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过万人被确诊为癌症 专家称打好抗癌攻坚战需海陆空三军配合

“平均每天超过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分钟有7.5个人被确诊为癌症。”2019年1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最新一期颇有些触目惊心的全国癌症统计数据。与历史数据相比，癌症负担呈持续上升态势。近10多年来，恶性肿瘤发病率每年保持约3.9%的增幅，死亡率每年保持2.5%的增幅。

恶性肿瘤（癌症）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中国人群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恶性肿瘤死亡占居民全部死因的23.91%，且近十几年来恶性肿瘤的发病死亡均呈持续上升态势，每年恶性肿瘤所致的医疗花费超过2200亿，防控形势严峻。

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放射肿瘤科胸部肿瘤放射治疗临床主任张玉蛟教授谈到，如果能够发现较早期的癌症，根治的机会会明显提高。“但我国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原因，如何做到早诊早治仍为难题”。张玉蛟谈到。

据了解，人工智能专家张晓东和张玉蛟等共同在美国多年排名第一的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创新设计出了一套人工智能计划算法，即 mdaccAutoPlan，通过计算机可实现自动计划设计，大幅优化了放疗计划并提升了医学物理师的工作效率。全域医疗与 mdaccAutoplan 开展了全面的合作和进一步的研发，以推动该技术在国内放疗领域的应用。

他山之石：供给侧改革破除恶性肿瘤死亡率的城乡差异

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19年全国最新癌症报告谈到，城乡恶性肿瘤发病水平逐渐接近，恶性肿瘤负担差异仍然较为明显，表现在城市恶性肿瘤发病率高于农村，而农村恶性肿瘤死亡率高于城市。该报告谈到，这可能与城乡癌谱构成差异有关，农村地区主要癌种以上消化系统肿瘤如食管癌、胃癌、肝癌等预后较差的恶性肿瘤为主，城市地区则以结直肠癌和乳腺癌等恶性肿瘤高发。

农村地区医疗水平或为推高恶性肿瘤死亡率的另一重要原因。有相关医院院长对《证券日报》记者谈到，部分地区三、四线城市的患者尚能接收到较为规范的治疗，部分患者会去一、二线城市接受治疗。低线城市患者则以在当地接受治疗为主，可能会转诊至上级城市医院治疗，但各地医疗水平不一，存在不规范治疗的可能性。

目前来看，优质医疗资源供给与患者治疗需求之间仍处失衡状态，优质医疗设备以及人才仍集中于一二线城市。但在中西部地区，并非所有患者都能负担得起奔赴一二线城市治疗的资金以及时间成本，随着恶性肿瘤发病率以及死亡率的逐年提升，医疗资源供给与癌症患者治疗需求的矛盾愈加明显。

一场医疗资源方面的供给侧改革似乎正迫在眉睫。如何提升低线城市的癌症诊疗水平正在成为市场热切关注的话题。

事实上，解决一二线城市与低线城市间的供给侧问题在国外已有先例。张玉蛟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中国与部分发达国家之间医疗环境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我们普遍认同北上广的大医院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更高，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市级医院医疗水平落后。但在部分，情况则完全不同。”

张玉蛟进一步谈到，在部分发达国家，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肿瘤科里面的医疗设备以及诊疗费用基本相同，专科医院医生的经验或许更为丰富，在科研工作方面取得更高成就，但谈及医生的基本技能，大城市医生以及小城镇的医生之间并无太大区别。

经济原因是造成局面差异的重要原因。张玉蛟谈到：“通常而言，在我国的医疗环境中，大医院工作的医生收入要明显高于小医院。但在部分国家，很多情况下都是倒过来的。”谈及具体原因，张玉蛟指出，一方面来看，在大医院工作的医生在治病救人之外，科研工作亦占据其部分精力，因此治疗病人数量相对较少，小城镇医院则没有过多的科研压力，能够有精力治疗更多病人。另一方面来看，大城市中的医院数量较多，竞争更为激烈，而小城镇的竞争压力更小，在小城镇工作的医生反而能够得到更加可观的收入。

在张玉蛟看来，推动国内医疗资源的供给侧改革，从长期来看固然要培养更多人才，但培养人才属于长期计划难解燃眉之急，建议采取医疗资源下沉以及以点带面，由有经验的大医院带队辐射更多的低线城市医院，通过提升低线城市医生经济水平等方式逐步改善低线城市地区的诊疗环境。

此外，张玉蛟同时提到，随着互联网远程质控技术的普及，一二线城市的专家资源、先进经验以及科研技术等能够通过互联网进行下沉，亦有助于改善低线城市的放疗环境。

专家建言：癌症治疗应打“海陆空”三军配合战

事实上，放眼国际市场，癌症患者五年生存率亦有所差异。张玉蛟谈到：“国外发达国家比中国的五年生存率高，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这边有什么好药和神奇药，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的肿瘤筛查，肿瘤的诊断分期准确，以及综合治疗的规范性”。

张玉蛟谈到，前列腺癌、乳腺癌以及结直肠癌是某发达国家最常见的几种癌症，这几种癌症的早期诊断和早期筛查已被当地列为常规检查。这样就能提升患者在面对癌症问题时候的主动性，从而提升根治机会。

反观国内市场，谈癌色变、“早诊早死”的偏见让民众不愿意去检查，更不愿意花费成千上万元资金去做一个肿瘤特异性的筛查。“大家觉得不吉利。”张玉蛟谈到，“这严重影响了中国癌症患者的生存率。”

“病理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知道是哪一类肿瘤，治疗的方案才能更清晰，而病理医生的匮乏一直是我国癌症治疗发展的一个瓶颈。”张玉蛟坦言，部分发达国家在肿瘤分期鉴定方面亦更为完善，“只有诊断准确了，分期准确了，治疗才能有的放矢”。

从治疗方式来看，张玉蛟谈到，放疗在部分发达国家的普及性达70%，而在我国只有30%。“对于大部分早中期实体瘤，只有手术或者放疗才能提供根治性的治疗，其他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化疗都是辅助性治疗，本身不能起到根治效果。”

张玉蛟进一步谈到，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癌症治疗的规范性仍然不足，民众以及医生对于放疗的认知度仍然不足。另一方面则在于对于放疗人才培养的重视度不足，“中国的放疗科医生大部分都是其他科室进行短期培养后，转型为放疗科医生，在技术技能和知识面上较国外严格培训五年出来的放疗科医生仍有较大缺陷。”张玉蛟认为，对放疗人才培养的不足成为阻碍中国放疗发展和应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觉得无论从国家策略、医院管理以及人才培养层面都应强调放疗的重要性”。

“我通常把肿瘤治疗叫做海陆空三军。”张玉蛟对《证券日报》记者谈到，其中放疗比作空军，因为放疗就像空军，能够在影像介导下实现远程精准打击，在综合性治疗中起到重要作用。“放疗、化疗以及手术在癌症治疗中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竞争性关系，而是要像海陆空三军合作一样，彼此相互配合，才能打好抗癌这一战。”

此外，中美间癌症患者五年生存率不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中外常见肿瘤病种不同，我国比较常见的胃癌、食道癌、肝癌等病种的预后比较差，因此拉低五年生存率。但张玉蛟同时强调，但在常见的消化道肿瘤当中，日本和韩国的患者同样较多，但日韩两国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仍高于国内，因此我国在早诊早治综合治理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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