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抗癌故事：失去乳房与癌共处的日子
切除左乳805天后，王晨岑的右乳也即将被切除。
陈晓夏给妻子拍了一张照片，阳光在凸起的胸部投下灰色的阴影，这是他们跟乳房的一个告别仪式。
右乳切除手术前，丈夫陈晓夏给王晨岑拍的右乳照片。 受访者供图
收拾妻子住院需要的物品时，陈晓夏觉得自己越来越有经验了。比如准备术后六个小时湿润嘴唇的棉签和喝水的吸管，隔绝环境的眼罩耳塞耳机，他还准备了一条两米长的红绳，术后绑在他俩的手臂上，妻子需要他时，轻轻拽一下就行。
4月18日，手术前一晚。陈晓夏把它留给了妻子，让她单独跟右乳告别。他早早躺下，但睡不着，最后爬起来写道：“暖，我相信你终将找回身体失去的！”
手术
33岁生日时的王晨岑 受访者供图
1984年出生的王晨岑，33岁，右乳患三阴型乳腺癌，必须切除。
高纪东是她的主治医师，他在乳腺外科工作15年，每年要做300例左右手术。
他介绍说，乳腺癌总体恶性不高，但三阴性在乳腺癌里面属于恶性程度比较高的一种，容易复发、转移。
高纪东接触的大部分乳腺癌病人情绪都存在问题，但王晨岑不太一样。失去左乳的过去两年，王晨岑花了很多时间与内心共处。如今，她又花了很多时间接受即将失去右乳的事实。
2015年2月，王晨岑的左乳首次被查出乳腺癌。从得知自己患癌到进行切除，总共不满六天。
一开始，左乳有肿块，医生说是乳腺炎，便按照炎症处理，但没想到，肿块越来越大。那年1月30日，王晨岑独自一人去医院拿左胸穿刺报告单：
“一看到报告，知道是癌症了，但我没有哭。情绪还没来得及轰炸，我想，先不要告诉家人，这个炸弹要释放出去，那大家就乱了。
我知道要马上去哪个医院做检查，医生看我有点愣，他说今天周五了，你赶紧出门打车，挂号，动手术。拦车的时候我才给陈老师打电话，一听到他的声音，就‘哇’的哭出来了。”
1977年出生的陈晓夏比王晨岑大7岁，两人都是福建人，相识于2011年。
陈晓夏接到妻子电话的瞬间，整个人懵了。他在电话另一端，迫使自己冷静下来，让妻子先去做检查，然后赶紧查资料，找医疗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安排好进医院做手术。
手术安排在第二个礼拜。手术前的那个周末，家里的恬静状态被打破了。王晨岑从医院回到家，跟陈晓夏“抱头痛哭”。
王晨岑是个“吃货”，那天，她尝试从网上学做红烧肉。“我马上就要住院了，可能吃不了肉了。”她跟陈晓夏说。但她边做边流泪，一想到生病的事，就忍不住。
陈晓夏看着她在厨房忙碌的背影，百感交集。“她还可以做红烧肉，没有放弃生活。”
之后，所有医疗相关的事，陈晓夏都揽下了。他告诉王晨岑只要放空，调整心态。
其实他有很多不敢。他不敢当着妻子的面搜索乳腺癌的资料，只能晚上趁她睡着，用被子蒙住头，偷偷用手机查。“三阴性看着就觉得太差，越搜越绝望，越看越伤心，点儿这么背。50%以上的高复发率，而且死亡率特别高。”
有一天早上，阳光洒在王晨岑的脸上，她冲丈夫笑。陈晓夏觉得那一刻，妻子特别美。那时，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记录下妻子生病的每个瞬间，“她的每一帧都是最后一个画面。”
陈晓夏镜头里的王晨岑 受访者供图
告别乳房
2015年2月4日，王晨岑被送进手术室，左乳匆匆离开了她。
手术后大概十天，陈晓夏去医院拿妻子的病理报告，淋巴转移达到50多个，这意味着癌细胞转移会很快，复发率也很高。陈晓夏背着妻子，哭了，心想“完了完了”，这是他最绝望的时候。
生病前的王晨岑和陈晓夏 受访者供图
拿着病理报告的陈晓夏迫使自己从最低落的情绪里拉出来，他开始求助各种医疗信息，也没有把病情告诉妻子。
“术后拿到病理报告我也看不懂，他们也不说。后来我一点一点在网上查，或者去看医生时问大夫。很多大夫不讲。我见了不同的大夫，套了不同的话，才慢慢知道我的病是什么程度。
有一篇科普文描述，三阴性是高射炮的伤害程度。我第一次查到时，心里很沉重，觉得怎么运气这么不好。但我刚开始就没心没肺的，所以比较乐观。”
术后半个月，王晨岑在父亲的陪同下去拆绷带。医生的办公室里有一面镜子，很多患者没有勇气看。她鼓起勇气要看。医生说，你挺勇敢的。
“打开纱带看到自己身体的时候，我吓到了。我见过乳腺癌患者切除乳房的照片，就是没有乳头，有两道疤，像男人。
男人的身体还是完整的。但我是，身体被挖了很大一个洞。伤口极丑无比！腋下脂肪全部被取走了，腋窝和肋骨之间有个极大的坑，绷带把肌肉挤变了形。伤口上还有一排15公分长的钉子，像订书钉一样，啪啪啪一排。
我当时就觉得，完了，我的身体丑陋无比，简直无法形容。我当时丑哭了！丑哭了！我把自己都吓哭了。我想，完了，如果以后身体变成这样怎么办。
回家的路上，我边走边哭。但过了几天，心情平复后，我很快想通了。
我知道脂肪是可以流动的，以前我可以把自己的A罩杯拨成C罩杯，我想我也能把腋下这块肉填起来，事实证明确实会好起来。”
当她开始面对自己身体的缺失时，问陈晓夏和爸妈，想不想看伤口。陈晓夏看了。但王晨岑的父母不敢看。再过了十天，当医生用起钉器给她拆钉子，她已经可以用手机拍摄这一过程了。
陈晓夏（右）陪着王晨岑看病 澎湃新闻记者 张维 图
把镜头对准妻子
护士石蕾是王晨岑住院期间的护士。她在乳腺肿瘤科工作了15年，这里每周有60台左右的乳房切除手术在发生。
石蕾每天都跟病人聊天，经常有病人向她倾诉：“哎呀，我乳房没有了，我跟老公夫妻关系怎么办？伤疤会不会不好看？化疗会不会有效？大概多长时间可以确诊？早期中期晚期？……”
但在石蕾印象中，王晨岑夫妇“挺向上，懂得去放松自己”。他们每天都会戴着耳机，听音乐。
27岁时，陈晓夏曾签下生死状，作为中国第21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内陆冰盖队队员和央视随队记者，代表人类首次到达南极冰盖最高点。
那时，一位队友出现高原反应，他作为记者，必须记录，但同时他们又是生死兄弟，陈晓夏一边大哭，一边拍队友被送上飞机的过程。
现在，他把镜头对准了自己的妻子。
“我既是她的先生，也是陪伴她对抗癌症的人。但我不能用专业相机拍，她说，有人用相机把病人拍的很好看，我说是啊，但我还做不到。拿专业相机好像这是一个跟我没有关系的人，而手机拍摄更生活一点。”
陈晓夏在医院里，也没有停止记录。他用图片，真实而又近乎残忍地呈现了王晨岑生病的各种样子：
或是她在呕吐，或是她在打点滴，或是穿着病服，口鼻上乱七八糟地插满管子，或是她坐在病床上，身上裹着纱布，又或是化疗时头发一点点掉光。
他常常趁她不注意拍，王晨岑会嗔怪他拍得不好看，但也只是说说，并不阻止。
切除左胸后，王晨岑进行了8个周期的化疗，长而直的黑发落得干干净净。
因化疗而脱发的王晨岑 受访者供图
落发这件事，王晨岑从来没有担心过，她坚定地说，“头发会长的！”陈晓夏曾给她弄了顶假发，她不想带，“无所谓别人怎么看”，那时正是夏天，天气很热，她拿头巾往头上一套，就出门了。
化疗时，不仅是头发，全身的毛发都掉光了。王晨岑后来忍无可忍，索性剃光。药物让王晨岑经历了跟其他病人一样情绪不好的阶段。
“化疗的时候，有点作，觉得终于可以当公主了。化疗让我停经了，就像是更年期。遇到事儿就烦躁。饭菜不合胃口了，我爸做什么事不合我心意了，我会怼我爸，他们也不敢说我。矫情，人来疯。”
因为生病，家人对她更多是包容和理解。但偶尔也会产生矛盾。有时，王晨岑让丈夫给她拿杯水，陈晓夏不拿，他觉得她可以拿到，但王晨岑觉得自己是病人，“身上绑着绷带”，拿不到。
王晨岑家门口，挂着她自制的圣诞花篮。澎湃新闻记者 张维 图
与癌症共处
那是2015年吃草莓的季节，春天。
王晨岑在打升白（白细胞）针，有一次打多了，脊柱放射性的痛，从腰椎向全身，如同一台电钻机在打钻。她被痛哭了。
这时，她遇到了一位学“内观”的朋友。她跟着人家学打坐，感受自己的呼吸，觉得痛感稍微有所转移，心态也逐渐平和。
王晨岑读书时学金融和媒体，一直觉得大学毕业后，要走“白领”道路。生病之前，她是十足的工作狂，几乎总在加班，凌晨两点起来打电话，在家吃饭到一半，又被单位的电话叫回去。
陈晓夏劝她要把工作跟生活分开，她觉得“在教坏她”，沉浸在这种紧张的状态里出不来。
左乳治疗结束时，是2015年年底。头发也长出来了，长得还不差。王晨岑开始做一些人生中一直想做而没做的事。她去学习内观，心理，艾灸，开始大量阅读和思考。
她开了个公号“在在处处”，原打算写生活美学，但写着写着，变成记录癌症。“每当有人在后台告诉我，因为阅读文章心情舒畅了一些，我都会无比满足，哪怕只有一个人，能因为这些文字而得到抚慰，我都无比开心。”
她把自己积累的一些看病经验整理出来，发在公号里。她还自制一些药方，分装小瓶，送给其他用得到的病友。
在她的影响下，陈晓夏也写公号。2016年5月20日，陈晓夏写了一篇关于情人节的文章。王晨岑看了，觉得还不如写他俩，就这样，陈晓夏开始在公号“说一小下”里写两个人与癌症共处的日子。
因为身体不好，王晨岑的公号更新频率不高，两人有时开玩笑，互比粉丝数，“总觉得有点暗暗较劲的味道。”
他们的家位于北京四环，小区紧邻街道，楼下是一排杂货店，闹哄哄的，充满生活气息。
在不大的客厅里，窗边架满了绿植，林林总总。陈晓夏用喷壶一点点浸润每片叶子，古典轻音乐从绿植中间升起，王晨岑在阳台上打坐。
陈晓夏和王晨岑在公园里 澎湃新闻记者 张维 图
小区附近有一两个公园，绿意浓浓。术后的王晨岑拎着纸袋，纸袋装着术后积液袋，管子从纸袋里悄悄地延伸到她身上。
绑在胸上的加压包勒的她难受。身高1米66的王晨岑身体单薄，齐耳短发，脸上的雀斑在生病后更深了。
2016年3月，王晨岑的右胸被检查出有肿块，但未确诊。她不断安慰父母，给他们做心理工作。之后，确诊，和左胸一样。医生的答案仍是，切除。
“第二次查出来我特别镇定。因为我心里有数了，好像可以预知了。陈老师去拿报告，我去放生。放完生我去找他，他说，有问题。我说，没事啊，反正本来就能预知。我看了报告，他也看了一眼，然后他突然就大哭。我看他哭，也哭了。我看我心爱的人为我难受，我就很难受，我为他哭而哭，不是为我自己哭。”
过去两年经历的一切，她要再走一遍。
4月12日。离手术还有三天。
王晨岑在自己的公号里，用“暖”的笔名写下：“和乳房的最后告别，在人生的‘舍不得’中做好‘舍得’的功课”。“暖”是大学时，她给自己取的小名，那时每个舍友都取，而她喜欢“暖”。
“第一个切了还有一个，第二个也切了，手都没处放。我问过陈老师，我说你会不会舍不得。他说没事，我一提他就说没事。
我觉得他内心深处是可以做到不在乎的，但是人总归是有生物的本能。你想，人跟人的身体，互相面对时，自然有种姿势，那手怎么放呢？他心中会有一种悲伤吧？或者出于对我的怜悯，多多少少都会有情绪的波澜。我会感觉到。
我们两个靠在一起时，我这边没有胸，他会刻意回避，把手放到别的地方去。如果这边也没了，那就没地方放了。但是也许他会找到别的地方放，哈哈哈……”
切除左乳时，王晨岑曾纠结于在切除后要不要同时再造胸部。但她的身体不允许，陈晓夏也不希望她这样。
“我真的不在乎，我自己都不能想象能那么快适应。”陈晓夏说，“我一直跟她说，我根本不在乎你生理上的缺陷，我不需要你为我做这个事情，我也不在乎。”
现在，她不再纠结这个，“我可以去写一些攻略，帮助我姐妹去选择一些义乳。”
这让陈晓夏感到高兴。“我觉得她真正从灵魂深处放下了。只是跟我说‘你不要担心’，没什么意义。她要释放出对这个事情放下了，就是给我最大的安慰。”
其实，对王晨岑来说，失去了哺乳的权利才是她最大的遗憾。患癌症之前，她流产过两次。
“流产和得癌症比，好像流产我更伤心。”她说。
生病前的王晨岑 受访者供图
第一次是2013年，第二次是2015年1月，就是生病之前。
“我当时在医院，流了好多好多血，去检查，憋尿，排尿，然后，咕咚一下，胚胎就掉出来了，一个圆圆的蛋。我赶紧问护士要了塑料袋，心里特别悲伤，理智告诉我要把组织送去化验，可这恐怕就是我的孩子，它本来应该在温暖的子宫或柔软的床上，可是现在却在一个破烂的塑料袋里，要送去冰冷的化验室……
“活得更生动了”
4月19日上午8点，王晨岑被送进手术室。她的父亲一直跟到手术室门口，他内心在煎熬，明知送女儿进去会受苦，但还是要安慰她，推她进去。
当王晨岑在手术室时，陈晓夏在外面哭了，他带着耳机听音乐，在走廊里走了好久好久。两个小时后，手术室门被打开。失去乳房，两人觉得，拥抱时心更近了。
现在，王晨岑每天早上8点吃完早饭，看会书，打会坐。然后去公园散步，晒太阳，在树荫下看书。
她有时会玩手机游戏。陈晓夏极度反对，觉得没有任何营养，又消耗精力。王晨岑有时觉得丈夫像家长一样管着自己，生病之后，她愈加坚持自我。
中午，两人坐在公园里聊天，看着绿油油的树。王晨岑说：“其实我也不会去想我还能活多久，或者下一步会有什么转移啊，现在我就活得很开心啊，看着这些绿色我觉得特别舒服。”
生病的两年多里，陈晓夏觉得妻子成长了很多，“她原来真的是一张白纸。”而在王晨岑看来，她和陈晓夏的感情“升华了”：
“上升到很多精神层面，这种默契、信任，都是现在培养起来的，内心深处非常富足。
我很感激陈老师。我父母也做了很多事，家务都是他们在做。但晓夏几乎把所有的医疗方面的事担当下来了，所以我比较安心。”
5月9日，是王晨岑33岁生日。
她在公号里写下：懂得生死的意义以后，我更惜命，更怕死了。虽然我也相信下一辈子，但这辈子就是我能把握的一切。有时候我觉得陈老师镜头下的我更生动了，而后来我才意识到，是我自己活得更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