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为何要学经方

一、《伤寒论》作者张仲景

张仲景，南郡涅阳人，约生于公元150年-219年，他的事迹汉书无传。据唐《明医录》载．“甫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典，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所能及。”

东汉末年，连年战争，百姓流离失所，导致了疾疫流行，死的人很多。张仲景家族是拥有两百多人口的南阳大族，在疫情的危害下，还不到十年时间就死亡了三分之二的人口，其中死于伤寒的则占十分之七。

张仲景在序文中曾哀叹地说：“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从而激发了他著书活人的志愿。为了著书济世，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广泛地吸收了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并给合自己的体会，在前人的基础上而又有所创新。经过了辛勒的劳动和反复的印证，终于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

这部作品问世不久，就遭到了兵火的摧残，致使原书十六卷残缺不全。

公元256年一316年，西晋太医王叔和搜集了一些残存之书，进行整理并撰次成篇，但只整理了十卷，对十六卷的原貌已不复见。所以晋以后的《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只载《伤寒论》十卷，而不再称十六卷。

到了公元1065年，宋朝的治平年间，政府指令高保衡、林亿等人校正医书，把开宝年间节度使高继冲进上的《伤寒论》十卷，总二十二篇，加以校正，同时梓板而颁行于世。在这个时闻，翰林学士王沫在馆阁日，从蠹简中检得的《金匮玉函要略方论》三卷，也加以校正而刊行于世。

二、《伤寒论》是一部什么书

《伤寒杂病论》本来是伤寒与杂病有机联系，相提并论的一部书。自宋治平梓板简称《伤寒论》，而林亿等人又有十卷论伤寒，六卷论杂病的说法，使人误解为《伤寒论》是专论伤寒，而《金匮玉函要略方》则专论杂病，这一看法一直流传至今。

为了正确理解本书起见，先介绍一下什么是伤寒，什么是杂病，以及伤寒与杂病的内在联系，方能对本书作出正确的评价。

先说伤寒：伤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素问·热论》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这句话是指广义伤寒面言，及于狭义伤寒，则只限风寒，而不包括风寒以外的其它邪气。

考《伤寒论》的内容则是主论风寒，兼论杂病，它虽亦提及温病等证，乃是与风寒进行鉴别，作为伤寒类证而出现。所以，不象伤寒那样论述全面，也没有系统的治法。因此，还不能说《伤寒论》就是讲的广义伤寒。

再说杂病．汉时对疾病的分科，尚无今日内外科之称，当时对外感发热的急性热病，皆叫做伤寒；对伤寒以外的疾病，包括了许多慢性病，都称之为杂病。

伤寒与杂病。本来是两种不同的发病形式，但张仲景把它们共揉一书之中，而相提并论的理由是和以下几个问题有关的：

1、因伤寒单纯发病者少，而与杂病相兼者则多，故伤寒与杂病合论则全面。

2、人分男女，体有强弱，感邪虽一，发病则异，而且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故辨证不明杂病，不明脏腑的寒热虚实，则亦不能明伤寒。所以，只论伤寒，不论杂病，则不能曲尽辨证之长。

3、有的病人先患它病，后感伤寒，内伤外感，病情杂沓，难求一致，无法用伤寒一种发病形式而统摄诸病。

基于上述的问题，故柯韵伯对此深有体会的说：“伤寒之中最多杂病，虚实互显，故将伤寒、杂病合而参之，此扼要法也” 。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伤寒论》是通过伤寒与杂病的具体的事实，以反映它的辨证方法。也可以这样说，伤寒与杂病必须共论，方能显示六经辨证以统摄诸病的意义。故柯韵伯又说：“盖伤寒之外皆杂病，病不能脱大经，故立六经而分司之。”反映了六经辨证以统摄伤寒、杂病这一事实。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伤寒论》这部书言简意赅，极尽含蓄吐纳之能事，故在辨证说理中有其潜移默化的感染力，起到了文以载道的效果。

另外，还应看到作者在六经辨证中，只讲某经之为病，不讲某经之伤寒，把百病兼括于六经而不能离其范围，所以它只在六经上求根本，而不在伤寒上求枝叶，因而突出了六经辨证的特点。

方中行也认为《伤寒论》是论病之书，非为伤寒一病而设，这些提法，确实抓住了《伤寒论》的主要精神。

根据上述理由，说明了伤寒与杂病互相共论以阐明辨证论治之理，本来不存在伤寒在前，杂病在后；或十卷论伤寒，六卷论杂病的说法。学习《伤寒论》目的是在于辨证论治，绝不可降格以求而满足于辨伤寒之一病。

三、《伤寒论》之六经概念

六经的实质：《伤寒论》以六经辨证为核心，究竟六经的实质是否存在，在伤寒学中也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的学者把六经为病，归纳成六类证候，用以概括阴阳表里，寒热盛实等证情，如丹波元坚在《伤寒论述义》中曾说“伤寒论一部，全是性命之书…… 所谓病者何也？三阴三阳是也。热为阳，寒为阴，而表里虚实，互有不同，则六着之分，于是立焉。”

可以看出，他是把六经建立在阳热阴寒的证侯之上，而不把六经证候建立在脏腑经络之上。为此，他又指出：“至于经络脏腑之言，经中间或及之,然本自别义，非全经之旨。惟以寒热定阴阳，则触处朗然，无不贯通也。”

由此可见，丹波元坚的学术观点，是反对从《素问·热论》的六经理论来探讨六经实质的。这种思潮在国内也大有人在，实有加以澄清之必要。

我认为《伤寒论》的六经，是继承了《热论》的六经学说，而有其脏腑经络的物质基础，所以，六经是物，而并不是六个符号。如果离并中医的传统经络学说而去解释六经那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为从《内经》到《伤寒论》脏腑经络学说，本来是一脉相承的，如本论的太阳病提纲，先揭出头项强痛一证，它和《热论》说的“其脉连风府”的精神而完全符合。

论中除汤液治病以外，还有许多按经取穴的针刺之法。如果象丹波元坚没有经络的说法，岂不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所以，我们不能离开脏腑经络而去讲辨证论治的。

但是，《伤寒论》却又和《热论》不一样。它在六经辨证上比《热论》有了发展。它不但能辨热证和实证，而且也辨阴证、寒证和虚证。可以这样说《热论》的六经只辨伤寒，而《伤寒论》的六经，既辨伤寒，又辨杂病，从而建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

六经是脏腑经络，而辨证则是脏腑、经络、生理病理的反映和客观地分析。由此可见祖国医学的辨证思想是建立在脏腑经络的物质上，而决不是空洞和抽象的说教。

四、六经辨证方法

《伤寒论》在古典医籍中，以辨证论治的方法见称。然而，辨证论治的方法，也并不是从《份寒论》开始。观序中的“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十六卷”的提法，可见古代已有辨证的专著。日人山田正珍氏说：“《平脉辨证》诸书，今皆不传”。其实早在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中的阴阳学说引进医学领域以后，就大大开扩了医学家辨认疾病的眼界，并以此奠定了中医的辨证思想基础。

为此，张仲景的三阳三阴六经辨证，以及后世的八纲辨证，无不以阴阳为辨证之纲，这完全符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的“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的精神实质。因为诊病时，能运用阴阳的辨证思想，就能“知丑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纪，诊道乃具”；否则，就“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后，故治不久”。所以，阴阳学说渗透到祖国医学学术领域的各个方面，它不仅用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而且也用以指导临床的诊断和治疗。

张仲景继承了阴阳学说，并结合临床实践，使之又有了新的发展。《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就是以阴阳为纲，即用三阳、三阴的阴阳两纲总统六经。所以，六经辨证应首先解决病发于阴，还是病发予阳。阴阳病性既明，则是治病求本之道，也是以纲带目之法。然后在阴阳两纲指导下，进一步探求病位之所在，病情之所属，病势之进退，而判明表、里、寒、热、虚、实的情况，自可迎刃而解。八纲辨证可以说是辨证中的先决条件。但是，如果只辨到八纲程度为止，那还是不够的。因为它还没有具体地把人体的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结合起来，就好象找人只找到了街道，还没有找到住户一样，仍然不能确切而深刻地阐明各种复杂的病理变化，并进一步指导临床治疗。而六经辨证就怡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把八纲的内容落实到脏腑经络之上，使八纲辨证与脏肺辨证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也就弥补了八纲辨证之不足。

由于六经辨证贯穿着八纲而联系于脏附经络，尤其是以脏腑经络生理，病理变化作为物质基础，使辨证言之有物，而不是空中楼阁。前人在研究《伤寒论》六经时曾指出：“经者，径也”，据经则知邪气的来去之路；“经者，界也”，据经则知病有范围，彼此不相混淆。有了范围，有了界限，就能使我们在辨证时而一目了然。如见头项强痛，可知是太阳经受邪，见缘缘面赤、额痛、鼻干，可知是阳明经受邪；见耳聋、胸肋苦满，可知是少阳经受邪，见腹满时痛，可知是太阴经受邪；见咽痛，可知是少阴经受邪，见擞顶痛、干呕吐涎沫，可知是厥阴经受邪。如果离开经络学说，对上述各个证候的发生与机理，就无法进行解释。又由于经络系统的联络交会，使人体的五脏六腑、表里上下、四肢九窍、皮肉筋脉等各个组织器官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因此六经辨证也特别注意脏腑经络病变的表里相互影响。如发热、恶寒而脉浮者，是属太阳经表受邪，若脉不浮而反见沉象，则知太阳表病而又内累少阴。太阳与少阴互为表里，当少阴阳气不足而外感风寒时，可以两经同时受邪，形成太阳与少阴的“两感”证。脾与胃互为表里，在发生病变时亦相互影响，故有“实则太阳，虚则少阴”的说法，这种病机的相互影响，表现在具有表里关系经络脏腑之间联系，所以辨证决不能离开经络，治伤寒须识经络，不识经络，······说明了认识经络的重要意义。

张仲景所用的方药属经方，这里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经方。张湛曰：“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人们自古崇尚经方，但真正认识经方是非常不容易的。常可听到人们议论“经方派”、“时方派”等，但什么是经方?一般人很难说得清楚，即便是中医工作者也各说不一。如有人认为：“经方者，乃经典著作中之药方也，或曰：经，常也。经方者，谓其乃医家所谓常用之药方也。”【1】《中医词释》谓：“指汉代以前的方剂：①《汉书·艺文志》记载经方十一家，实际上是指汉以前的临床著作；②指《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所载之方剂；③指《伤寒沦》、《金匮要略》所载之方剂。目前持此说的人占多数”。《辞海》谓：“经方，中医学名词，古代方书的统称，后世称汉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中的方剂为经方，与宋元以后的时方相对而言。

五、《伤寒论》的方剂

《伤寒论》的方剂，上溯岐黄，下逮百世，有方书之祖称，其主要成就有下述几点：

1、体现了治疗八法，在临床的具体应用上，莫定了方以法立，法以方显的理论。

2、组方精简，配伍严密，经亿万人次实践而疗效显著。

3、方证结合紧密，确能解决“证”的要求，成为有证必有方的治疗体系。

4、组方不拘一格，随证处施，不偏于一家之见，可为后世法。

治法上，《伤寒论》把中医所说的八法，在临床运用得非常好。或者说所谓的八法就是从《伤寒论》中总结归纳出来的。

汗法治疗邪在体表，具有发汗的代表方剂，麻黄汤、桂枝汤、小青龙汤、大青龙汤、葛根汤都出自于《伤寒论》。而这些方子，对真正寒邪在表的这种证候确实有很好的发汗效果。

吐法，我们今天不怎么常用，但是在中医的历史上，吐法可以治疗许多复杂的疑难病证。吐法的代表方瓜蒂散就是出自《伤寒论》。

下法是《伤寒论》中最常用的，也是涉及到方剂最多的一个方法。下法的代表方像三承气汤，是泄下燥热；桃核承气汤是泻热逐瘀；抵挡汤是破血逐瘀，也算下法的范畴；茵陈蒿汤，是利湿、泻热、退黄，它也用到了大黄，也可以算下法的范畴，像麻子仁丸的润下，像蜜煎方、土瓜根方的导下，像大陷胸汤的泻热逐水，都属于下法。

和法，对于和法，我们通常用"和解"这个词，对于"和解"的理解，有的人说是调和，实际上我的理解它不是调和，因为和解的方法主要治疗枢机不利的证候。人体的枢机有两个，一个是少阳半表半里这个枢机，一个是中焦半上半下这个枢机。少阳半表半里的枢机是调气的升降出入的，而中焦半上半下这个枢机，主要是调气的升和降。人活着全凭一口气，人体的气一定是流畅的，一定是畅通无阻，一定是条达的。

许多疾病都是气不和所造成的。我们遇到气不和的这种证候，抓哪个环节，抓哪个关键来调节，就可以抓少阳半表半里这个枢机，也可以抓中焦半上半下的枢机。因此，对于"和解"的理解，我们把他解释为"和枢机，解郁结"。因为枢机如果不利，气机必然郁结，气机郁结以后，就造成了各种疾病的发生，所以"和解"应当理解为"和枢机，解郁结"。

把这两个词的第一个字合起来就是"和解"。和法代表方是柴胡剂、小柴胡汤、大柴胡汤、柴胡桂枝干姜汤，这是和解少阳半表半里之枢机的。

还有一组代表方，就是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和甘草泻心汤，这是和解中焦半上半下之枢机的。

温法的代表方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理中汤、四逆汤、通脉四逆汤这一类具有助阳、祛寒作用的方剂。

清法的代表方，像栀子豉汤，清宣膈中的郁热；像白虎汤，辛寒折热，清中焦之热；像黄芩汤可清少阳胆热，治疗胆热内迫肠道的热利，这都可以算作清法的范畴。

补法的代表方，像炙甘草汤，治疗气血两虚，心脏失养，脉搏不续的脉结代、心动悸，它是气血双补的。像小建中汤，具有温中补虚、和里缓急的作用，可以治疗心中悸而烦，又可以治疗气血两虚，腹部筋脉失养的腹中拘急疼痛，这可以算补法。消法，像抵当丸，具有化瘀缓消的作用，用于治疗太阳蓄血证瘀、热都比较和缓。所以后世所谓的八法实际上是从《伤寒论》具体的治法中归纳总结出来的。我觉得在《伤寒论》中还有涩法，像赤石禹余粮汤和桃花汤的涩肠固脱法，它们治疗下利滑脱，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治疗方法。

除此之外，在《伤寒论》中还有针药并用的方法，还有针和灸并用的方法，还有药物和食疗并用的方法，这些方法经常在临床上广泛的应用。这是我们从法的角度谈，涉及到了治则和治法。

在方剂学上，我们刚才提到，在《伤寒论》记述了112方，这方绝大多数选药精当组方严谨，剂量准确。有一篇报道：有一个部门用五苓散来做动物实验，五苓散这五个药如果按照《伤寒论》原方的剂量比例，泽泻量最多，桂枝量最少，猪苓、茯苓、白术的量居中的话，喂动物，就有很好的利尿作用。如果你把这五个药的剂量各等分做出来的散剂去喂动物，几乎没有利尿效果，所以说剂量准确。

日本有一个药理学小组，拿白虎加入参汤做成煎剂，非糖尿病的动物模型口服，糖尿病的动物模型大家都知道，用四氧嘧啶给大白鼠注射之后，抑制胰岛细胞的分泌，胰岛素分泌减少了，动物的血糖就升高了。然后按照原方的药物组成，按照原方的药物剂量比例做成白虎加入参汤，给这种糖尿病的动物模型口服，结果发现有很好的降血糖效果。可是在我们想来，糖尿病的病人，你还能用粳米吗？粳米是碳水化合物啊。你还能用甘草吗？甘草带有甜味呀。所以日本这个研究小组也同样这么想。它用一个药一个药的试，结果发现这五个药单独使用的时候，只有知母和人参这两个药有一点降血糖的效果。至于粳米、石膏和甘草这三个药单独使用不降血糖。于是他们就想，整个方子的降血糖作用会不会是知母和人参加起来所产生的效果呢？结果这两个药合用之后，发现并不能提高降血糖的效果。然后他们就调整知母和人参药物之间的剂量比例，发现把人参用多了之后，降糖作用不仅不提高反而下降了。因此他们认为，单独使用具有降糖作用的知母和人参之间，可能在剂量比例上不适当的时候，它们的降糖效果反而具有拮抗作用。

知母单独使用加上石膏降糖作用提高，人参单独使用加上石膏降糖作用也提高。石膏单独使用不降糖，但是它对知母和人参的降糖作用具有协同效果。接着试验，把知母和人参两个药放在一起，把人参加用到降血糖作用接近消失的时候加入石膏，发现降血糖作用可以提高，随着石膏量的增加，降糖作用逐渐提高，当然这是有限度的，石膏加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再加量，它的降糖作用也不再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依次加入单独使用没有降糖作用的粳米，降糖作用进一步提高，再加甘草，降糖作用又进一步提高，说明石膏、粳米、甘草对整个方子的降糖作用都有协同效果，现在五个药用齐了，降糖作用没有恢复到原方的水平，为什么？这次试验的时候人参的量用多了。当把人参的量降到原来剂量水平的时候，降糖作用最好，把人参拿掉，就是白虎汤，发现降糖作用又很差。所以日本这个药理试验小组非常奇怪，不知道中国的古人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找到了这样优化组合的方药组成，找到这样优化的剂量比例。

所以我说《伤寒论》112方选药精当，配伍严谨，多一个药少一个药都会影响疗效。然后，剂量准确，疗效可靠。你看这些方子，你说清热的，它就是清热，你说发汗的它就发汗，你说泻下的吃完了不用多长时间它肯定是泻下，催吐的立竿见影，喝下去就会吐出来，所以疗效可靠，不仅经得起千百年来临床实践的检验，也经得起现代的实验室中的药理实验的检验。

方剂数目发展触目惊心，自《黄帝内经》13方到《伤寒杂病论》260首，迄今为止已逾10万首，作为学生有没有必要学如此之多的方剂？作为临床工作者有没有必要用这样多的方？结合目前有的疾病或病证已经被认识清楚，而有的疾病或病证还在认识之中，无论疾病是否被认识清楚，但疾病总是有各自病证表现，尤其是病证表现因人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病证表现又是在不断变化之中，而所学方剂则是固定不变的，用不变的方剂而去治变化的病证，即使将10余万首方都用一遍，也未必能取得预期治疗效果。

结合临床用方治病体会，认为学方用方不在方剂数目多，而在学好用活基础代表方的配伍规律、思路与方法，以及方证辨证关系（必须懂得任何1个方药所主治病证都不局限于某1个方面，而任何1个证型的辨治都不局限于某1个方，如麻黄汤主治并不局限于太阳伤寒证，而能主治风寒犯肺证及骨节疼痛寒证等，再如太阳伤寒证虽以麻黄汤为最佳用方，但桂枝麻黄各半汤也是辨治太阳伤寒证的最佳用方，而科学地合理地运用方证辨证关系，则能更好地选用不同的方药而辨清不尽相同的证型，以取得最佳治疗效果）、方证演变关系（方证之间既具有不变的关系如桂枝茯苓丸主治与胞宫癥积证之间的关系，又具有不断演变的关系如桂枝茯苓丸主治与乳房胀痛即乳腺增生、胸痹即冠心病心绞痛、以及皮下脂肪瘤、男科前列腺增生等，研究方证演变关系则是用活经方主治的核心要素）、方方合用关系、方药加减关系，尤其是方方合用与方药随证加减最能体现用经方辨治病证的灵活性，从而使方药组成变化更加符合治病需要。

通过仔细研究、认真分析、科学归纳，不难发现已有10万余首方剂绝大多数是在经方基础之上加减变化方，如有的方是在经方基础之上加味而成，有的方是在经方基础之上减味而成，而有的方则是在经方基础之上既加又减而成，以此而演变为10万余首方，再结合治病用方实际情况，临证只有合理地选用经方并能科学地变化运用经方，以此才能满足临床治病用方而能适应病证不断变化的需要。

根据经方组方特点是选药精、配伍严、功效专、见效快，并且容易掌握，便于应用。而今学习方剂若能以经方为起点，应用以经方为切入，并能科学地合理地在经方基础之上而随证加减变化用药，则能达到学好1个经方而演变为诸多有效方，从演变经方中而能触类旁通，懂得学经方虽有固定性，但用经方则具有变化性与灵活性，用经方治病只有将学经方固定性与用经方变化性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运用经方随证加减变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病证，达到学习有限的经方而能治无限变化的病证，这就是当今要学用经方的真正目的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