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一个癌症病人的自我剖析

小洲村这个地方，有一条珠江的支流，从我的工作室窗户往外看，能见到江边有一个三四百年历史的码头。每年端午节的时候，龙舟都要到此放一挂鞭炮讨个彩头。码头边有两株两百年树龄的榕树，特别高大，特别空灵，特别的空空旷旷，身处其下的感觉，就像听到了班得瑞的《迷雾水珠》，或者《仙境》。

这里既有森林，也有旭日阳光，所以去年9月我第二次来到这里时就决定，今后要在这里住下来。从那以后，我就常常一个人光着头，穿一套棉麻质地的民国风斜襟布衣、一双千层底布鞋，在小洲村的巷子里乱逛。小洲村的上午是安静的，游客们往往下午才来，我看到他们，都是我以前工作时奔波的样子。我以前是生存的奴隶，现在是生活的学生。

我是独生女，长在东北长春。你看我现在皮肤糙，但我以前长得白，所以朋友们都叫我小白。小时候我特别淘，大年三十气候冷，我会把小孩子们汇集来，把人家的春联撕了烤。我学过声乐，也学过京剧，是老家少年宫两百多人的独唱，我从小就心劲足，自以为长大后能唱过董文华的《长城长》。

▲在画室作画。

我父亲说，文艺只能当做爱好，有什么活动，能撑得住台角就行，不能当做职业。我最终到武汉大学法学院求学，毕业后我跟一个朋友来广州开了三个月的画廊，我卖过自己的油画，又花半年时间过了司法考试，后在广州凤凰城当公益的离婚调解员，最后去了一家咨询公司，是这家公司唯一的国家一级婚姻家庭咨询师。

平常我不吃零食，不喝饮料，爱吃有机瓜果蔬菜，偶尔吃燕窝。但我工作忙，常熬夜，总在凌晨三点才睡得着。喝酒是我的减压方式，睡不着，我就喝一点红酒，如果还是睡不着，我就又喝一点红酒。

小时候父亲教育我，说女孩去酒吧就不是好人。但我一离开父母，就跟撒欢了似的。尤其来广州之后，我认识的那几个闺蜜，她们都好能喝呀。她们自己就开酒吧——不是那种闹哄哄的酒吧，是那种清静的清吧。那里有很多的洋酒、鸡尾酒。慢慢地我也就喝酒，我们在一起时，总会喝得二二的。后来我发现我酒量很好，基本都是我断后，把她们一个个送回家。

很多癌症患者喜欢胡思乱想，认为自己患病是做了什么坏事，是因果报应。但回想我的过去，我自信从没干过坏事。我从小就是傻呵呵大大咧咧、无意之间对人好的那种人。我五岁的时候，家里来一个讨饭的老头，我装了满满的一瓷罐子米给他。后来我妈把我一顿揍，不是因为我把粮食给了别人，是因为我一个小孩给陌生人开门，怕万一遇到的是花花老头（人贩子）。

我一直在反思，我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癌症在我身上发展得这么快？后来我的主治医生告诉我，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熬夜，生活不规律，肿瘤的发展速度就非常快，有些肿瘤两个月之内就可以形成。

我每年都要做一次体检，去年4月28日，我在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体检，检查结果都是好好的，但短短的四个月零十天后，我却查出已经是乳腺癌三期转移淋巴。

现在回想，癌症是上帝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而且它一再给了我暗示。去年8月15日，我在一家酒店给我的一个徒弟做督导，下楼梯时崴了脚。我以前崴脚总能像猴子一样弹起来，但那次崴得狠，走路得架拐。

▲张雪娇生活照。

那阵子我妈从东北来，又谈起我不结婚的事——未婚女性患乳腺癌的比率更高。我说，你越催我越不结，气死你。那天，我跑到小洲村坐了一个下午。9月3日，是我生日，我和我妈专门去了一趟香港太平山，这次我们玩得很开心，买了一大堆东西。9月6日广州“玛娃”台风，可能是有人的雨伞在公司走廊里滴了水，我又崴了同一只脚。

老天爷一遍又一遍把我往医院送，第二天我又去同一家医院拍片，我妈说，既然来了，就检查得更全一点。还是同一个医生给我做的检查，医生看了好半天，把我之前的检测报告调出来，说不可能。

然后几个医生在那里嘀咕，说都有血管形成了，有血流了，如果是的话不可能这么快。他们不跟我解释，只叫一个年纪更大的医生进来。老医生进来就说，你们三个博士医生光看以前的报告有什么意义，没一个想着去扫淋巴。

就这一句话，他们开始扫我的淋巴，很快就查出一个3.2厘米的淋巴结。老医生说，定吧，四到五类。

当时我妈在扒门缝，我让医生把门关上。我问医生，到底是什么情况。他们说，可能不太好，还要做钼靶检查。不好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唉呀，你就别瞎想了。

然后我就发现我妈在哭，她说，没事没事，就算是的话，也没事。我说什么叫就是啊。你知道吗，我妈已经在给我下判决，在做负面预设。心理学上来说，她是在索取情绪价值。

我偷偷查那老医生说的四到五类是什么意思，然后我明白了，这代表着恶性肿瘤的概率为95%。为了确诊，接下来就是配合钼靶检查和穿刺。那一段时间我在做直播，直播内容是包括小三分离在内的专业情感修复，在确诊期间，我又继续做了三场直播。

我很清楚，当时的状态基本可以断定我是个癌症病人了，以前我每天的咨询排得很满，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拼命地往外丢咨询——分给我的两个徒弟，分给我的助手。我跟助手说，我想休息一段时间。

我是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做完八次化疗、三十多次放疗的。第一次化疗，我觉得还挺好玩的。跟以前想象里的不一样。化疗就是注射两种药，就跟打点滴一样，只是这根管子插到我的身体里，并在里边留半年。

▲在医院接受治疗。

这根管子是保护输血管的，因为化疗会导致血管硬化。皮肤对敷料过敏，你会看到置入导管的这个位置有点花。化疗一次的时间是二十一天，先是打营养药，尽量让身体有基本的抵抗能力，第二天打化疗药，第三天再打营养药，然后就可以回家休养。

我第一次化疗真的没什么感觉，就像玩儿一样，只感觉鼻子酸。我真正的恐惧是做穿刺的时候，医生用钻头往乳房里嗞嗞嗞地钻，然后把肉丝抽出放在盒子里。穿刺做的是局部麻醉，所以我能看到那个场景。我看到了肉丝里的那些癌细胞血管。有的患者要钻十几次，我钻了五次。穿刺完之后，医生用纱布把我绷得很紧，我喘息都有点累。

然后我就躲在厕所里嚎啕大哭，我哭，是因为我无助，没有保护好自己。我当时需要发泄出来，我要把自己的脆弱消化掉。

一次化疗的疗程是二十一天，然后又是一个二十一天，永远都是二十一天，周而复始。每一次化疗都是对身体的摧毁，但也是摧毁之后的重建。

我感觉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是第五次化疗。这一次化疗换了新药，注射完后我就回了家，回家后一直发烧。我在小洲村的卫生所扎了一次手指，测出的白细胞数值是0.7，正常人都是4以上。我觉得不妙，决定还是去医院，医生给我打了两针升白针，说当时我哪怕有一点点的细菌感染，就能要了我的命。

其实第五次的化疗并不是那么难熬，感受就像我12岁的时候得的那次肺炎，就是骨髓疼，那种怎么揉也揉不到的疼，别人不能碰我，我也不能动，躺在吊椅里晃动，我都能感觉到那种疼。那次我烧糊涂了，整个人就像躺在棉花上，当时想，什么也不管了，什么也不重要了，撒手人寰算了。

在我化疗期间，认识的有个患者是个英语老师，被自己的病吓到得了应激心理障碍。还有个患者，在第三次化疗期间跳楼了。他刚给儿子买了房子付了首付，如果治病，就要卖房子，那女孩就不会跟他儿子好了。他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自己的命没这房子重要。他可能还想，万一病没治好怎么办？

▲张雪娇生活照。

治疗期间我和一个香港副导演相互鼓励，分享给彼此经验。他得了肺癌，第一次化疗时吐得很严重，第二次甚至吐血。表面上看他斗志昂扬，可实际上他已经无助地放弃了。他住在深圳，第三次化疗的时候回了香港，如果他坚信自己能活下去，他就不应该回香港。

在我第五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时候，这位副导演没有坚持住。那几天我很伤心，我不修边幅，在小洲村像行尸走肉一样转。我烧了一点纸。我们的祖先是很有智慧的，你说烧纸是给活人烧还是死人烧？表面上看是给死人烧，但实际上是解决了活人的心理问题，烧纸是撇下和一个死人的心理连接，况且这种连接是不有利于我的。

我遇到的很多乳腺癌患者，大多婚姻不幸福，或者遭受过情感的打击。我遇到这么一个乳腺癌复发患者，她嫁了一个不喜欢的男人，她喜欢的男人在多年之后久别重逢，却没多久就因肝癌去世了，她就不断地想，人在这个世界上来去匆忙啊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