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力量在癌症治疗中的作用令人难以置信
2012年，新浪网癌友圈在河南新乡万仙山举办了七周年圈庆，我当时参加了这次圈庆。
晚上的庆典活动开始后，一位来自北京的晚期乳腺癌大姐，因为太过激动，突然昏厥，情况十分危急。
现场的圈友中有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医务工作者，因为我长相很显年轻，看起来像一个大学生，所以在慌乱中，圈友们认为我不能胜任急救工作。
开始时候，急救是由另外的医务人员在进行，但是效果不好，患者似乎有越来越危险的迹象。
我当时看到情况紧急，不避嫌疑，找了一根大头针，当针灸用的针，因为我实在没有想到现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身上没有带针灸的针具。
我用这根大头针刺了患者的少商和商阳这两个有治疗昏厥作用的急救穴位，患者从昏厥中苏醒过来了。
后来患者回到北京后，做了一次检查，发现自己有脑转移肿瘤，她不忘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她希望给我提供检验数据，会对我今后的医疗工作有帮助。
2016年，新浪癌友圈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圈庆，我和这位大姐又一次在圈庆现场碰面了。
我已经有些不认识这位大姐了，但是她还认识我。在人群中，她找到我，走到我跟前，对我当年的救命之恩表示感谢。
我很意外她还活着，而且似乎比以前更有精神。
于是我问她这些年在做什么治疗，因为上次圈庆后，我们回家后，就没再见面，她也没找我治疗，所以我很好奇她都脑转移了，究竟是什么样的治疗，能令她存活这么久。
她告诉我，她没做什么治疗。她只是通过冥想来治疗自己，她每天在意识中想着，自己的肿瘤在变小，结果肿瘤真的变小了。
我愣住了。
而且深深怀疑此事的真实性。虽然我从情理上知道，这个大姐是不会去骗一个救了她一命的医生的。但是说实话，从2016年那次见面到几天前，我都对她的话半信半疑。
直到最近，我读到了美国医生Andrew Weil撰写的《Spontaneous Healing》（中译名《不治而愈——发现和提高人体自我康复能力》）一书时，我才确信这位大姐所说的是真的。
这世界上确实有不少的绝症患者，在被医生放弃后，意外的靠着自己顽强的生存意志，奇迹般的活下来并康复了。
我开始和Andrew Weil医生一样对正统的医疗系统那些冷冰冰的腔调感到厌倦。
我也意识到了，医生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大概因为见多了死亡事件，所以很多医生精神上已经被击垮了，我自己一度也是如此。
我在反思一个问题：医生们在像癌症这类疾病上，究竟起到了多少反作用？
当这种思考开始时，我不由得不猛然觉察到，有相当一部分绝症患者，可以说是医生和舆论环境谋杀掉的。
一个人从确诊并被告知患了癌症那一刻开始，其精神和身体就开始遭受无情的摧毁性的打击。
医生们告诉患者情况不乐观，是癌症。即便紧接着，我们会安抚患者：你这种情况还好，有希望。但是对患者来说，这都是晴天霹雳一般的打击。他们的人生就在这一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我见过的去世得最快的一个患者，从无明显症状被确诊为癌症，到患者去世，仅花了不到一周的时间。
患者被确诊时，其家属来找我，希望求诊于我，但是还有检查报告没出来，而我正好因为马上要去上海出诊，需要离开北京几天，等我从上海回来时，患者已经去世了。
最近我有一个内弟媳妇被确诊患了甲状腺癌，仅仅几天的时间，她由完全不觉得自己有病的状态，转变到了感觉浑身到处不适。
她只是在做常规体检时被发现患了甲状腺癌，之前她完全没有任何不适。
我以前是主张患者对自己的病情知情的，当然，现在我仍然主张癌症患者应对自己的病情知情。
但是我认为，在知晓自己病情时，最好能有一个心理医生帮助患者，否则的话，患者知道自己患癌后，会一下子因为无法接受现实而掉进黑暗的冰窟窿里。
医生们的悲观情绪会直接传递给癌症患者，作为患者生病后的最大的精神支柱，医生们的态度、语言和情绪，甚至眼神都会深深的影响患者。
遗憾的是，在现行的正统的医疗模式下，很少有医生能做到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去帮助患者。
通过Andrew Weil的著作，我了解到，即便是在美国，肿瘤医生们也和中国医生没什么两样。我们对美国医疗的先进和发达的猜测，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不了解内情的幻想。
从确诊为癌症后，患者要经受的精神打击接二连三。家人和朋友们的怜悯，患者自己无法遏制的去搜索的各种资讯中弥漫的令人胆颤心惊的死亡率，这些都让患者在精神上饱受摧残。
所以毫无疑问，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患者，因为精神崩溃而大大的缩短了生存期。在治疗过程中，他们又要接触大量的病友，其中有很多病友会快速死亡，这些所见所闻都会影响到患者自己的情绪。
在我们这个严重缺乏心理医生和精神导师的支撑的国度，相当大的一部分癌症患者情绪糟透了，他们希望医生和病友能给他们“正能量”，遗憾的是，他们能接受到的更多的是“负能量”。
毫无疑问，这一系列的精神冲击对患者产生的反作用是巨大的。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癌症患者，假如他们的癌症从未被发现过，他们的生存期可能比他们接受了所谓的正规医疗后的生存期要长很多。
我曾抢救的那个大姐，在从鬼门关走过了一回后，渐渐的从最初的恐惧中走出来了，接受了自己患癌症的现实，并且重塑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使得它变得比以前更强大。
看到Andrew Weil医生收集的那么多依靠精神冥想治愈的病例，我不再怀疑她告诉我的那番话的真实性。
这世界上确有这类人存在。他们置之死地而后生，依靠自己强大的精神力量，自我康复了。
我从医越久，越是发现眼下被视为正统的医学——包括中医和西医，存在难以被原谅的荒谬之处。我们对一个巨大的未知世界视而不见，用僵化的教条否定了我们自己视野之外的东西。
今天我在我的教学中，对我的学生们说：“我希望你们认真的学医，不存门户之见的把中西医学的各个领域都涉猎一番，但是学完后一定要对你们所学的一切知识心存怀疑，要保持谦逊和开放的态度，随时准备接受新发现，在证据面前，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认知，永远不要认为你们所学到的是真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医生是被当作社会上的“长者”来对待的，社会大众把医生们的一言一行，都当作权威。
正如结构功能学派的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所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社会上的一个零件，从我们立足这个社会开始，我们的功能已经被注定。
医生们的社会功能就是救死扶伤，是患者们最可靠的精神寄托。
但是我们这些学医的究竟是为患者提供了精神上的依靠，还是在精神上摧毁了我们的患者呢？
我认为在当前的所谓的正统医学模式里，最起码肿瘤医生没能为肿瘤患者提供很好的精神支撑。我们从一开始，就瓦解了患者赖以与疾病作顽强斗争的精神力量。
那些为数极少的靠着自己的精神力量创造了奇迹的癌症患者，他们的精神力量是他们自己艰难的从别的地方得来的，医生们对此几乎毫无功劳。
如果我们把医学终极的目的定义为救死扶伤的话，那么从事这项工作的医生们，就不应该对那些对病人有帮助的，但是却没有被纳入所谓的正统医学之内的办法视而不见。
救死扶伤的学问包罗万象。医学既是一门技术学科，又是一门人文学科。
医生理应成为患者的健康帮手和精神导师，帮助患者解除痛苦，唤醒患者身上存在的巨大的自我康复的力量，最终实现救死扶伤的目的。
高度依赖技术的医生们，严重的呈现出人文素养不足的现象，很难与社会大众对医生的期待相应。
过去的一些德高望重的医生，如叶天士和傅青主这样的医生，他们都既是医生，又是乡土社会里的精神领袖，社会大众不但在患病时找他们治病，在出现邻里纠纷时，也会请他们仲裁。
作为急需自救的患者，应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疾病可能远没有自己被告知的那么严重，迅速摆脱当前的不完善的医疗系统里的那些冰冷的话语和数据 ，笼罩在自己心头的阴影。积极的进行精神上的自救，或者寻求精神上的帮助，果断的否决掉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的判断。
任何时候，当一个患者决定把自己从精神崩溃的状态之中打捞出来，都为时不晚。而且，毫无疑问，当一个患者从精神被摧毁的状态，转向生机勃发的状态后，他（她）的生命将会被延长到难以估量的程度。
正如我曾急救过的那位大姐一样，她的生存期和生存质量都超出了我的估量。
人在快乐中和在痛苦中生活，在自信中和在绝望中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康复的希望也是截然不一样的。
我也在反思我自己近年来给患者带来了多少的“负能量”，我因为担心患者一旦去世后，会被患者家属认定为讲话不诚实的医生而告诉了患者和患者家属很多的冰冷的数据。
实际上，在这些冰冷的数据的背后，也有大量的幸存者。我们为了免责，过度的强调了悲观的一面，以至于从一开始，我们自己便对患者的治疗没有了信心，这种倾向毫无疑问促进了患者过早的死亡。
最后，我想讲一下另外两个我治疗过的患者的故事。
第一个患者因为癌症，下体已经严重腐烂了。强烈的求生欲望使得她在三年前，慕名到北京来找我治疗。我见到她的那一刻，内心崩溃了，对治好她不抱任何希望。
我认为这么严重的患者，很难有三个月的寿命，所以我在外面跟陪同患者前来就诊的患者的女儿说，像她母亲这样的病，肯定熬不过三个月，叫她以后不要折磨她母亲，别再带她到北京来找我。
大概一年后，这个患者突然联系我，问我她的处方要不要改一改，我吓了一跳，她居然还活着，而且身体状况还有所改善。这令我惭愧无地。
另一个患者是去年来找我治疗的一个山东籍的乳腺癌患者，她的肿瘤已经破溃，血水横流，从破溃处几乎可以看得到她的内脏。
当她掀开纱布，我看到她的病灶之时，一阵绝望之情袭击了我。我也跟她讲了不少悲观的话，我告诉她乳腺肿瘤破溃后很难治疗，我不认为她还有多长时间好活。我在逃避治疗她。
患者去年年底前的确卧床不起，奄奄待毙了。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强烈的求生欲望的驱使下，她一直在吃着我给她开的药，今年又一天天的好起来了。
我曾经有段时间，对自己的判断很自信，认为自己根据医学教科书和多年的临床经验，预估的患者的生存期很靠谱。
经历了这几件事情后，我认识到了：医生其实永远也不能确切的知道患者能活多久，因为总有精神强大的患者在创造生存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