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病房，帮助乳腺癌患者走出心理阴霾
我是一名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选择了医疗社会工作方向。为了解癌症患者的需要，校方协调我进入天津市肿瘤医院乳腺科病房见习一个月。
此前，我对乳腺癌的理解仅停留在数字层面。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乳腺癌新增人数高达226万，跃居全球第一大癌。直到走入病房与患者有了一次次深入接触后，我才知道每个被乳腺癌袭击的患者，都遭受着疾病和心理的双重折磨，也在努力调试着自己生命的颜色。
假装正常，真的很辛苦
羽凡被诊断三阴性乳腺癌，这是乳腺癌治疗中最棘手的一种，也是死亡率最高、最容易复发的乳腺癌亚型，但这个阳光的女孩却对我说：“我已经很幸运了。”
和她熟悉一点后，更明白“幸运”是什么意思。作为普通家庭的孩子，父母舍得送她去香港读书；毕业时负责校园招聘的人力资源总监是同校师兄，工作中也遇到了赏识她能力的上司……业绩在同年入职同事中脱颖而出的羽凡觉得，这成绩有自身的努力，也带着一点点运气的成分。
得知诊断结果，她也不灰心沮丧，和医生商谈了初步的治疗方案，又算了算自己手中的积蓄，发现刚刚够用，她觉得一切还不算太糟。
▲乳腺癌的表现
住院期间，羽凡想尽量保持原来的生活状态。病房的窗沿上有一只鸽子和几只小麻雀，羽凡会欣喜地给它们拍照，久而久之，就和鸟儿熟络起来；每天早晨她会去买杯甜甜的卡布奇诺，喝完嘴角习惯性地留下一圈泡沫，彷佛一切都不曾改变。
但化疗的第二个疗程，她的头发脱落了一大半，假发总也戴不好，乐观的心态陡然发生转变，时常陷入绝望，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同房的病友已是第二次住院，见状连忙安慰：“我刚开始也这样，一年多才学会心平气和，慢慢会好起来的。”病友口中的“好”，可能是治愈、疾病不再复发，也可能是指终于接受了患者身份，不再轻易被愤怒和绝望击垮。
医生回应
很多乳腺癌患者和羽凡一样，一面小心翼翼地幻想和掩饰，仿佛生活和生病前一样不曾改变，却又容易被一些小事拉回现实。这种防御机制，叫做“否认”——只要我不觉得自己出现了问题，问题就不复存在。
否认不一定是坏事，像羽凡一样一边维持正常的形象一边积极地治疗，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也是一个好的选择。不过周围人要了解患者的需要，明白她们在适应自己新身份的过程中需要一些伪装。如果患者努力寻找心理平衡的行为能获得陪伴者的接纳和认可，就是一种安慰。
如影随形的抑郁状态，怎样能好一些
顾主任是乳腺外科的权威，一号难求，这日来了位老患者，没说几句话就吵了起来。
吵闹的是杜阿姨，乳腺癌二期，双侧乳房均有肿瘤，两个月前实施了单侧乳腺肿瘤切除术，等康复后再安排另一侧的手术。她每周都挂顾主任的号，一直在说：“主任，我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您把剩下那一侧也做了吧。”
顾主任了解到杜阿姨手臂活动僵硬，在家里几乎什么都不能做，连穿脱衣服都需要女儿的协助，难以正常生活，于是劝她耐心点：“我做手术容易，你两侧都动不了，影响生活啊。”但杜阿姨很固执：“没关系，您只管做，其他的不用管。”
尽管顾主任一再解释，配合化疗、药物治疗，肿瘤增长和转移的可能性很小，但杜阿姨天天在家里念叨要去做手术，逼着家人给她挂号。眼看解释不通，顾主任只好叮嘱杜阿姨的女儿：“在家不要什么事都帮她弄，让她锻炼锻炼。”
杜阿姨当场就急了，站起来拦在顾主任的桌子前，情绪特别激动：“你不给我做手术，谁也别想看病。”然后又呜呜哭了起来，她的女儿和护士长劝了半天，才慢慢平息风波。
经过多次沟通，杜阿姨决定先去康复科复健两周，再评估能否手术。她一边做康复训练，一边和治疗师聊天，说希望自己能早点做完手术，等孙子开学，还能买菜做饭接孩子。
医生回应
患者生病后超乎寻常地关注自己，整个人变得紧张，很多人认为这是正常状态。但事实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会让患者寝食难安，有一种残酷的剥夺感，自我价值也遭受极大的挑战。杜阿姨看似在争执手术时间，其实是在争夺对生命的控制。
社会学家凯西·查默兹把这种状态称作“自我的丧失”，即癌症剥夺了杜阿姨之前的自我形象，但没有发展出同样具有价值的新形象。
研究显示，在确诊乳腺癌的初期，患者的抑郁症状发病率高达32.1%。
如果周围人无视患者的焦虑、情绪低落和失眠等症状，把这些当作正常现象，容易阻碍患者的康复进程。
如果可能，陪伴者要尽力帮助患者回到自己能掌控的生活中，包括让患者做出更多的选择、拥有更多的行动能力等，这样才是抵抗剥夺感、丧失感的良策。
所以，应对癌症患者的抑郁情绪，除了无尽的关心和呵护，也要促进她们自身作出更多有益于康复的行为。
倾听和共情，让患者恢复完整
我在病房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和一些难缠的病人聊天。有一天上午，我刚走进5床晓飞的房间，她就立刻警惕：“你是不是也来劝我出院？”
晓飞手术成功、康复得也不错，就是迟迟不肯出院，觉得出院就会出问题，护士长哄着、劝着都没用。家人谁说出院，她就和谁急，有几次闹着血压和心率都不正常了，只能在医院里多住一阵。
我和晓飞混熟后，发现她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么霸道、固执，反而有些风趣。她把康复训练师们叫做“行为主义者”，说她们总催她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所以康复训练师一来，晓飞就躲。
作为一个全乳切除的患者，晓飞害怕、自卑。她会偷偷查一些名人的励志故事，看得越多越纠结。她忘不掉那天因为疼痛昏倒、被送进医院的情景，也不敢面对不完整的自己，只有待在医院里，才感到安全……
每次说完这些，晓飞都会反问一句：“你不是来劝我出院的对吧？”而我总是回答：“不是，我就是和你说说话。”
有一天，晓飞突然说想要出院，我愣了一下，随即感到欣慰——她终于愿意坦然面对内心的恐惧，接纳新的自己了。
医生回应
很多乳腺肿瘤患者会选择在术后佩戴义乳，但这无法抵消乳腺手术给女性带来的体象障碍。只有当她们开始接受自己的缺陷，才开始变得更加完整。有些时候，这种情感支持来自身边的人，比如亲友和专业的咨询师；有些时候患者们会抱团取暖。
斯坦福大学精神科医生戴维·施皮格尔组织了一个晚期乳腺癌患者的康复小组，一同讨论面对疾病的感受和疾病对生活的影响，相互帮助应对死亡的微笑，一起悲伤、彼此支持。通过聊天和分享，这些患者的社会隔离感慢慢消失了，不仅延长了生命，更改善了生存的质量。
倾听，不只包括听患者的言语表达，更包括听她们阐述自己的生活及内在的情绪感受。患者的真实想法如果能够被看到、被理解，都会对治疗起到促进作用。
因此，国际肿瘤学会将癌症患者的“情绪痛苦”视为第六生命体征，并主张将患者的心理状态纳入癌症护理的整个过程。也许这样，疾病才会变成患者完整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