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科研创新之路，该如何规划与激励？

当前，科技创新已成为中国无可回避的挑战和向前奋进的使命。

一方面，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于黎明前夜，中国必须要抢占这一轮科技革命的制高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业革新；另一方面，中国还须在一些重要科技产业领域补足历史短板，通过科技创新，由此解决科技“卡脖子”的窘境。

为迎接创新挑战，党的十八大就确立了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决策部署，在2021年两会通过的国家“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并明确表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力争投入强度高于“十三五”时期实际。

作为科研创新的一个重头板块，医学科研业已成为世界各国竞逐的重要赛场，由于科研机理复杂，牵涉千万民众生死，肿瘤防治工作更是医学科研创新的重头戏，也考验着各国医学科研的实力水平。

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最新的《2020 年世界癌症报告》显示：预计全球每年新发癌症病例将从2018 年的1800 万人增加到 2040 年的 2700 万人，上升 50%；其中，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幅度高于发达国家。同样中国最新的疾病统计数据显示，恶性肿瘤死亡占居民全部死因的 23.91％，每一年中国新诊断的癌症患者数目已超过 400 万，因癌症去世的人超过 280 万！每年恶性肿瘤所致的医疗花费超过 2200 亿，防控形势严峻。

鉴于癌症在中国的严重现状，李克强总理指出“要集中优势力量开展疑难高发癌症治疗专项重点攻关”。

虽然攻关癌症的国家意志已经具备，而且各种肿瘤治疗和研发的创新理论和技术层出不穷，但是现阶段攻克癌症的能力却差强人意，亟待政府层面和医疗机构这一枢纽型机构综合考虑医产学研等多种因素予以顶层设计，制订与之匹配的激励制度和措施。

有感于上述痛点性难题，3月19日，由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主办、上海复旦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市肺科医院共同承办、基石药业公司赞助的“肿瘤科研创新的规划与激励”线下研讨会隆重开幕，本次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高解春教授发起，上海市肺科医院艾开兴院长担任会议主持，研讨会分为主题演讲与专题讨论两大环节，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以下简称复旦肿瘤医院）副院长陈震、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以下简称上海仁济医院）副院长戴慧莉、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以下简称中大肿瘤防治中心）科教处处长周昕熙、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以下简称武汉协和医院）学科建设科科长吴建才分别进行精彩纷呈的主题演讲，而江苏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冯继锋、浙江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程向东与福建省肿瘤医院院长陈传本作为引导发言人，通过提问与分享将讨论的问题推向了深入，思想迭出，机锋遍布。

由于复旦在医院管理领域一直以来前瞻和活跃的学术形象，并且此次话题紧扣时下热点，本次研讨会吸引了诸如西京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第二医院、大坪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辽宁省肿瘤医院等综合性医院和肿瘤专科医院领导者和中层管理者的积极参与，共同分享真知灼见。

创新驱动，推进肿瘤科技攻关与成果转化

作为首位主题演讲人，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陈震教授在剖析国内外肿瘤防治形势与国家科创政策最新精神之余，以复旦肿瘤医院科创实践经验现身说法，为与会者描绘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科技攻关与成果转化之路：基础研究与临床结合，提升成果应用价值；发挥公立医院优势，建立I期临床试验平台；基于肿瘤专科特色，开展针对性的学科研究；破解专利转化难，促进高价值科研成果转化与保护。

当下，随着前沿医学理论与技术的不断翻新，出现了诸如新兴医学机制理论（免疫调节、器官发育、代谢调控等）、底层基础技术（生命组学、基因编辑、液体活检等）、重大应用技术和交叉技术（免疫治疗、医学大数据、再生医学等）等多理论模态，这一切为肿瘤的预防、诊断、治疗和康复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极大地推动了癌症发生发展机制研究和突破性关键技术的研发进程。

为推动最新的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的紧密结合，复旦肿瘤医院重新搭建了临床研究平台，聚焦肿瘤基因组和表观遗传学研究，肿瘤代谢、肿瘤免疫微环境研究，肿瘤发生、侵袭转移及治疗耐药的分子机制研究，肿瘤分子流行病及易感分析研究，肿瘤干细胞研究这五大基础研究模块，同时组建一个肿瘤早期诊断和临床转化的研究平台；此外，医院进一步强化临床研究中心建设，推进诸如精准肿瘤中心、生物样本库和单病种大数据建设，不断提升临床研究能力。

截至2020年6月，复旦肿瘤医院临床中心开展的在研临床研究491项，其中Ⅰ期60项，Ⅱ/Ⅲ期295项，其中医院牵头277项，包括申办方发起91项，研究者发起186项。而为了保证临床试验平台的有效运作，医院建立起了一整套规范、高效和智能化的管理举措，将该临床试验平台打造成为集管理平台、运行平台、新药评价技术平台和应用转化平台为一身的复合型功能载体。

在肿瘤学科研究方面，针对肿瘤防治预防难、发现晚、不好治、不规范等现实困境，复旦肿瘤医院提出了争锋相对的研究策略：降低发病率、提高早诊率、提高生存率和促进均质化治疗，由此医院在疾病干预、早诊断技术、新型治疗技术和优化诊疗策略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并获得了一批国家级和上海市级重点学科荣誉称号。

在科创成果转化领域，复旦肿瘤医院同样持续发力，全面剖析公立医院专利转化难的种种因素，探索搭建产学研医平台，开展专利价值评估，逐步推进“高价值”专利转化进程，为研究型医院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示范性效应。

围绕国家与城市战略，开拓人才引育模式

科研创新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否则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仁济医院整个人才培养规划，是与上海市的城市定位息息相关，我们要为上海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提供一流的医疗服务，所以我们医院始终以精准、国际化作为要求贯穿医院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上海仁济医院副院长戴慧莉如是阐述仁济医院人才培养目标。

通过紧跟国家医疗卫生发展战略和上海市城市定位目标，上海仁济医院从“十一五”起就持续加强学科人才组合拳建设，经过20多年的规划与实践，医院人才队伍和结构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逐步迈进了人才建设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首先是成立专项基金，逐年加大投入。从“十一五”，医院每年学科人才经费投入，占医院总收入不到1%到“十三五”末达到3.72%，2021年十四五开局之年，医院还将继续加大投入，用于医院的学科人才支持。

其次是完善个性化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根据“人群、阶段、专业、语种”，医院制订了一套差异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提出了青年医师全周期培养计划、在职教育学历提升计划、在岗培训能力提升计划、职称晋升职业提升计划、项目引导学术提升计划，完整地涵盖了包括医疗、教学、护理、管理、科研（临床研究、专职研究）在内的全系列人才培养体系。

为了培养临床人才动手实践能力，2017年上海仁济医院投资5000万建成临床模拟实训中心。该中心建筑面积2300平米，由动物手术实训、综合技能实训和护理技能实训三大平台组成，涵盖常规技能操作、虚拟模拟操作和高端微创手术技能操作。此外，医院还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合作建设“中法外科学院”，联合颁发的外科学院证书，培养一批有国际视野、懂教学和研究的外科师资队伍。

作为一所研究型医院，上海仁济医院还不遗余力地建成了一支百人规模队伍的专职科研人员，其人数约占医师系列总数的10-15%。科研平台建设由医院全部投资建设，专职科研PI采取年薪制，科研人员的工资及五金同样也由医院承担，科研奖金医院与科室均半分摊。

为了培养临床和科研人才的国际化视野，医院结合临床亚专业发展方向，重点聚焦医学前沿领域、领先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制订了海外博后项目、中法合作PhD项目、青年访问学者项目、专项技术培训项目等培养计划，鼓励人才申请赴国际一流的临床机构或顶尖实验室，保障薪酬待遇，并予海外生活补贴。

改革评价体系，打通基础转化临床应用全链条

近些年来，中大肿瘤防治中心科创成果转化成绩斐然，这一切得益于医院的系统思考和统一布局：出政策、建平台、育人才、促科研、推转化。

基于基础研究向临床应用转化的全过程思维，医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予以调整，譬如针对医生日常工作繁忙，缺乏科研时间这一现实困境，医院出台了专项政策予以鼓励，35岁以下具有潜在研究资质的青年医生，医院为其提供每年连续3个月的科研时间进行专项科研，并给予每年10万元的研究经费资助；更高层次的临床PI，医院推行主诊教授聘任制度，规定将开展临床研究作为聘任的重要条件，认可高水平的共同作者身份，并将这一身份与其研究生带教资质挂钩； 进一步出台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明细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流程管理，建立一整套服务、支撑、协调和监督的工作机制。

科学研究，支撑性的研究平台建设尤为重要。面向科技前沿，医院建立起了诸如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省癌症中心、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研究中心、省部共建肿瘤医学协同创新中心等国际级和省部级研究平台；面向学科前沿，医院搭建了涵盖转化研究、临床应用研究和医工交叉结合的支撑性研究平台；此外医院还升级了临床研究和成果转化平台，配置亚洲最大放射治疗中心、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和纳米刀等高端设备设施。

人才引育是科创研究的牛鼻子工程，为此中大肿瘤防治中心构建起了一整套全周期、多层次引育体系，制订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五个五”团队建设等一系列专项人才工程，其中尤为注重青年人才的培育工作，通过出台青年导师制，双向激励导师和青年潜力医生，鼓励青年医生进入大团队培养序列。在人才引育工程的基础上，中心不断完善人才评价工作，建立起科学、多元化人才分类评价体系，科研专职人员更加注重代表性科研成果评价，改变传统的“重量轻质”取向；临床技术人员则在考察临床技术的基础上，强化临床研究入组率、国际临床指南采纳等研究性指标考核。对于入选中心的各类人才实行定期考核，动态调整，力求实现能上能下。现如今，中心已形成院士、南粤百杰、四青、四小青、中大百人等结构完整的人才梯队序列。

为了形成全院重视和参与科研的新局面，中心从设立临床专项基金、实施鼓励临床研究导向的绩效改革、改革科室和实验室平台评价方法、提高临床试验入组率、完善科研数据库备案制度等多管齐下。经过上述改革措施，中心科研获得井喷式突破：中心临床专科实现全瘤种覆盖，科研论文实现了NEJM、JAMA、Lancet、BMJ四大顶级医学期刊大满贯，鼻咽癌和胃肠肿瘤改写国际指南标准，从指南执行者一跃成为指南标准制定者，同步开展一批新药临床试验，提速国产原始创新药的临床研发进程。

科研成果转化难，这是时下国内研究型医院共同面临的困境，对此中大肿瘤防治中心进一步改革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办法，强化团队激励，规定转化成果70%奖励团队，20%作为团队科研经费，剩余10%作为科研转化中介费用。目前，中心在医工交叉融合，部分癌症病种早诊断检测试剂盒、风险预测芯片，EB病毒疫苗研发实现成果转化等领域形成了一定的突破，转化经济成果迈入亿元大军行列。

“完善的制度体系保障，人才强院是关键，高水平研究平台是支撑。”中大肿瘤防治中心科教处处长周昕熙为她的主旨演讲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总结陈词。

换档提速，拓宽研究型专科与医院增长点

武汉协和医院是中部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委属公立医院，至今已有155年历史，见证了西医文明在中部地区的起源与发展。

通过推进研究型专科和研究型医院建设步伐，武汉协和医院科研发展不断高企，国家自然基金成处于业内翘楚地位，近8年来，医院所获得的国自然基金平均稳定在每年125项，特殊年份甚至达到160多项。

“国自然基金属于计划经济，你拿多了别人就拿得少，要想进一步突破非常困难。因此我们要做研究型专科和研究型医院，只靠国自然基金远远不行，必须要利用现有优势去寻找新的增长点，开拓基于患者需求的医学科学研究，包括临床试验和观察性研究等。” 武汉协和医院学科建设科科长吴建才表示，唯有两条腿走路，研究型专科和研究型医院才能拓展生存空间。

如何构建研究型专科和研究型医院体系，武汉协和医院选择从学科发展、临床研究型专业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转化三大体系着手布局，步步为营。

在学科发展体系上，医院规划了一条“平台—项目—团队—人才—学科—效益”的发展路径模式，为此医院还斥资建设了300张研究型病床的大楼作为新药临床试验（GCP）的基础性平台，规划总建筑面积10000平米以上，包括GCP随访中心、GCP实验区、GCP配套用房、生物医学大数据中心、数据管理及统计中心、医学伦理中心、学术讨论及临床研究办公等。同时医院进一步完善临床研究组织架构工作，形成临床研究与分析实验室两大模块，推进两大模块协同整合，形成临床研究的合力。

在临床研究专职人员体系建设上，医院赋予临床研究中心充分的自主用人权，打破事业编制，以业绩论英雄，各临床中心根据自身的运营情况自主招聘，医院主要负责专职科研人员的基础工资及五险，科研人员的奖金则主要来源于项目开展情况。通过十多年人才建设工程，目前医院的临床研究中心部门拥有一批业内知名的科研梯队，包括正教授、副教授、中级职称和专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临床执行团队人员等。

为了推动临床研究成果转化，医院在出台专项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文件之外，还进一步调整了学科和人才评价导向，按照重要性原则依次排名为：药品、医疗器械、干细胞、CAR-T产品、国家奖等；新医疗、新技术的临床应用；注册临床研究专利、软件著作权；规范化产品；研究论文；指南共识，以此改变以论文评英雄的传统评价模式。

科研绩效指挥棒调整过后，医院科研成果和转移转化效应渐成趋势，诸如全球首创自体肿瘤细胞微颗粒包裹药物治疗肺癌、脱细胞角膜植片产品、国内首创治疗心衰的心房分流器植入术等创新型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立足源头，激活动力引擎

四位主讲人精彩的演讲完毕，研讨会开始进入了热火朝天的“斗地主”（大辩论）阶段，江苏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冯继锋、浙江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程向东与福建省肿瘤医院院长陈传本作为辩论引导发言人，带领与会者就主讲人的演讲议题向四位主讲人展开了连环炮式的盘问，一度将研讨气氛推向了高潮。

盘问过后，沙龙转而进入集中讨论阶段，高解春所长为与会者抛出了六项科研的“大哉问”，进一步引导与会者进入思考的深水区：

一、医院与医生为什么做科研？源泉来自于哪里？动力来自于哪里？

二、研究型医院平台建设，其中空间几何？设备几何？体制机制建设如何完善？

三、科研人才到底哪里来？是临床医生转型为复合型人才从事科研？还是引进专职科研人才？两者的结构比例如何平衡？

四、如果医院的成果转化局限于专利部分，那么非专利部分如何处置？

五、药品临床试验（GCP）就是研究型医院和研究型学科的主要标志吗？除了GCP，还应该涵盖要素？

六、科研人员的正确奖励机制和方式如何确定？如何规避政策风险？

围绕着上述六大核心疑问要点，与会者开启了第二轮的思辨探讨，既取得一些共识，又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与疑惑。在沙龙总结环节，高解春所长针对前述六大疑问逐一剖析，切中肯綮，宛如画龙点睛，为本次沙龙划下了圆满的句号。

“第一个问题首先要解决一个概念性前提，即研究型医院如何定义？我认为它应该要有一些标志性元素，包括建筑空间、研究机构、人才结构、标志性产出等，国内的医院为什么要做科研，我们从国外的情况就可以获得一些启发，外国的医生从进入一家研究型医院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自己不做科研在医院将会活不下去，因此要做一家名副其实的研究型医院，就必须要让所有的医生感受到这种科研氛围，产生科研动力，至于科研源泉，医院的研究源泉一定是来自于临床问题，是为了解决临床问题，所以努力的方向跟纯粹的基础研究就不完全一样。”

“研究型医院的科研平台，目前的发展趋势是中心实验室，不再是内科实验室、外科实验室等科属实验室，中心实验室是以功能为主，包括基因测序、形态学、生化学、蛋白组学等业态形式，以中心实验室为基地，各个专科PI可根据各自细化专科科研需求展开临床研究试验。关于科研平台建筑空间，一家综合性的科研型医院，一般4万平米打底，8万平米刚好，临床建筑面积空间与科研建筑空间1：1应该是常态。”

“专科研究人员人数，通常研究型医院专科研究人员应该占到医务人员的20%较为理想。研究人员类型中必须要有两类群体，一是临床流行病学专家，二是统计学专家，他们可以保证临床试验少走弯路。另外专科PI来自哪里？建议一方面临床科主任转岗学习临床流行病学，转型为临床科研复合型学术带头人，不断产出科研思路，然后配备互补型的专职科研人员；另一方面医院也可以储备一批主要负责科研的专科PI，可以从国外引进，也可以从医学院校双聘，双聘的研究人员要以医院的名义发表文章，争取课题。”

“医院的成果转化，不要只局限于专利转化，因为专利明确要求诊断无法申报专利，治疗方法无法申报专利，必须要变成具体的产品和芯片等，事实上更多的医学成果是无法形成专利转化，一些标志性成果能够拿到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或者写成指南就比较出色了，要是能在世界范围内应用推广就更加了不起。”

“现在一些医院的临床研究，在强调药品临床试验（GCP）的同时，也在强调研究者自主发起的研究项目（IIT），这是一种好的趋向，GCP病房需要严把准入关，严格按照GCP的要求来做。”

“最后，何为有效的科研激励？通常科研奖励应该要围绕着医院的目标，根据医院不同的发展阶段制订相应的奖励措施，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规避政策风险，避免与一些政策禁止的情况进行直接奖励挂钩的做法，而应该通过综合考核实现让被激励者有获得感的有效激励，这也是考验院长们的管理能力和艺术之所在。”

作者：汪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