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国好书”：传统道德与中华人文精神

南怀瑾先生曾比喻，

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佛家是百货店。

也有学者认为，

儒家教我们“拿得起”，道家教我们“放得下”，佛家教我们“想得开”……

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资源、

人生智慧虽各不相同，

却都是道德本位的文化 。

韦政通先生曾这样概括：

“

中国文化中，有“一本万殊”的理念，于是坚信一切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基础就是道德。中国传统中讲道德，不像西方人讲道德只限制在人生的范围内，而是弥漫在文化的一切领域。

”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2019年7月“中国好书”

《传统道德与中华人文精神》认为，

人性、处世、处己、处人的人生观，

义利、公私、理欲、德才的价值观，

孝、忠、仁、义、礼、智、信、中庸的道德观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灵魂，

也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要思考和实践的问题。

该书撷取中国哲学史和伦理思想史的精华内容，

对传统道德核心概念进行现代解读，

指明其在当今社会的现实价值，

旨在促进传统道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本文选摘自该书。

人性论

西方文化中的人性恶的信念主要体现为基督教的罪感文化。 基督教的原罪意识确实是西方文化最根本、影响最深远的元文化观念。 在儒家中，人在性善这点上一律平等； 在基督教中，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罪人。 坚持性恶论不可避免地会加强人对上帝的依赖，上帝对人的绝对权威主要是通过人的堕落来起作用的。 上帝的存在与人的堕落也许是一对孪生概念，从逻辑上不能设想只有一方而无另一方。 没有上帝，堕落的人将使世界一片混乱； 没有关于人堕落的神话，人企求上帝拯救和对上帝的依赖也就毫无必要，因而整个上帝的概念就会瓦解。 以基督教原罪意识为基本价值信念的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 这种罪感文化则因其初始的人性假设就建立在对人的悲观与不信任的基础之上，因而恰好注意了对人性恶的预防和监督机制。 西方文化中的宗教原罪意识，俗世中的人生自私自利、对立冲突的人性认识，使西方人多有一种悔悟反思意识，会正视自我的罪过和人生的有限性。 知罪过才会悔悟，有了悔悟才能洗净愚昧自大，才能加强防恶之督责、改革之追求。

在西方思想发展过程中，性恶论长期存在，如马基雅弗利认为： “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 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君主论》第17章）。 霍布斯虽然并没有承认趋利避害的自私人性是恶的，但他同样承认这种自然本性是需要由理性加以约束的。 这一切都必须依赖于经过“第二次订约”的“国家”。 孟德斯鸠强调“法的精神”，强调社会调控的监督机制，其理论根据就在于人是有局限性的。 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个人利益的冲突，产生了立法的必要性。 总之其重视社会法制的外在约束与制度的监督机制的思想是以其人性是有局限性的这一人论思想为前提的。

这种意识也进一步使得西方社会的治理与调控主要依赖法制的外在约束。 从其根源上看，基督教本身就有契约观念的传统，长期的市场经济实践，生活与生产的流动性也决定了社会只有依靠一种普遍有效的客观意志才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与调节，因而内在地、必然地要求契约精神。 可以说法治是西方社会的必然。 在法治社会里，一切都受法律的制约，一切都靠法律规范、调节与维护。 法律在西方政治生活、社会行为中居于核心地位，并且有至上的权威。 在这样的法治社会里，国家权力、政治统治是指法律而不是指个人。 统治的实施依据的是客观化的法规而不是主观意志的专断。 政治权力被纳入法律的控制之中。 在执法上，它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法律为衡量一切的准绳。 总之，所谓法治主义，就是以客观的、普遍有效的客观意志规范人的行为，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

所谓社会监督机制，在一定意义上是指在实现社会控制的过程中，运用政策、制度、法规对反社会的恶行和罪行进行有效的预防、约束、禁止的社会机制。 这对实现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至关重要。 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用强有力的社会监督机制防止经济犯罪，防止官员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腐败堕落，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民心的向背，可以说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

一个社会能否有强有力的社会监督机制取决于很多因素，如社会的专制化或民主化程度，依靠人治还是法治等。 但从文化与哲学的角度来看，正如我们以上所考察的那样，文化传统与哲学理论的人性善恶假设则是一个社会是否重视并能否形成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前提。

中国社会长期具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传统，缺乏防恶止恶的社会监督机制，其最终的价值根据就是占主导地位的人性善的乐观主义理论。 在其看来，人性本来就是善的，因而无须监督，只要人人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人人都可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 德治主义最大的弱点就是把政治建立在对人性善的假设与期待上，而缺乏社会的监督机制。 中国的好多事办不好，也许均源于此。 如对于腐败官员，仅相信其道德自觉仍是软弱无力的，而必须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制约机制。 在西方，之所以重视并强化制度、法律的社会监督机制，固然有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但从人性论的角度看，其文化传统没有像中国文化那样对人抱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态度，而是以现实冷峻的态度看到了人首先是一个欲望主体，是一个有局限性的存在，人都可能会犯错误，甚至人本来就是有“原罪”的。 这样的价值信念形成了其重视对人性之恶与恶行的宗教、道德、法律的约束，上帝的信仰、道德普遍理性与严格的法律一起构成了西方社会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

通过以上对中西文化中的人性论的比较，我们应该得出如下一般性的结论： 在当今中国的社会治理中，中国古代的人性善假设及其德治主义、人治主义传统足以引起我们的反省与警诫，而西方重视社会监督以及法治的传统应该为我们所借鉴。

在当代中国，人性善与德治、人治传统还根深蒂固。 在政治管理中，家长制、一言堂还大行其道。 官员的选拔任用有时还采取人治的所谓“伯乐相千里马”制，这实际上就是以上级官员的印象来提拔任用干部。 贤人政治、君主与官员崇拜、官本位的传统在某些官员身上依然存在。 在有些干部身上，还有一种有位必有德的良好感觉，自认为是有德有才之辈，是民的“主”，其职责就是要“主民”。 不可否认，这些干部中的大多数可能是凭借自己的德才得到官位的，但人治必然造成在任官过程中个别人是靠巴结奉迎上司而上台的。 即使在上任伊始，他们的确是德才兼备的人，那么，谁又能保证在权力和利益的诱惑面前，他们的人品不会变呢？ 只管任用而不管监督，其理论基础仍在于人性善理论，不像西方的人性论认为人是会变的，是会犯错误的，认为不被监督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权力不加限制必将导致腐败这一政治学的基本定律，在十多年前就为学人所认同，今天甚至已成为老百姓的共识，党的领导人也提倡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然而在我们的实际治理过程中，要真正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办法，还有待探索、实践。 正是因为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导致了经济犯罪频频发生，如一个银行的普通职员竟在数年里贪污1 000多万元而无人发现，这充分暴露出我们的制度建设多么薄弱。 党和国家在反腐倡廉方面也是花了很大气力的，但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 笔者以为，从宏观上来讲，一定要加快我国的民主制度建设，坚持以法治国； 从微观上来讲，要加强制度与法规的社会监督机制建设。 对任何级别与类别的社会权力都应实行切实有效的监督。 好多腐败官员事发后总结说，官越大，实际上所受到的监督越少，这是导致其犯罪的根源之一。

从思想文化基础与根源上来讲，要加强社会监督机制，我们应该克服中国古代人性善、德治主义、人治主义、官员崇拜的影响。 民主的实质即在于对参与其中的任何个人都不能绝对相信，它承认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只有每个人的智慧的集合才能纠正个人的错误，导向真理。 要正视人的自然物质原欲的自发性、自利性、反社会性，在这个共同人性上，人与人都是一样的。 在现代民主社会里，官与民在人格上、社会地位上应该是平等的，官员也只是从事社会管理工作的普通人，在道德、人性与人格上并没有高人一等。 而且还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因而腐败堕落的可能性较一般人要更大，更应对他们实行社会监督。 那种满街都是圣人的对人性的盲目乐观是不利于社会监督机制的形成与完善的。 党的先进性固然要求干部要为人民服务，要做人民的公仆，这种思想教化与人的自觉是必要的，但是今天的现实则更要求我们关注如何使他们不以或不能以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己谋私，蜕变为人民的“老爷”，成为人民的罪人。 这就需要我们坚持人人在人性与人格上都是平等的民主原则，承认人人在人性上都是不完善的，从而加强社会的监督，防止腐败与犯罪的进一步蔓延。

处世论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是群居的动物，人的生命过程必须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即“人世”中，那么，人应该以何种态度对待既有的社会关系？ 是积极有为还是道法自然？ 是积极入世还是消极隐世甚至是出世？ 这些问题体现了一个人的基本的和总体的人生态度，这种总体的人生态度决定着我们对其他的人生具体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处理态度。 所谓处世论，就是对这种总体的人生态度的探索与讨论。 我国古代的儒道释三家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佛教主张出世济世，而道家则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超越。 也就是说儒释道三家在人生总体态度上为我们提供了入世、出世、隐世三种基本态度。

在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即先秦时期，有百家争鸣之说，但实际上大的学派无非十余家而已。 佛教在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我国，之后它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后世中国人的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重要影响的实际上就是儒道释三家。 关于儒释道三家在中国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宋孝宗的《三教论》说： “大略谓之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 ”

以儒治世。 儒家学说主要是一种伦理政治学说，它强调的无非是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它强调亲亲、尊尊、长长，它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切都是有利于治世的。

以道养生或以道治身。 道家学说是一种隐世的思想，因而容易形成对自身生命的关怀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道家思想与道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一种宗教，道教与其他宗教不同，它对长生不老充满眷恋，它的内丹学说直接就是一种气功理论，它的养生思想很发达，不仅包括炼丹术、气功、房中术等，而且注意心身双修，以道法自然的精神、以超越自由的胸怀来看待一切，这自然是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的。 追求长生不老、成道成仙本身就是道家和道教的理想追求。 因此，道家是有利于人的养生和治身的。

以佛养心。 较之儒道两家，佛教具有一种更为超越的思想，它视此岸世界即现实人生为苦海，视彼岸世界为净土和极乐世界。 佛教要求人们放下对尘世的一切执着。 固然不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去出家当僧尼，但如果我们能学一点佛教观察世界的立场和思想方法的话，那必将有助于参透人生，提升人生境界。 因为无欲品自高，一个连生死都能放下的人，他还有什么放不下呢？ 信仰的力量是很大的。 举例来说，我国古代，在玄奘之前二百多年，就有一个和尚叫法显，他是山西临汾人。 他为了去西天取经，六十余岁开始西行，途经今天的巴基斯坦到达印度，刻苦学习佛教。 后来又想从水路回国，结果漂到了今印度尼西亚，后来再次航行，终于到达了青岛，历经十四年。 回国后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 大家想一想，一个六十余岁的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相当高龄的人了。 走那么远的路，其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 那么，他为什么能实现这样的壮举？ 何以有这种毅力？ 就在于信仰的力量支撑着他。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学派众多，思想丰富，特别是儒道释三家影响更大。 但由于佛教毕竟是一种信徒信奉的宗教出世主义思想，而我们是在现实人生的立场上讲人生道德智慧的，因此，我们这一讲主要介绍儒道两家的人生态度，即积极有为和消极无为，对佛家的出世态度暂且忽略。

南怀瑾先生在传统文化的通俗传播方面贡献很大，他对儒释道三家所能给人们提供的思想资源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即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而佛家则是百货店。 这种比喻的意思是说，儒家的积极有为的学说和人生态度给人们以营养和动力，就像粮店提供给人们粮食一样，人的生命是离不开粮食的。 道家的道法自然、消极无为的思想，作为人生的超越和解压机制可以发挥药店对人的心理疾病的治疗作用。 佛家的思想博大丰富，就像一个百货店一样可以根据不同人的需要任意取用。 任何一种比喻都有其形象的一面，也有其不精准的一面，但南先生的这种比喻对于我们理解儒释道的处世观是有启迪作用的。 学者们一般认为儒释道三家的人生智慧可以发挥如下不同作用： 儒家教我们“拿得起”，道家教我们“放得下”，佛家教我们“想得开”。 这种说法也很准确到位，富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