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刘保延:疫情让世界认识中医价值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刘保延
刘保延是中国知名的传统医学专家,长期从事临床疗效评价的研究。他曾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院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副司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等职务;现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并兼任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中国针灸学会会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及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等社会职务,一直努力让中国传统医学堂堂正正走向世界。他认为,中医药在此次疫情防控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SARS时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医药早期的介入,会对人体脏器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使重症患者预后好转。”刘保延称,中医药针对新冠肺炎患者的发热、咳嗽、呼吸困难、腹泻和乏力症状均有良好效果。
在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全国中医药人实现了一场空前动员,无论是奔赴湖北一线的收治医院,抑或是参与线上的远程协助,中医都更加积极主动的有所作为。
湖北武汉疫情爆发后,刘保延及其团队2月初就远程参与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在武汉一线组织的社区隔离人群大范围发放“武汉抗疫方”工作。
在武汉疫情防控中,武昌区面临医疗体系供应不足的困境,为了阻断疫情,把社区作为防控的桥头堡,仝小林、刘保延等多位专家研究决定,用未病先防、已病防变和瘥后防复的思维,构建和运行了“中医通治方+社区+互联网”的“武昌模式”,以社区为单位用中医药进行防控,为病人赢得救治时间,从而降低死亡率,重症率。
刘保延组织研发的新冠肺炎互联网远程管理APP以及医生志愿者团队,在中医专家、医药企业、社区医生和患者之间沟通渠道,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以中国针灸学会会长的角色,远程协助湖北和湖南等地艾灸防治新冠肺炎的研究项目组织和实施。
近期,全球疫情蔓延,他又积极利用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的会员单位,为全球防疫服务,多次与欧美、非洲和亚洲等国家举行视频会议,包括参与远程诊疗服务。
【对话刘保延】
“中医在海外疫情防控中发挥作用有限”
澎湃新闻:中国的疫情发生后,你及时组织专家组制订了两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针灸干预的指导意见》,那么针灸在此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刘保延:经过支援湖北一线医生的临床来看,针灸还是有效果的。广东省中医院邹旭主任只用了2-3个穴位针刺,常常就可使重症病人胸闷、气短、乏力等症状很快得到缓解;还有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所在的雷神山C7病区,除了西医与中草药治疗外,针刺、雀啄灸、穴位敷贴、耳穴埋豆和“岳阳功法”等中医外治疗法的应用达到了100%的覆盖率,针刺是最受患者欢迎的特色疗法;江西中医药大学陈日新教授使用热敏灸的方法治疗新冠肺炎患者,都有热敏现象出现,灸后患者感到浑身舒畅。但从总体来看,针灸使用的还不充分,潜力还是没有发挥出来。
澎湃新闻:现在全球疫情蔓延了,听说你已经主持了很多场国际视频会议,主要是讨论什么?
刘保延:全球疫情蔓延后,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和疫情较重的意大利、伊朗的会员单位进行深入讨论,主要想是想了解他们国家新冠肺炎的情况,看我们希望这些国家卫生部门负责人也能来参与讨论,看中医能究竟能有哪些作为。我们还召集了以欧洲为主的11个国家的中医医生一起讨论,结果发现中医在海外实际病人的防控中发挥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
澎湃新闻:最大的难度在哪里呢?
刘保延:最大难度还是每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一样,他们对中国传统医学中针灸已很容易接受,或者已经接受了,但中草药进入该国还是有相当难度。这次疫情防控中,的确让更多国家了解到中医特点和价值,或者说他们起码关注到中医了。
澎湃新闻:如果要把中医对新冠肺炎的诊疗方案推向全球,必须和国际组织合作,你们有哪些相关的举措?
刘保延:最早在全球疫情防控时,我感觉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医药并没有怎么提及,我们就和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部门一起讨论,能不能召开会议,进一步对咱们中医在参与新冠肺炎诊疗上的成果,包括对研究性论文予以评估。我们还专程给世界卫生组织写了申请,希望召开传统医学的会议。事实上,去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已经将传统医学内容纳入其中,这对中医药、传统医药的应用与发展具有意义。
澎湃新闻:这也是你们在全球疫情防控时,坚持不断举行远程视频会议的用意吗?
刘保延:是的,首先让海外中医人学习和掌握一些相关的知识,他们并不知道咱们中医是如何参与诊疗新冠肺炎病毒的,这样的交流就让他们认识和了解病毒和诊疗方案。在沟通过程中,我们也了解了海外中医还需要什么帮助。
澎湃新闻:听说你们还参与远程会诊了?能否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刘保延:用互联网进行远程会诊也是我们对全球防疫的支持方式。伊朗卫生部组织我们和当地传统医学的医生一起,进行了四次会诊,一起讨论他们的病例,我们会根据病人的主要表现给出诊疗建议。
澎湃新闻:用互联网平台进行远程诊疗和沟通的效果如何?
刘保延:每次会诊我们都邀请参与新冠肺炎救治的一线专家如仝小林、李光熙以及提供了“清肺排毒汤”的葛又文医生等参加,他们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CT影像、舌象图片等给出具体的中药、针灸或食疗的建议。对此伊朗方专门发了感谢信,并希望这样的会诊讨论,每周都能进行一次。
澎湃新闻:看来此次中医诊疗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你们还通过互联网开展了哪些活动?
刘保延:还利用我们与一家医疗机构联合研发的APP,开设中英文双语的“国际抗疫专家大讲堂”,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还与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针灸学会共同主办,邀请了张伯礼、仝小林、王琦院士和一线专家如张忠德、李光熙、李晓东、邹旭等给大家讲中国中医药的诊疗方案、经验和体会,还邀请了美国纽约肿瘤中心结合医学的主任讲如何让更多西医了解中医的讲座,目前已开讲8次讲,每次都有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的几千人听讲、提问,效果很好。我们把“远程会诊系统”和“直播系统”结合起来,我们希望大家登陆进来不只是开会,还会给大家提供一个顺畅交流的平台,可以让世界各地通过平台大家互相交流、咨询、会诊等等。
“疫情让世界更多人了解到中医特点和特长”
澎湃新闻:在中国传统医学中,为何针灸能成功走向海外被认可,而中药物却始终难以突破,它最大障碍在哪里?
刘保延:最大障碍是什么呢?中国人对药的概念与理解和外国人完全不一样,在外国人看来,所有药物都是单一化学成分,必须要能说清楚,包括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和毒性究竟如何都要很精确,因此对药物的限制都极其严格,而中医的药物通常是多成分组合而成,往往一个药有几百种成分,要说清楚他的成分目前是做不到的,中药在西方国际基本上都没有纳入药品管理。
澎湃新闻:他们是不是很担心副作用?
刘保延:咱们中药从临床使用的历史来看,副作用不是很多,或者副作用很小,但古人早就说过“是药均有三分毒”,神农本草就是根据药品毒性的大小将365味中药分为上、中、下三品。从单味药的化学成分来看,可能毒性很大,但如果经过炮制、组成复方,辨证使用,则造成毒副作用的非常少。这种文化、习惯与认知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西方人无法理解,既然化学成分说不清,又可能有毒性的一碗黑汤,要稀里糊涂喝下去很难接受。目前许多国家对麻黄、含马兜铃酸的中药等明确禁止使用。尽管近些年,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关注、研究中药复方,但要完全接受和得到医疗使用可能还会有很长的路要走。
澎湃新闻:在实际诊疗过程中,中药疗效的不确定性是否也是一个难题?
刘保延: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医药辨证施治的个体化的治疗,是其特色优势,但与个体化相伴而生的把握度低、疗效重复性不好,加大了学习掌握的难度。临床上常常会看到同样的疾病,辨证施治这个人有效,而明天治疗另一个人就没效了。要评估其在群体层面的效果,目前的评价方法都不能完全满足,所以其疗效的显示度、公认度不高。同时就目前市场上数千种中成药,可以治疗的疾病基本上全覆盖,但特效的、被大家公认的并不多。如果中药能达到独特、确切的效果,我想外国人也能接受。如得了某种不治的癌症,某种中药一吃就好,我不相信老外不接受。这次新冠肺炎西医没有特效的药物,政府已经推荐了中医“三药三方”有明显的疗效,我想只要信息对称身处绝境的老外肯定会心动的。
澎湃新闻:为何同样作为中医体系的针灸却能走出那样的困局,现在被全球大多数国家接受呢?
刘保延:在外国人的观念中,所有治疗方法和药物,首先他要确定你是安全的才能接受,至于有效没效可能还放在第二位。因此针灸首先是安全的,操作比较简单,其次针刺后确实有效,很多病一扎就有效,他们感觉很神奇,因此他们很快也就承认和接受了。当然,这与针灸镇痛机制等基础研究也是分不开的。
澎湃新闻:针灸在全球的流行是不是也与中国人走出国门有很大关系呢?
刘保延:是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中国很多人走出国门,他们使用针灸治疗的机会多了起来,最初在诊所,最终一传十十传百,用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最初,中国很多学西医的人出去,未成想在国外却很难行医,但掌握了针灸就可中国人出国的谋生手段,这些在国外针灸的先驱们,为针灸在国际上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驱动作用。最初开诊所,后来办教育培训,还推动立法,把针灸列入当地医疗体系、医疗保险。现在美国很多人接受针灸,我想跟中国人在海外多年来的推动有很大关系。
澎湃新闻:根据你掌握的情况,你认为中医在哪个国家接受度最高呢?
刘保延:美国应该是接受程度最高的国家,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很多州通过立法把针灸纳入当地医疗体系。美国仅针灸培训学校就有七八十所,已经形成了一套培训、考试和准入体系。根据统计,在美国使用针灸治疗的医师已达到3万多人左右,他们拥有正式执业资质,现在美国已经将一些病症针灸疗法纳入医疗保险了。美国以外,澳大利亚也很不错。在亚洲国家里,韩国、日本更不用说了,韩医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针灸。
澎湃新闻:为什么中医在欧洲却很难推行呢?
刘保延:倒不是,在欧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欧洲很多国家只允许医生使用针灸治病。欧洲只承认西医,没有中医,他不承认中医医师,中医医师在当地获得医生资质的难度很大,这是最大难题。我想随着中医不断发展和正规,包括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我相信中医肯定会进入更多国家。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在科研方面引领世界,不但要有临床疗效,还要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持续发表重量级论文,让高质量的循证证据,带领中医真正进入主流医学体系。
澎湃新闻:你认为这次疫情能对中医的全球推广起到什么正面作用呢?
刘保延:我想疫情肯定是让世界更多人了解中医特点和特长,大家看见了在没什么特效药物、没有疫苗的情况下,中医确实对急性病、突发新发传染病,有独特的作用。我相信这次疫情过后,只要咱们能拿出世界公认的研究成果,我相信对中医在全球发展会起到正面刚性的作用。当然,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要求、疾病普遍易感发病人员短时间暴涨等,都给拿出高质量证据提出了挑战,而90%以上中医药的使用率,也给数据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借助真实世界临床研究方法让数据说话,而不只是描述性的陈述,我想最终得到学术界、社会的公认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