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抗癌故事:失去乳房与癌共处的日子

文 / 橙子先生smile
2017-10-11 12:41

切除左乳805天后,王晨岑的右乳也即将被切除。

陈晓夏给妻子拍了一张照片,阳光在凸起的胸部投下灰色的阴影,这是他们跟乳房的一个告别仪式。

北京抗癌故事:失去乳房与癌共处的日子

右乳切除手术前,丈夫陈晓夏给王晨岑拍的右乳照片。 受访者供图

收拾妻子住院需要的物品时,陈晓夏觉得自己越来越有经验了。比如准备术后六个小时湿润嘴唇的棉签和喝水的吸管,隔绝环境的眼罩耳塞耳机,他还准备了一条两米长的红绳,术后绑在他俩的手臂上,妻子需要他时,轻轻拽一下就行。

4月18日,手术前一晚。陈晓夏把它留给了妻子,让她单独跟右乳告别。他早早躺下,但睡不着,最后爬起来写道:“暖,我相信你终将找回身体失去的!”

手术

北京抗癌故事:失去乳房与癌共处的日子

33岁生日时的王晨岑 受访者供图

1984年出生的王晨岑,33岁,右乳患三阴型乳腺癌,必须切除。

高纪东是她的主治医师,他在乳腺外科工作15年,每年要做300例左右手术。

他介绍说,乳腺癌总体恶性不高,但三阴性在乳腺癌里面属于恶性程度比较高的一种,容易复发、转移。

高纪东接触的大部分乳腺癌病人情绪都存在问题,但王晨岑不太一样。失去左乳的过去两年,王晨岑花了很多时间与内心共处。如今,她又花了很多时间接受即将失去右乳的事实。

2015年2月,王晨岑的左乳首次被查出乳腺癌。从得知自己患癌到进行切除,总共不满六天。

一开始,左乳有肿块,医生说是乳腺炎,便按照炎症处理,但没想到,肿块越来越大。那年1月30日,王晨岑独自一人去医院拿左胸穿刺报告单:

“一看到报告,知道是癌症了,但我没有哭。情绪还没来得及轰炸,我想,先不要告诉家人,这个炸弹要释放出去,那大家就乱了。

我知道要马上去哪个医院做检查,医生看我有点愣,他说今天周五了,你赶紧出门打车,挂号,动手术。拦车的时候我才给陈老师打电话,一听到他的声音,就‘哇’的哭出来了。”

1977年出生的陈晓夏比王晨岑大7岁,两人都是福建人,相识于2011年。

陈晓夏接到妻子电话的瞬间,整个人懵了。他在电话另一端,迫使自己冷静下来,让妻子先去做检查,然后赶紧查资料,找医疗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安排好进医院做手术。

手术安排在第二个礼拜。手术前的那个周末,家里的恬静状态被打破了。王晨岑从医院回到家,跟陈晓夏“抱头痛哭”。

王晨岑是个“吃货”,那天,她尝试从网上学做红烧肉。“我马上就要住院了,可能吃不了肉了。”她跟陈晓夏说。但她边做边流泪,一想到生病的事,就忍不住。

陈晓夏看着她在厨房忙碌的背影,百感交集。“她还可以做红烧肉,没有放弃生活。”

之后,所有医疗相关的事,陈晓夏都揽下了。他告诉王晨岑只要放空,调整心态。

其实他有很多不敢。他不敢当着妻子的面搜索乳腺癌的资料,只能晚上趁她睡着,用被子蒙住头,偷偷用手机查。“三阴性看着就觉得太差,越搜越绝望,越看越伤心,点儿这么背。50%以上的高复发率,而且死亡率特别高。”

有一天早上,阳光洒在王晨岑的脸上,她冲丈夫笑。陈晓夏觉得那一刻,妻子特别美。那时,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记录下妻子生病的每个瞬间,“她的每一帧都是最后一个画面。”

北京抗癌故事:失去乳房与癌共处的日子

陈晓夏镜头里的王晨岑 受访者供图

告别乳房

2015年2月4日,王晨岑被送进手术室,左乳匆匆离开了她。

手术后大概十天,陈晓夏去医院拿妻子的病理报告,淋巴转移达到50多个,这意味着癌细胞转移会很快,复发率也很高。陈晓夏背着妻子,哭了,心想“完了完了”,这是他最绝望的时候。

北京抗癌故事:失去乳房与癌共处的日子

生病前的王晨岑和陈晓夏 受访者供图

拿着病理报告的陈晓夏迫使自己从最低落的情绪里拉出来,他开始求助各种医疗信息,也没有把病情告诉妻子。

“术后拿到病理报告我也看不懂,他们也不说。后来我一点一点在网上查,或者去看医生时问大夫。很多大夫不讲。我见了不同的大夫,套了不同的话,才慢慢知道我的病是什么程度。

有一篇科普文描述,三阴性是高射炮的伤害程度。我第一次查到时,心里很沉重,觉得怎么运气这么不好。但我刚开始就没心没肺的,所以比较乐观。”

术后半个月,王晨岑在父亲的陪同下去拆绷带。医生的办公室里有一面镜子,很多患者没有勇气看。她鼓起勇气要看。医生说,你挺勇敢的。

“打开纱带看到自己身体的时候,我吓到了。我见过乳腺癌患者切除乳房的照片,就是没有乳头,有两道疤,像男人。

男人的身体还是完整的。但我是,身体被挖了很大一个洞。伤口极丑无比!腋下脂肪全部被取走了,腋窝和肋骨之间有个极大的坑,绷带把肌肉挤变了形。伤口上还有一排15公分长的钉子,像订书钉一样,啪啪啪一排。

我当时就觉得,完了,我的身体丑陋无比,简直无法形容。我当时丑哭了!丑哭了!我把自己都吓哭了。我想,完了,如果以后身体变成这样怎么办。

回家的路上,我边走边哭。但过了几天,心情平复后,我很快想通了。

我知道脂肪是可以流动的,以前我可以把自己的A罩杯拨成C罩杯,我想我也能把腋下这块肉填起来,事实证明确实会好起来。”

当她开始面对自己身体的缺失时,问陈晓夏和爸妈,想不想看伤口。陈晓夏看了。但王晨岑的父母不敢看。再过了十天,当医生用起钉器给她拆钉子,她已经可以用手机拍摄这一过程了。

北京抗癌故事:失去乳房与癌共处的日子

陈晓夏(右)陪着王晨岑看病 澎湃新闻记者 张维 图

把镜头对准妻子

护士石蕾是王晨岑住院期间的护士。她在乳腺肿瘤科工作了15年,这里每周有60台左右的乳房切除手术在发生。

石蕾每天都跟病人聊天,经常有病人向她倾诉:“哎呀,我乳房没有了,我跟老公夫妻关系怎么办?伤疤会不会不好看?化疗会不会有效?大概多长时间可以确诊?早期中期晚期?……”

但在石蕾印象中,王晨岑夫妇“挺向上,懂得去放松自己”。他们每天都会戴着耳机,听音乐。

27岁时,陈晓夏曾签下生死状,作为中国第21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内陆冰盖队队员和央视随队记者,代表人类首次到达南极冰盖最高点。

那时,一位队友出现高原反应,他作为记者,必须记录,但同时他们又是生死兄弟,陈晓夏一边大哭,一边拍队友被送上飞机的过程。

现在,他把镜头对准了自己的妻子。

“我既是她的先生,也是陪伴她对抗癌症的人。但我不能用专业相机拍,她说,有人用相机把病人拍的很好看,我说是啊,但我还做不到。拿专业相机好像这是一个跟我没有关系的人,而手机拍摄更生活一点。”

陈晓夏在医院里,也没有停止记录。他用图片,真实而又近乎残忍地呈现了王晨岑生病的各种样子:

或是她在呕吐,或是她在打点滴,或是穿着病服,口鼻上乱七八糟地插满管子,或是她坐在病床上,身上裹着纱布,又或是化疗时头发一点点掉光。

他常常趁她不注意拍,王晨岑会嗔怪他拍得不好看,但也只是说说,并不阻止。

切除左胸后,王晨岑进行了8个周期的化疗,长而直的黑发落得干干净净。

北京抗癌故事:失去乳房与癌共处的日子

因化疗而脱发的王晨岑 受访者供图

落发这件事,王晨岑从来没有担心过,她坚定地说,“头发会长的!”陈晓夏曾给她弄了顶假发,她不想带,“无所谓别人怎么看”,那时正是夏天,天气很热,她拿头巾往头上一套,就出门了。

化疗时,不仅是头发,全身的毛发都掉光了。王晨岑后来忍无可忍,索性剃光。药物让王晨岑经历了跟其他病人一样情绪不好的阶段。

“化疗的时候,有点作,觉得终于可以当公主了。化疗让我停经了,就像是更年期。遇到事儿就烦躁。饭菜不合胃口了,我爸做什么事不合我心意了,我会怼我爸,他们也不敢说我。矫情,人来疯。”

因为生病,家人对她更多是包容和理解。但偶尔也会产生矛盾。有时,王晨岑让丈夫给她拿杯水,陈晓夏不拿,他觉得她可以拿到,但王晨岑觉得自己是病人,“身上绑着绷带”,拿不到。

北京抗癌故事:失去乳房与癌共处的日子

王晨岑家门口,挂着她自制的圣诞花篮。澎湃新闻记者 张维 图

与癌症共处

那是2015年吃草莓的季节,春天。

王晨岑在打升白(白细胞)针,有一次打多了,脊柱放射性的痛,从腰椎向全身,如同一台电钻机在打钻。她被痛哭了。

这时,她遇到了一位学“内观”的朋友。她跟着人家学打坐,感受自己的呼吸,觉得痛感稍微有所转移,心态也逐渐平和。

王晨岑读书时学金融和媒体,一直觉得大学毕业后,要走“白领”道路。生病之前,她是十足的工作狂,几乎总在加班,凌晨两点起来打电话,在家吃饭到一半,又被单位的电话叫回去。

陈晓夏劝她要把工作跟生活分开,她觉得“在教坏她”,沉浸在这种紧张的状态里出不来。

左乳治疗结束时,是2015年年底。头发也长出来了,长得还不差。王晨岑开始做一些人生中一直想做而没做的事。她去学习内观,心理,艾灸,开始大量阅读和思考。

她开了个公号“在在处处”,原打算写生活美学,但写着写着,变成记录癌症。“每当有人在后台告诉我,因为阅读文章心情舒畅了一些,我都会无比满足,哪怕只有一个人,能因为这些文字而得到抚慰,我都无比开心。”

她把自己积累的一些看病经验整理出来,发在公号里。她还自制一些药方,分装小瓶,送给其他用得到的病友。

在她的影响下,陈晓夏也写公号。2016年5月20日,陈晓夏写了一篇关于情人节的文章。王晨岑看了,觉得还不如写他俩,就这样,陈晓夏开始在公号“说一小下”里写两个人与癌症共处的日子。

因为身体不好,王晨岑的公号更新频率不高,两人有时开玩笑,互比粉丝数,“总觉得有点暗暗较劲的味道。”

他们的家位于北京四环,小区紧邻街道,楼下是一排杂货店,闹哄哄的,充满生活气息。

在不大的客厅里,窗边架满了绿植,林林总总。陈晓夏用喷壶一点点浸润每片叶子,古典轻音乐从绿植中间升起,王晨岑在阳台上打坐。

北京抗癌故事:失去乳房与癌共处的日子

陈晓夏和王晨岑在公园里 澎湃新闻记者 张维 图

小区附近有一两个公园,绿意浓浓。术后的王晨岑拎着纸袋,纸袋装着术后积液袋,管子从纸袋里悄悄地延伸到她身上。

绑在胸上的加压包勒的她难受。身高1米66的王晨岑身体单薄,齐耳短发,脸上的雀斑在生病后更深了。

2016年3月,王晨岑的右胸被检查出有肿块,但未确诊。她不断安慰父母,给他们做心理工作。之后,确诊,和左胸一样。医生的答案仍是,切除。

“第二次查出来我特别镇定。因为我心里有数了,好像可以预知了。陈老师去拿报告,我去放生。放完生我去找他,他说,有问题。我说,没事啊,反正本来就能预知。我看了报告,他也看了一眼,然后他突然就大哭。我看他哭,也哭了。我看我心爱的人为我难受,我就很难受,我为他哭而哭,不是为我自己哭。”

过去两年经历的一切,她要再走一遍。

4月12日。离手术还有三天。

王晨岑在自己的公号里,用“暖”的笔名写下:“和乳房的最后告别,在人生的‘舍不得’中做好‘舍得’的功课”。“暖”是大学时,她给自己取的小名,那时每个舍友都取,而她喜欢“暖”。

“第一个切了还有一个,第二个也切了,手都没处放。我问过陈老师,我说你会不会舍不得。他说没事,我一提他就说没事。

我觉得他内心深处是可以做到不在乎的,但是人总归是有生物的本能。你想,人跟人的身体,互相面对时,自然有种姿势,那手怎么放呢?他心中会有一种悲伤吧?或者出于对我的怜悯,多多少少都会有情绪的波澜。我会感觉到。

我们两个靠在一起时,我这边没有胸,他会刻意回避,把手放到别的地方去。如果这边也没了,那就没地方放了。但是也许他会找到别的地方放,哈哈哈……”

切除左乳时,王晨岑曾纠结于在切除后要不要同时再造胸部。但她的身体不允许,陈晓夏也不希望她这样。

“我真的不在乎,我自己都不能想象能那么快适应。”陈晓夏说,“我一直跟她说,我根本不在乎你生理上的缺陷,我不需要你为我做这个事情,我也不在乎。”

现在,她不再纠结这个,“我可以去写一些攻略,帮助我姐妹去选择一些义乳。”

这让陈晓夏感到高兴。“我觉得她真正从灵魂深处放下了。只是跟我说‘你不要担心’,没什么意义。她要释放出对这个事情放下了,就是给我最大的安慰。”

其实,对王晨岑来说,失去了哺乳的权利才是她最大的遗憾。患癌症之前,她流产过两次。

“流产和得癌症比,好像流产我更伤心。”她说。

北京抗癌故事:失去乳房与癌共处的日子

生病前的王晨岑 受访者供图

第一次是2013年,第二次是2015年1月,就是生病之前。

“我当时在医院,流了好多好多血,去检查,憋尿,排尿,然后,咕咚一下,胚胎就掉出来了,一个圆圆的蛋。我赶紧问护士要了塑料袋,心里特别悲伤,理智告诉我要把组织送去化验,可这恐怕就是我的孩子,它本来应该在温暖的子宫或柔软的床上,可是现在却在一个破烂的塑料袋里,要送去冰冷的化验室……

“活得更生动了”

4月19日上午8点,王晨岑被送进手术室。她的父亲一直跟到手术室门口,他内心在煎熬,明知送女儿进去会受苦,但还是要安慰她,推她进去。

当王晨岑在手术室时,陈晓夏在外面哭了,他带着耳机听音乐,在走廊里走了好久好久。两个小时后,手术室门被打开。失去乳房,两人觉得,拥抱时心更近了。

现在,王晨岑每天早上8点吃完早饭,看会书,打会坐。然后去公园散步,晒太阳,在树荫下看书。

她有时会玩手机游戏。陈晓夏极度反对,觉得没有任何营养,又消耗精力。王晨岑有时觉得丈夫像家长一样管着自己,生病之后,她愈加坚持自我。

中午,两人坐在公园里聊天,看着绿油油的树。王晨岑说:“其实我也不会去想我还能活多久,或者下一步会有什么转移啊,现在我就活得很开心啊,看着这些绿色我觉得特别舒服。”

生病的两年多里,陈晓夏觉得妻子成长了很多,“她原来真的是一张白纸。”而在王晨岑看来,她和陈晓夏的感情“升华了”:

“上升到很多精神层面,这种默契、信任,都是现在培养起来的,内心深处非常富足。

我很感激陈老师。我父母也做了很多事,家务都是他们在做。但晓夏几乎把所有的医疗方面的事担当下来了,所以我比较安心。”

5月9日,是王晨岑33岁生日。

她在公号里写下:懂得生死的意义以后,我更惜命,更怕死了。虽然我也相信下一辈子,但这辈子就是我能把握的一切。有时候我觉得陈老师镜头下的我更生动了,而后来我才意识到,是我自己活得更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