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民族的中医

文 / 作家文摘
2020-03-07 00:11

本文刊载于《作家文摘》第2314期

我是感恩中医的,中医曾救活弱小无助的我。我和家人都不知道那位郎中的姓名,但那一块“妙手回春”的匾额,今生是挂在我的心里了。

我父母自由恋爱结合,喜得爱女,然不到一岁,婴儿患上急症,民间叫“抽风”。小人儿痛苦抽搐,口吐白沫,十分危重。父母都是“新派”人物,立即抱着我送往法国人在昆明开办的甘美医院。而濒临死亡的我,却被甘美医院宣判“无望”,放弃救治。

父亲请匠人来家,为我量身定做小棺材,以尽对这个小生命最后的爱。

家里“叮咣”响着木匠作业的声音,里屋躺着奄奄一息的我。忽然门外传来摇铃声:“谁家小儿惊风,我有祖传秘方……”这一刻,恰似《红楼梦》。奶奶急奔出门,拦住了那个游方郎中。

作者“百日”时与父母合影

我曾多少次想象当时的情形:一个衣着潦倒、面目沧桑的江湖郎中走到翠湖边的黄公东街富滇银行宿舍,一幢气派的法式洋楼前,挺有底气地“喊了一嗓子”,而后拘谨地走进我家,到小床前看这垂危婴儿,从行囊中取出四粒黑色的大药丸,吩咐每粒分成四份,以温开水服下。

奶奶喂我,父母任之,不存希望。撬开小嘴,第一份咽下,我停止了抽搐。按时辰,将第二份服下,我睁开了眼睛,骨碌骨碌四处看。四粒药丸没有吃完,我已经能辨认亲人了。父亲拎起小棺材出门,送到一家医院的儿科,捐了。

在那个年代,凡是有点知识和家底的人,都以去西医医院为上策。而我,用命试出了中医的真伪。

“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着某些偏激,在对待自己传统医学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视为至尊的几位先驱,胡适、鲁迅,都排斥中医。究其原因,有因个人的经历而怀有厌恨的,也有因改革“旧文化”的意愿太迫切所致。中医显然是被误伤了。

不知何时,游方的郎中没有了,“祖传秘方”变成笑料。在现代史上,中医身影飘零。在教科书里,大概只有《扁鹊见蔡桓公》与中医有关,但人们的关注点多在“为政”,而非“医理”。

我插队的德宏,有名的“瘴疫之地”。《三国演义》诸葛亮“七擒孟获”就吃过“瘴疠之气”的大亏。直到从金鸡纳树上提取汁液制成奎宁,对疟疾才有了控制。我这个知青曾是寨子的“抗疟员”,每天收工后把药片送到傣家饭桌上。在那首《祝酒歌》还没有唱响全国时,我参加下乡医疗队到滇南石屏县,趁机学习中医:上山采药,回来晾晒、焙治,管理药房。我对“脉象”把握精准,得到队里中医的赏识。“洪脉”“滑脉”“弦脉”都与文学的意象相通,所以学中医是必须学好中文的。“把脉”是中医非常要害的一手,有些病人是说不准病情的。我把脉时还发现了两位孕妇,农村妇女羞于说出实情,若不调整处方很容易导致流产。

在中医和道家的观念里,人从来不会高过自然,人要配合、服从自然。例如四季的饮食与作息,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也是万物的规律。这些思想不断深化,影响着我的人生。

2000年春,我到京采访李政道先生。我带去一盒云南的天麻、三七药材。有人告诫我:“人家留洋多年的学者,不会要你这带土的也没有消毒的东西。”而李的同窗沈克琦先生却说:“李先生信这个。他这次来,就是特意到北京中医医院去看病的。”果然,李政道很高兴地收下了。

张曼菱采访李政道

我到“金三角”探望远征军眷村时,看到东南亚人民和华人依然崇奉着中医,将来自中国的中成药视为至宝。在泰国最有名的大学里,开设有中医课程。然而在我们这里,中医院校总有种入“另册”的感觉。云南是中草药王国,我曾到云南中医学院讲学,院长告诉我,他们招收的多为贫苦学生、农民子弟,且多数是女生。

其实,无论什么社会阶层,中国人早将中药视为家常必备之物。谁家抽屉里不会收着几盒藿香正气丸、通宣理肺丸,更有速效救心丸,可谓功德无量。因为朴素,因为可靠,反而被轻视。

在城市中,似乎有一种“势利”的思维,仿佛只有底层百姓才会去看中医吃中药,中医退缩到偏僻的角落里,艰难地生存。其实,许多患者在接到西医的无情宣判后,总会返回民间,到陋巷和山里去寻求中医的救治。而中医,从来没有因无望的诊断而抛弃病人——即使是最不可能有收效的病人,中医也会让他服用调理与安慰的药剂,以示“不放弃”。从这一点来看,中医“悬壶济世”的信仰是高于西医的,因为它是因人创立、为人所用的医学,可陪伴人的生死。

中医与这个民族是同生共死的。在那些著名中医的传记里,总有这样的故事:当无名瘟疫暴发,中医临危受命——这个“受命”,不一定来自皇帝或是官家,更多的是他们内心的召唤。他们挑起药担,带着弟子,深入疫区。在那些村镇,他们立灶架锅,熬药施救。医者观其效果,不断改进配方,由此留下很多因时因地配制的不同药方。所谓“逆行”,是中医的世代担当。

自“神农尝百草”到我们那些历历可数的家珍——《伤寒论》《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中医历千年护佑着这个民族。世界上,瘟疫与逃亡留下了一座座曾经高度发达的城市,渐渐被荒漠湮没,而华夏大地上却没有因为瘟疫而被废弃的地方。在中西医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近代中医同西医在热病治疗学的较量上,完全没有屈居下风,值得读者省思。若是连“喊战”“抗战”都没有资格,日子久了,特色暗淡了,那么中医“生命”也将走向尽头。史事可鉴,研究中医者能不警醒乎?

就在前几日,世卫组织在新闻发布会中谈到:“80%的新冠肺炎患者是轻度症状,能够自愈或治愈,并不会发展为重症。”轻症患者的“自愈”和“治愈”,实际上就是中医所说的“排毒”过程。如果没有中医的介入,“自愈”对于很多基础体质不好的人,是很难实现的——病毒损坏了人的生理机能,生命非常脆弱。中西医护工作者以人为本,联合对抗疫情,才构成了“自愈”的安全轨道。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句话本是中医的医理,也可成为疫情中的我们自强不息、正气凛然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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