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身份，但这群病人只有马赛克

一张喜庆的大合照里，男男女女礼服出席，然而只有少数的面庞是清晰的，大多数人的脸上都叠着厚厚的马赛克，晃眼一看，让人不免有些错愕。

马赛克的后面，不是作恶的罪犯，也不是失足的赌徒，他们只是身受疾病之苦的患者——精神病患者。

「马赛克」们来自纪录片《人间世2 笼中鸟》，该片记录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院区的故事。

《人间世2 笼中鸟》

提起精神病人，「杀人不犯法」、「暴力」、「武疯子」等负面词汇不断从脑海里冒出来。没错，外人看待这个群体，就像观众看待打上马赛克的脸——模糊而自带想象。

偶尔「疯癫」

一位微胖的青年马赛克以一首现代诗打开了镜头：

这是一只无忧无虑的小鸟

却失足被猎人捉住

从此与天空无缘

猎人日复一日地去逗弄小鸟

直到有一天

猎人发现小鸟浑身鲜血淋漓

猎人终于明白

小鸟只能属于天空，天堂是它唯一的归宿

丰富的比喻，准确的立意让人不敢相信这首诗出自一个精神病患者之手。

他甚至和医护人员争论疾病是猎人还是狂兽。

L8 病房的计海勇回答问题时有理有据，脸上挂着和普通年轻人无异的对未来的迷茫和淡淡的忧愁，言语中透露着对正常生活的向往。

李俊岩思路清晰，甚至比一般人更通透。

在看到病友犯病，一位老患者有点可爱地对着镜头说道：「精神病(人)不听话是不行的」

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实在让人忍俊不禁，这分明是个可爱的老小孩。

每当你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有病时，偶尔的一两个镜头会将你拉回现实。

伍宝祥老人在本该睡觉的时候偏执地要去打扫卫生，理由是外星人在召唤。

老人幻想全人类都在朝着外星人进化。

是啊，他们是病人，但他们好像不如想象中可怕，他们的日常是吃药、排队、吃饭、剃胡须、打牌、做操，像普通病人一样个个盼望着早点出院，只是由于病情的特殊，没法像正常人一样自如地参与社会活动。

由于中老年人居多，有时候这里更像是个养老院。

精神病人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处在发病状态，在不发病的时候，他们和常人无异，加上长期规范的药物治疗，大多数人的病情被控制得很好。

至于暴力倾向，研究表明：精神障碍有很多种，只有极少数精神病患者会出现暴力倾向，而这些暴力倾向，多与其幻觉、妄想的症状有关，目前已经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很好地控制这些症状。

只有接受正规的治疗才有康复的希望。

病好了才能回家

刚上大二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小吴是片中唯一一个成功出院的患者。

在治疗期间，小吴无数次祈求爸爸带自己回家，并坚称自己没病。

愿望没有达成，她责备爸爸，甚至用自残的方式表达对爸爸的埋怨。

面对女儿的极端和不解，爸爸既心疼又无奈，不知道在镜头背后有多少个绝望的瞬间，女儿好不容易从贵州考上好大学，现在却面临着退学的风险。

然而，他只是对着镜头淡淡地说：「要是我倒下了，女儿就没有着落了……」

爸爸又何尝不希望女儿能早点出院呢？

作为旁观者，我们很难体会到精神病人家属的痛。

家庭成员罹患精神疾病对整个家庭而言本身就是一种不幸，监护人不但要承担较重的看护监管义务，还要承受不菲的治疗费用，一旦患者疏于管理侵害他人利益，监护人还要承担赔偿责任，而这对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经济发达地区的部分精神病患者有条件接受相应的治疗，能在医护人员和家属的照料下保证一定的生活质量。

胡绍堂有一个好哥哥，他委托护士把弟弟每日吃喝拉撒的情况记录在小本子上。

甚至安排自己的儿子将这个叔叔负责到底。

胡绍堂和小吴以及所有能接受专业治疗的患者是相对幸运的，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 2016 年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公众对精神障碍的知晓率不足五成，八成病人缺乏治疗。

2009 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一亿人以上，重症精神病患者人数已超过 1,600 万，这意味着每 13 个人中就有 1 位精神疾病患者，而不到 100 人中，就有一位重症精神病患者。

但与之相对的医护力量却很薄弱，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精神科执业医师不到 3 万人，平均精神科执业医师为 2.1 名每十万人口，精神疾病治疗机构平均病床数在我国 27.5 张每十万人口，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及广大农村地区，关黑屋、住笼子、栓铁链……是家属看护精神病患者的主要方式。

图片来源：华商报

19 岁的尹新昭因精神分裂症并伴有暴力倾向

被父母锁在只有几平方米的铁笼中。

尹新昭的遭遇只是广大农村家庭中精神病患者遭遇的缩影，这些家庭无法支付长期的治疗费用，患者病情得不到控制，歧视、边缘化又让他们的情绪进一步压抑，病情进一步加重，甚至发展出暴力倾向，而这又使得公众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进一步加深，就这样走入死循环。

最终，患者、家属、公众，都成了受害者。

想回家，太难

然而，即使积极治疗，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小吴一样顺利回归社会。

片中有一些入院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患者，有些已经基本恢复，只需按时吃药定期复查便可回归社会，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回家的路，变得很艰难。

周智玲 18 岁因双相情感障碍首次入院，甚至连真挚的爱情也发生在精神病院。

小帅 19 岁考入杂技团，后因病入院，无法登上舞台。他是 C 级开放病人，可以在医院自由活动，目前正在康复中心上岗，这意味着，他的病情一直很平稳。

肖云生患有酒精性精神障碍，不喝酒后病情逐渐好转，目前已和正常人差不多，但他的儿子女儿却将他「抛弃」在医院。明年将是他在医院的第 10 年。

儿子女儿一年仅看望他一次，一次仅仅十几分钟，现在索性不来探望，甚至连电话也不接，说到这些，肖云生不禁老泪纵横。

作为旁观者，我们很容易在道德的层面上去谴责「遗弃」病人的监护人。

但仅从感性的角度看问题往往太过片面，放弃家人、自断血脉情的背后隐藏着诸如经济困难、复发、停药、歧视、难以融入社会等多种现实问题。

精神病患者，尤其重症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问题很难单纯依靠家庭力量，而是已经成为需要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事务。

社区康复体系是目前发达国家采用的相对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类似于医院和社会的过度。《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也提出推行「病重治疗在医院，康复管理在社区」的服务模式。

但由于资金、人员等现实因素，我国目前的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完善。

大量的患者还在等待，等待体系的建立、法律的完善、偏见的消除……

自由本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疾病本不该是耻辱的根源，暴力也不应是这个群体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