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新型冠状病毒产生的瘟疫，在古代是如何治疗的？
近期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知的症状如发热，乏力，干咳，呼吸难等，现代医学称之为呼吸窘迫综合症或脓毒休克。殊不知，翻看中国历代关于瘟疫的记载，与此次爆发的疫情有相似之处的瘟疫也非常多，在当时的恶劣环境和有限条件下，古人是如何治疗的呢？本文作者已经给出详细答案。
类似新型冠状病毒症状病例古已有之
鲁迅先生在《亥年残秋偶作》诗中写道：“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秋肃本是肃杀，宋代张抡《咏秋》词说:“秋高气肃，西风又拂盈盈菊。”春温，是春天的温暖，比喻为人间的温暖，就像宋代苏轼诗说:“时于冰雪中，笑语作春温。”在一派秋肃之下，还哪儿敢将春温上诸笔端呢?而今天所谓的“春温”，不是温暖的和煦，而是“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新感外寒，触动伏气而发”(《时病论》)；《类证治裁·温症》说的: “温为春气，其病温者，因时令温暖，腠理开泄，或引动伏邪，或乍感异气，当春而发，为春温。”系为阳明热结，阴液亏损，以身热，腹满，便秘，口干唇裂，苔焦燥，脉沉细等为常见症的春温证候。
目前正肆虐的武汉冠状病毒肺炎，已知的症状，如发热，乏力，干咳，呼吸难，现代医学称呼吸窘迫综合症或脓毒休克，类于温疫内陷，也类似吴又可《温疫论》说的“温疫之邪，从口鼻而入，不在经络，舍于伏膂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即内经疟论所谓横连募原是也。凡人本气充满，邪不易入，适逢亏欠，因而乘之。感之浅者，待有所触而发；感之深者，中而即病。其始阳气郁伏，凛凛恶寒，甚则四肢厥逆；既而阳气郁发，中外皆热，发即昏昏不爽，壮热自汗。此邪伏于募原，即使汗之，热不能解。”而且主张，临床上其证之辨治，一定要观舌。这就是“疫邪初起，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皆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 也就是斯著所按说的∶“以舌苔之浓薄为病之轻重，是暑湿浊邪之据。若伏温则尽有邪机极重，而舌苔如无病者。缘邪发于阴，未涉于胃故也。学人于此等处，细心分别，则伏温与疫邪异同之辨，自可了然矣。”
中国历史上温疫曾经发生过多次。古代殷墟甲骨文就有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疠”字可见于《尚书》、《山海经》和《左传》。史书载，汉朝公元2年，青周大疫，汉平帝有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疫害为甚者，如三国时期的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发生疫病，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于烈性传染病。曹植在《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魏晋南北朝、隋朝、唐朝、宋朝、元朝，都发生过“大疫”。《元史·文宗纪》说，至顺二年（1331年）“死者十九”。至明朝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
治疗瘟疫十五方之总方“升降散”
万历年间的1588年夏天，疫病盛行，很多医生辨识不清，惟安徽医生汪韫石认为是暑疫病，用益元散大效。当时地方官吏张凤逵马上将此经验写成《伤寒伤暑辨》，公开刊布，同时免费发放药物。张凤逵1606年在任粤西主考时，考试院中官员和仆役多患病，呻吟声相闻，遂主张使用凉剂，结果大效。张凤逵自此更加关注瘟疫流行，致力于伤暑病证的研究，通读大量医籍，晚年著成了巨著《伤暑大全》，书里面突出介绍了名方“升降散”。
曾经有一年河南大饥，继以大疫，名医陈良佐将升降散随赈济的粮食一起发放，救治了大量瘟疫病人，故历史上又称此方为“陪赈散”，取“随赈济而陪之”之意，并在其著作《二分析义》中详解其意。其后的杨栗山深受此书影响，著成《伤寒瘟疫条辨》，以《二分析义》作为重要参考。该书对瘟疫的致病原因、特点、治法、方药均有创见，将升降散列为治疗瘟疫十五方的总方，由那时开始，“升降散”受到广大医家的重视。
让我们怀念和尊重的我国最著名的中医学家蒲辅周先生曾云：“治疗急性病，尤其急性传染病，要研究杨栗山的《伤寒温疫条辨》，余治温疫多灵活运用杨氏温疫十五方，而升降散为其总方。治温疫之升降散，犹如四时温病之银翘散。”
历代医家用升降散辨证治疗瘟疫
调畅气机是升降散制方的指导思想。气存在于人体各个脏腑，“升降出入”是人体气之运动的基本形式，称为气机，即所谓“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气机不畅，是脏腑发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故有“百病生于气”之说。升降散（白僵蚕、全蝉蜕、姜黄、川大黄）的主治，其病机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瘟疫之邪从皮毛口鼻而入，郁而生热，而致肺卫热盛，症见憎寒壮热，或头痛如破，或烦渴引饮，或咽喉肿痛，或身面红肿，或斑疹杂出，或胸膈胀闷等；其二是由于肺与大肠相表里，肺热移于大肠，导致肠胃升降失常，故出现上吐下泻，或吐血便血。
其方以僵蚕为主药，《中药学》谓其味辛气薄、苦燥恶湿之性，能祛风散邪、清热解郁；配伍甘寒质轻升浮的蝉蜕，能祛风胜湿、清热解毒；僵蚕、蝉蜕皆为升浮之品，入气分而主升，二药相配旨在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味辛苦，辟疫散结、行气解郁，善理血中之气而化瘀；大黄大苦大寒，力猛善走，直达下焦，泻热通便，且入血分可化瘀；姜黄、大黄皆苦降之品，既走气分，又行血分，二药相合，旨在降阴中之浊阴；所伍米酒性热，性辛而上行；蜂蜜性凉，润而导下。六药相配，散邪火升清阳于上，泻邪热降浊阴于下，升降有调，寒温相制，相反相成；气血兼顾，行气调血，以防邪热内郁血分，气壅血滞，气乱而血妄行。
清代杨栗山继承吴又可“杂气”学说，认为温疫乃“杂气由口鼻入三焦”，提倡“温疫热郁自里达表，亦宜解散，但以辛凉为妙”。指出若用辛温解表，是为抱薪投火。主张升降散、增损双解散为对证之药。若热毒至深，提倡用升降散合凉膈散、三黄石膏汤加减；然温疫火毒甚，传变极速，一日可数变，故必要时辛凉宣透多与黄连解毒汤，诸承气汤相合使用。杨栗山又博采前贤经验，结合临证体会，创制了以“轻则清之”为立法，强调:“非泻即清，非清即泻”治则，同时推崇吴又可“温病下不厌早”学说，临床宗吴氏“承气本为逐邪”方义，并深得喻昌旨趣，指出“温病治法急以逐秽为第一要义”。
治疗温疫，蒲辅周先生还说：“温疫最怕表气郁闭，热不得越；更怕里热郁结，秽浊阻塞，尤怕热闭小肠，水道不通。”首要环节为辛凉宣透，《伤寒温疫条辨》里的三焦分治祛邪，尤其是辛凉宣透，清热解毒，攻下逐秽几个主要方法，辨证使用，十分为重要，临床上确应重视。杨栗山说过：“盖能涤天地疫疠之气（温疫之邪气），即能化四时不节之气。”蒲辅周先生总结过：“四时温病（传染性小或不传染）之中亦偶有兼秽浊杂感者，需细心掌握，治疗须与温疫相参，才能提高疗效。”
武汉新型肺炎的症状大多是咳嗽、发热，乏力，呼吸困难，许多都是干咳。常见症的春温证候，热扰胸膈证，就是热邪入里，灼伤胸膈，以身热不已，咳嗽、烦躁不安，胸膈灼热如焚，唇焦咽燥，口渴，或便秘，舌红，苔黄或黄白欠润，脉滑数等为主要表现，正所谓一派卫气同病。
武汉新型肺炎后期的呼吸窘迫综合症，出现呼吸增快,困难,呼吸呻吟，下窝吸气性凹陷,鼻翼扇动.肺不张症状，呼吸衰竭；后期出现的脓毒休克，就是感染性休克，和春温热毒内陷，热播血瘀，蓄于下焦，内闭外脱，神昏谵语，躁扰不安，气短息促，手足厥冷，冷汗自出，大便闭，舌绛色暗，以及气营两燔，气分邪热未解，营血热毒又盛，气液两虚，甚或撮空摸床，肢体震颤，目不了了，苔干黄或焦黑，脉象沉弱或沉细等也甚为相似。
当然，无论是治疗春温还是武汉新型肺炎，还是蒲辅周先生说的对：对外感时病的辨证来说，人体有强弱，年龄有大小，时令有冬夏，气候有寒温，地域有燥湿，病邪有盛衰，临床均须仔细体会，才能达到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为灵活应变的治疗要求。
在近期这段不会太久的严重防控武汉新型肺炎的情况下，冬令感受外邪，邪伏化热，至春季伏邪由内而发，或因新感外邪，引动伏邪的这种急性传染病，病势急，病情重，变化多，发展快，伏气温病，凡人体正气虚弱，复感春季温热病邪，在预防上，治疗上都应当重视清泄里热这一大法。
作者简介
卢祥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高级顾问、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首席专家
周超凡：著名药物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