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得过敏性鼻炎是什么感受？”

光明网评论员：不止一家媒体提醒，本周，北京进入“飞絮时间”。

白云揉碎、满城飞雪，古人想不到，这些词句到了现代居然被用来形容四月的北京。关于过敏性鼻炎的报道、科普、讨论批量出现，沙尘、雾霾、花粉、飞絮被调侃为“套餐”，“在北京，得过敏性鼻炎是什么感受”的文章引起共鸣，不知有多少读者一边揉眼睛、拧鼻涕、清喉咙，一边连连点头称是。

杨柳树作为乡土树种，在北京种植已有多年历史，从新中国成立后城区就陆续开始集中种植。今天遭遇雾霾时，北京市民天天都在“盼风来”。但时光倒转几十年，北京人怕的就是风。荒山裸露、风沙紧逼直接导致跨度长达半世纪、动员规模达到全市的植树绿化行动，直至最终“风沙远离北京城”。

风沙和沙漠化威胁的倒逼，让整个绿化进程始终处于一种紧迫感中，自然趋向于一种简单化的选择：珍贵和成活率低的苗木会率先被淘汰，成本低、生长快的乡土树种杨树柳树随之脱颖而出。半个多世纪后，在一座现代化都市密集的建筑物间，所有居民都在见证这些树木传播种子进行繁衍的“壮观”景观。其中，居中国过敏性疾病首位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需要在这当中涕泪横流的度过至少一个月，同时配合医药治疗。

每年京城飞絮，其实谈不上是多大的事情，但却能由此审视公共政策的要件及其出发点。如果说，几十年前大规模种植本土杨柳树的政策导向，是自然及人文环境窘迫所致，是为了快速抵达关键目标而不得不简化政策评价标准的被迫选择，今天，在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更加细腻贴合人的尺度，经得起精细化和人性化的考察。数字意义上的绿化率，能在多大程度上折换成人们对生态这一公共产品的满意度，是否产生了隐性的健康成本和支出成本，都需要反复计算，再据此对公共政策进行动态及时的修正。

治理飞絮，各种方法层出，有物理修剪、有高压喷水、有给树干注射“飞絮抑制剂”，总的来讲，都是在城市原有林木规模中部分实现、应时修补。这种修修补补，固是历史包袱下的选择，其实也是对原有公共政策逻辑的遵从。意味着，为数并不少的城市居民的不适，每年飞絮季节所带来的个体健康成本和经济成本，还不足以改变城市绿化的单一指标，不足以撬动政策杠杆，驱动有形的手从源头上断绝相关树种的种植、规模化推进绿地改造更新。

因为一些过敏性鼻炎的人群，就要进行城市绿地改造，这一听就让人觉得不靠谱、划不来。这种不靠谱、划不来的感觉，也许恰是长期公共政策逻辑带来的思维惯性。人舒不舒服、健不健康，尤其是未构成规模的人的舒适度问题，在宏观叙事的大目标下显得无足轻重。甚至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显得不懂事、不靠谱。“在北京得过敏性鼻炎是什么感觉”，可能就是这样变成了一个季节性吐槽帖，而不是能够摆在哪里办公桌上的红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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