诊断；然而，他们回来找书的作者，指出了一个困扰他们的问题——如果他们照手册看病，他们就要把每个悲痛的病人都诊断为抑郁症了，然后就给他们吃药；如果你的亲朋好友去世，那么上述“症状”自然就会降临到你头上，所以，医生们想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要给每个悲痛中的人吃药呢？？
作者沉吟良久，决定在那些症状之外还要加一个“特殊条款”，曰：如果你在过去的一年里痛失了亲朋好友，那么上述症状都不作数，在这一前提下，所有那些症状都是自然反应，而不是疾病。这一条款被称为“悲痛特例”，似乎这么一加，问题就解决了。
然后，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临床医生们又带着一个新问题回来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医生原则上该对病人说，抑郁症事实上是你脑中化学物质的不平衡而已，例如过低的5-羟色胺，或缺乏别的什么化学物质，它不是你的生活造成的，而是你受伤了的大脑造成的。一些医生发问，这一条如何与“悲痛特例”自圆其说呢？如果你认同抑郁症的症状是生活中某些状况的合理反应，例如痛失亲友你会悲伤，那么遇到生活中别的状况，你难道就不会有合理反应了吗？你失业了呢？你干了一份你痛恨的工作长达４０年之久呢？你很孤独、一个朋友也没有呢？
“悲痛特例”一说仿佛被戳爆了，之前它意味着抑郁症的起因都在人的脑子里面，而现在意味着起因在现实生活中、要在现实生活中调查它、在现实生活中解决它。这是一场多数主流精神病医生不愿意掺和的争论，所以，他们给出一个简单回应——直接把“悲痛特例”去掉。每修订一次“手册”，你被“允许悲痛”的时间越来越短，从几个月一路降到干脆为零了，这样一来，如果你的孩子上午10点死了，医生在10点零1秒就能诊断你为抑郁症，然后就叫你吃药！
亚利桑那州大学的Joanne Cacciatore博士是一位研究“悲痛特例”方面的专家，正是因为她自己的孩子（名叫Cheyenne）在分娩过程中就夭折了，她也亲眼目睹过很多悲痛的人正因为悲痛而被说成是精神病。她对我说，这场争论暴露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它关乎我们如何看待抑郁、焦虑，及各种痛苦；她表示，我们的问题在于“不考虑事情的语境”。我们的做法仿佛对照着一份单子就能搞懂人的精神痛苦，好像它能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撇清关系似的，然后贴上一个“脑部疾病”的标签就万事大吉了。Joanne表示，如果我们在治疗抑郁和焦虑时，把人们的现实生活考虑进去，就要考虑一整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了。她对我说，如果你收治一个极重的抑郁症患者，不要去治那些所谓的症状，症状只是一种“信号”，它说明有深层次问题，要找到并解决那个深层次问题！
我个人第一次吃抗抑郁症药物还是读中学时；那时，我在孱弱的阳光下、站在伦敦一家购物中心的药房门外；药片很小、白色，我咽下去时，像一个“化学之吻”。那天早上，我去医生那里，我缩成一团而且尴尬地对医生说，痛苦从我全身不由自主地渗出来，就像某种刺鼻的气味，而且这种状况已经好几年了。医生回复我一个说法，他说，有一种化学物质叫5-羟色胺，作用是让人愉悦，而有些人的脑部天生就缺乏这种物质，很明显，你就属于这种人中的一个，不过好在现在有药物能把你的5-羟色胺水平提到正常人的程度，你吃了药就会没事的。我听后，理解了我的病是怎么回事以及它背后的原理。
然而服药几个月后，发生了一些奇怪的现象，痛苦又复发了，没过多久，我就感觉情况差到和没去看病前一样了。我再去找医生，医生说，很明显你剂量不够嘛。于是乎，20毫克变成了30毫克，从白的药片变成了蓝的药片。我感觉舒服了几个月，然而之后又痛苦起来了。我的剂量水涨船高，直到要吃80毫克，一吃就是很多年（当中仅稍有停药），但痛苦还是不时复发。
我开始查看一本书，题目叫《失去了的联系：揭露抑郁症的真正病因，以及令人意想不到的疗法》，我看这本书是因为心中有两个谜团——医生叫我做的我都做了，为什么我还是抑郁了？其二，既然我被诊断出5-羟色胺过低，那么我吃药提高它了，为什么我还是痛苦？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谜团——西方世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跟我一样？在美国，每5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因精神疾病而服用至少1种药物。在英国，在近十年里，抗抑郁药物的处方量翻了一倍，目前，每11人中就有1人要为此服药。是什么导致了抑郁症和焦虑症如此地节节升高？我不禁自问：真的是我们那么多人的大脑里不约而同地有某种化学物质发生某种故障了吗？？
为了找寻答案，我踏上了4万英里的环球之旅，我拜访这一领域的顶级科学家、以不同寻常的疗法治好了抑郁症的人们，我的足迹从印第安纳州的Amish村落，到一座禁止做广告的巴西城市，再到巴尔的摩某家尖端实验室。从这些人身上，我搞懂了真正导致抑郁症和焦虑症的病因，他们表示，病因不是我们迄今为止听到的那些说法。我发现，有证据能表明，当今社会的生活方式中有7种特定因素造成了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上升，除此之外，还有2个因素是真正生物学意义上的（例如基因），它们与前7种结合的话，会令情况雪上加霜。
我搞清这些后，我就能看清一套不同于以往的疗法可以针对我和其他所有人的抑郁症，就等着我实践了。
为便于理解新思路，我首先要研究一桩旧事，此事一开始给了我颇多慰藉——哈佛大学的Irving Kirsch教授是化学抗抑郁剂领域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他是给抑郁、焦虑症患者用药方面的世界级专家，在90年代，他信心满满地给病人开药，他对于已经发表的科学数据很有把握，因为数据清晰地表明，服药患者中70%明显改善了。他进一步深入研究，向制药厂提出独立收集数据的诉求，得到了制药厂方面对药物的数据，他原以为，能找到药物积极疗效的其他数据，然而，他撞上了咄咄怪事。
众所周知，你用手机自拍的时候，如果你拍了30张，会扔掉29张拍得不好的，例如拍糊了或眼睛正好闭上了，然后只挑最好的那1张来做你社交媒体的头像。而事实上，那些资助了几乎所有药物研发的制药工厂，在研发抗抑郁剂方面也做着相同的事，他们会资助海量的研发，然后扔掉那些药物收效甚微的项目，只公布显得成功的那些，举个实例来说，在某实验中，某药物分发给245个被试者，但制药厂只公布了其中27人的结果——恰恰是药物起效的27人。突然，Kirsch教授意识到“70%明显改善”这个说法不可能是真的。
事实证明，服用了抗抑郁剂的人里有65%到80%的人在1年内复发了。我多年前还以为，我吃了药却还复发，是我的问题，而事实上，Kirsch教授当时在马萨诸塞州向我解释，我的情况很普遍。这些药对一些人有用，但显然不能作为多数人的主流疗法，因为事实就是我们吃了药，但抑郁症仍在。当下，我们给抑郁症患者的“菜单”上只有一种选择，我当然不想把这唯一的选择也去掉，但我意识到，随着我和教授的共事，我们一定能在“菜单”上增加更多选择。
这让Kirsch教授发问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他问出来时，自己也吃惊了。首先，我们如何得知抑郁症是由过低的5-羟色胺引起的呢？当教授深究这一问题后，发现其证据明显站不住脚。普林斯顿大学的Andrew Scull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曾解释道，将抑郁症归因为过低的5-羟色胺，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导、是不科学的。同时，David Healy博士告诉我，此事完全没有根据，纯粹是市场炒作。
当时我不想听这些话；对于自己的病痛，一旦你在某种“说法”中安定下来，你就会极不情愿去质疑它，这就像我给我的病痛套上了缰绳，好歹让它受一定的控制。我害怕一旦我完全推翻了我已经坦然接受了那么多年的一个说法，我的病痛就会像猛兽出笼一样狂暴地失控。然而，科学向我展示了清晰的证据，我不能无视它。
那么，究竟出了什么事？当我访问全世界的社会学家时，从圣保罗到悉尼，从洛杉矶到伦敦，我开始看到一副始料未及的景象浮现了出来。我们都知道，每个人类都有基本的生理需求要满足，例如要食物、水、住处、空气。同理，每个人类也有基本的心理需求。我们需要归属、需要受重视、需要有用武之地、需要对未来有安全感。而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我们当今的文化并没有满足很多人甚至绝大多数人的心理需求。我不断以各种方式听到这样的说法，它说我们已经和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割裂了联系，那么这种深深的割裂就造成了抑郁和焦虑如瘟疫般地流行。
我们来看一下其中一个病因，并且对它的疗法一窥端倪——如果我们能从不同角度理解它的话。有显著证据表明，人类需要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觉得自己在做某种有目的的事，做之后和做之前要有所改变。这是一种自然的心理需求。但在2011到2012年，著名民意调查公司Gallup发起了一项史上最细致的调查，旨在询问人们对每天醒着做的最多的事抱有什么样的感觉，简而言之就是对“工作”怎么看。调查发现，13%的人说他们很“投入”，他们认为其工作是有意义的，并很看好它。另外63%的人说他们并不“投入”，他们将此描绘为“每天上班时间都在梦游”，另外24%的人表示强烈的“不投入”，直白地说就是厌恶。
我意识到，我认识的抑郁和焦虑患者，都属于那87%不喜欢自己工作的人。我开始深究是否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与抑郁症相关。我发现，其实在70年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有了突破性进展。回答者是一名澳大利亚科学家，名叫Michael Marmot。他当时想研究在上班场所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人的压力。他相信他找到了能有答案的理想“实验室”，那就是英国的公务员系统。这一小撮官僚从上到下被分为19个等级，从最高的终身秘书长，到底层的打字员。他一开始想知道的是，谁最有可能有压力导致的心脏病？是最上面的头头，还是下面的人呢？
每个人都对他说，你在浪费时间，很明显，头头的压力更大，因为他的责任更大。但当Marmot发表他的结论时，他揭露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真相：一个雇员如果在体系中等级越低，他的压力以及发心脏病的可能性越大。他想知道为什么。
他继续研究了两年英国公务员系统后，他发现了最大的因素：如果你对你的工作毫无掌控权，你的压力就会越大，然后，就抑郁了。人类有一种迫切的需求，要感到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是有意义的。当你被人控制了，你无法从你的工作中创造出意义来。
突然间，我很多朋友的抑郁症看起来不像是他们脑子里的某种问题了，虽然他们有着酷炫的工作，但他们除睡觉时间以外总觉得被人控制、不受重用，这不是脑子问题，而是环境问题。我发现有很多类似的抑郁症病因，然而，我的旅程并不仅仅是找出我们痛苦的原因，关键是要找到我们如何才能改善情况。我们如何才能找到真正的、长久的抗抑郁剂？而且要对多数人管用，而不是当前开给病人的那区区几片药片而已。我苦苦思索Cacciatore博士所说的话——我们要解决的是造成表面症状的深层次问题。
对于“无意义工作”这种瘟疫，我看到解决的端倪了。在巴尔的摩，Meredith Mitchell过去每天早上醒来都伴随着因焦虑而带来的心动过速，她害怕办公室工作，所以她走了大胆的一步，很多人觉得她疯了；她的丈夫Josh和他们的几个朋友，之前多年在一家自行车商店上班，在店里每天被人呼来喝去，一直觉得这样的生活没保障，他们多数人都抑郁了。一天，他们决定自己开一家自行车店，但他们要以不同的方式来经营。不同于一个头头在上面发号施令的模式，他们开店采取一种平权、合作的模式。这就意味着他们集体做决定、他们分摊最容易到最累的活儿，人人都是老板，这就像一个繁忙的、平权的“部落”了。当我去他们的“巴尔的摩自行车工作室”店里时，工作人员表示在这个不同的环境中，他们长久以来的抑郁和焦虑症大幅度改善了。
并不是他们每个人干的活儿和以前大为不同了，他们以前修车，现在也是修车，但他们得到了之前未被满足的心理需要，之前未被满足才导致了他们痛苦。通过给予他们自治权和对工作的掌控，Josh亲眼看清了抑郁症在多数情况下是对境遇的理性反应，而不是生物意义上的疾病。他告诉我，做生意并没必要在老一套人侮辱人的压抑体系中做，我们可以一起行动起来，形成一种文化，让工作者掌控他们自己的工作场地。
对于造成抑郁和焦虑症的9条病因中的每一条，我都不断接收到全新的认知以及观点的碰撞，这些都迫使我转换思路思考问题。芝加哥大学的John Cacioppo教授教导我说，一个人若是极端的孤独，承受的伤害相当于莫名地被人在脸上打了一拳，这会大大地增加抑郁症的风险。圣地亚哥的Vincent Felitti博士向我展示证据称，童年若是承受过严重创伤，成年后企图自杀的可能性比正常人高31倍。温哥华的Michael Chandler教授向我解释，如果一个居民区的人觉得某些关系到他们的重大决定，他们自己却无话语权，这个社区的自杀率会陡然升高。
这些新的证据都迫使我们去寻找不同以往的疗法。有一个特殊人物，他帮助了我打开新思路：在刚进入21世纪的头几天，一位南非的精神病医生，名叫Derek Summerfeld，他去了柬埔寨，有史以来首次向当地人分发抗抑郁药，他向当地医生解释其背后的原理，他们耐心地聆听后，说，他们其实不需要这种抗抑郁药，因为他们已然有抗抑郁药了。Derek当时以为他们指的是某种“草药”。
他请那些医生解释一下；他们就说了一个当地农民的事例。有个种田的农民，其左腿被地雷炸飞了，装了假肢，对未来很是焦虑甚至绝望，医生们坐到他身边，试图为他排忧解难，他们发现，即便装了假肢，农民也难以胜任原来在水稻田里的劳作，心理上痛苦，生理上也痛苦，甚至不想活了。于是医生们想到一个主意，如果让他去养奶牛，是否就能胜任？于是他们为农民买来一头奶牛，之后几个月甚至几年过去了，他的人生改变了，他曾经严重的抑郁症不见了。“所以你看，”当地医生说，“奶牛就是‘抗抑郁剂’。”
对他们来说，抗抑郁剂并不意味着要改变人脑中的化学物质，而是意味着想办法解决困扰你的那个难题，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某些类似疗法，我们作为个体在个人生活中就可以做；而有些则需要更大的社会分工，这就需要我们身为公民携手合作。但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首先改变对抑郁和焦虑症本质的理解。
这听上去激进，但我认为并不是痴人说梦。在2017年的世界健康日官方宣言中，联合国拿出了最好的证据，其总结道——对抑郁症病理的生化描述，是建立在有失偏颇的研究结果上的，它必须被扬弃，我们关注的重点必须从化学物质的不平衡，转移到人的权益的不平衡上来。
我得知了所有这些事实以及它们意味着什么以后，我开始憧憬我有能力回到过去，拦住中学时代的我自己，不让我在那天听到某种说法后在错误的道路上常年累月地越走越远。我想告诉我自己：你感受到的痛苦并不是一种病，你不是疯了，而是你正常的心理诉求没有得到满足的信号；这是一种悲哀，既是你的悲哀，也是你所身处的这一文明的悲哀，它已经错得离谱了；我知道这有多痛苦，我知道这对你的伤害有多大，但你需要听清这一信号，我们都需要听清身边的人发出的这种信号，它告诉你这社会哪里错了，它告诉你，你本该以众多深沉而纷繁的方式与万事万物结成纽带，虽然你现在还没有，但终有一天会的。
全国抑郁症微信互助交流群，加zaoyujun1996，进群交流
如果你抑郁或焦虑，你不是坏了一个零件的机器，你是一个诉求未满足的人类。唯一真正能够走出这种“绝望瘟疫”的办法，就是我们所有人一起来满足人类正当的诉求——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以及生命中真正重要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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