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耻感，真的那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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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患者抵抗和战胜病耻感是每个精神卫生工作者的责任，但具体怎么做呢？这个医患故事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
前段时间雨神趁太阳公公出去旅游不在长沙，便创下了降水54年来的记录，太阳公公知道后立刻结束旅行回来赶走了雨神，于是长沙便迎来了久违的阳光。我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前，暖阳一丝丝照在我的护士服上，空气似乎也变得格外清新起来，我笑了笑，心里想着这真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他也经常会在我闲暇时找我聊天，也正是在聊天中我慢慢的注意到，只要话题是关于他最新出现的症状时，他肯定会充满疑惑但又似乎迫切想知道答案地问上一句“护士，我可以相信你吗？或者说你以前遇到过像我这样的人吗？像有我这些症状的人？”而且只有当我很耐心的倾听并给予肯定时他才会继续与我说下去，即使下一次遇到这样的话题，他还是会问同样的问题。
因为经常看见他与几个年龄相仿的其他患者称兄道弟，有说有笑，于是在与他的一次聊天中我忍不住问道：“你以前与同学们相处的怎么样？”
他笑了笑告诉我：“我跟我身边的朋友们也都相处的挺好的呀！”
我又问：“那如果你出院之后他还会像以前一样相处融洽吗？”尽管在问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我还是希望像他这样看起来乐观开朗的孩子会毫不犹豫地笑着给予我一个肯定的答复，可是他瞬间把脸低下来搓了搓衣角告诉我说：“应该不会了。”
我失望的问他为什么？他摸摸他的头把眼神又移到别处说：“因为我现在知道我有这个病了嘛，我也就跟以前的我不一样了，所以在相处上也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吧！”
听了这个回答，我很难过，尽管是这样一个乐观尚未成年的孩子，内心中依然会存在着病耻感这样一个挥之不去的“伤疤”，自卑慢慢占据了他们的内心，不愿意与社会有过多的交流与接触。
于是在后来的聊天中我都会告诉他不能把自己总定义在精神病患者这样一个“特殊”的角色里，并给予了一些心理支持和相关健康宣教。一开始他虽然表面上对我说的表示了赞同，但依然能明显感受到他内心深处强烈的纠结与挣扎，但随着一次次干预的进行，他内心深处的纠结与痛苦明显减弱。
直到小李出院的前一天晚上，他很高兴的找到我说，“明天我就要出院了，我已经慢慢的找到了自己以后的方向，要好好的相信自己，好好的做一个普通人。”
图为小李出院前一天晚上在纸条上留下的话
在后来的观察中发现每一位精神疾病患者内心中或多或少都会存在着病耻感这样一道“伤疤”，有的人心怀抱负却因受到排挤无法施展；有的人选择保密每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有的人因为身边的人看不起而感到自卑。种种结果都让他们深陷于痛苦之中，更加不愿意与人有过多的交流，有时疾病不仅得不到改善反而愈发严重，生活、学习、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病耻感源于希腊语，原意为“烙印”，是指一种患者因患病而产生的内心耻辱体验，它最早是1966年由Goffrman提出的[2]，它是人身体上某些不良道德特点的特征和社会对个体强加的耻辱标签[3]。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出发，病耻感主要表现为社会刻板印象、偏见及歧视[4]患者出现病耻感的因素包括地域、文化、社会地位、婚姻状况、职业性质等，均可影响病耻感[5]。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不仅遭受邻居、亲属的歧视，甚至路人都对其进行歧视，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具有盲目攻击性、报复性，这种刻板、错误的认知常使患者自尊心下降，自我评价降低，并直接影响患者的生活积极性，拒绝社交、拒绝外出，避免与外人过多接触以免遭受嘲讽，进而患者的工作、学习、生活能力逐渐衰退，生活质量严重下降。那么我们来看看病耻感究竟是何方“妖孽”?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精神分裂症患者除了进行系统的药物治疗外，还需要通过个体化单独指导、集体干预等手段向患者传授精神分裂症的基本医学知识、病耻感对治疗结局的影响[8]，只有当他们深入了解到自己的病情，并学会如何自我干预病耻感，才能够战胜病耻感。进行心理护理干预，指导其进行自我换位思考。通过干预使精神分裂症患者了解到社会对精神分裂的歧视属于社会偏见的一种表现，从细节入手提高患者战胜困难、面对挫折的信心[8]。进行社交自信训练。有研究发现通过社交自信训练后，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肯定的自尊水平明显提高，社交焦虑体验改善，克服社交回避的主观意愿加强[9]。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耻感与患者是否在读、在职有关，有职业的患者比无职业的患者自信心强[10-11]，所以当患者进行了一段系统治疗症状控制后，适当的鼓励其去学校学习或工作有助于改善其病耻感，增加患者的自信。进行自我肯定训练。自我肯定训练分为团体模式和个体模式，并且团体自我肯定训练通常比个体模式更有效［12］。有研究显示[13]自我肯定训练对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有良好的干预效果，通过训练，患者加强了与他人的交流，学会了应对外界歧视，增强了治疗信心，从而减轻了社交、能力及治疗方面的病耻感。通过干预，患者的自尊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高。那么怎样来消除或减轻他们的病耻感呢？
参考文献：
[1]王正君，周郁秋，杨军，等．精神科护士主导的依从性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结局影响的Meta分析［J］．中华护理杂志，2017，52（8）：958-966.
[2]周英，李亚洁．精神分裂症病耻感的相关研究进展[I]．广东医学，2011， 32(15)：2061-2063
[3]高萍，李丽娜，王成刚．精神疾病患者病耻感与其就医行为的关系研究［J］．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2016，19（1）：148-152．
[4]陆红英，袁勤，陶丽，等．支持性心理干预对社区精神分裂症病人病耻感的影响［J］．护理研究，2017，31（15）：1831-1834．
[5]田良辉，孔卉玲，毛云峰，等．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病耻感与病耻抵抗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医药导刊，2017，19（7）：653-654．
[6]余敏，江妙玲，周燕玲，等．稳定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病耻感影响因素分析［J］．护理学报，2017，24（7）：58-61．
[7]曹雷，张颖，周磊，等．认知治疗对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病耻感的影响［J］．武警医学，2015，26（4）：373-375．
[8]董锋云，赵淑宜，等，精神分裂症患者病耻感与自尊、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分析［J］.齐鲁护理杂志,2017,23（15）:51-53.
[9]陈佳伟,岑慧红,林建葵,等.精神分裂症患者孤独感与病耻感的调查分析[J].护理学报,2017,24:14-17.
[10]梁祖光,李大连,陈婷妹.重性精神病患者及家属病耻感调查和相关因素分析[J].广东医学,2016,37:2008-2010.
[11]唐文忠,周一平.精神分裂症的社交自信训练研究[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03,9:38-39.
[12]张丹萍.自我肯定团体辅导对大学生自尊影响的研究［D］.烟台：鲁东大学，2015.
[13]Aschen SR. Assertion training therapy in psychiatric milieus［J］.Arch Psychiatr Nurs，1997，11（1）：4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