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历代医家对灸的论述

文 / 健康哥吴少峰
2018-02-04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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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代有许多医家对灸法都很重视,在他们的著作中有不少论述。有的认为灸法能通治百病,不论虚实寒热,无所不宜;有的认为只宜用于阴盛阳虚的寒证,不能用于阴虚阳盛的热证,有的认为实热证也可以用灸法;有的认为针法,灸法,药物要适宜选择或结合使用。所以,千百年来,在学术上引起了热烈的争鸣。这里,我们专门把各家学说要点汇集一起,并阐明我们的观点,请您评论,以期促进学术交流和发展。

第一个论点:灸法,不论虚实寒热,无所不宜

葛洪,东晋(进)著名医药学家,道家。字稚(志)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大约生于西晋3世纪后期,卒于东晋4世纪前期,享年81岁。

他为人性钝口讷,形貌丑陋,言语率直,好炼丹之术,晚年隐居广东罗浮山。后人尊称为葛仙翁。一生著述甚多。葛洪对针灸学方面的成就,突出表现在灸法方面,他所著《肘后备急方》中的隔蒜灸和隔盐灸,是隔物灸的最早记载。全书93类病证,有30多类采用灸法,包括内、外、伤、妇、五官及传染病等。所录针灸医方109条,其中有99条是灸方。他对灸法的作用效果、操作方法、注意事项等都有比较全面的论述,对疾病的记述和治疗,不少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史料。《肘后方》中记载《救卒中恶死方》:“灸其唇下宛宛中承浆穴十壮,大效矣。”《治痈疽妒乳诸毒肿方》:“余尝小腹下患大肿,灸即差(菜)之则可大效也。”

鲍(豹)姑,葛洪的妻子。他的父亲叫鲍靓,曾任南海太守。她受父亲和丈夫的影响热爱医学,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女灸法家。后来把技术传给弟子崔炜等。她在岭南一带行医,后世为了纪念她的功绩,在广州越秀山下开凿了一口井,名“鲍姑井”;修建了一所道观,名“越岗院”,后来改为“三元宫”,塑有鲍姑像,历代供奉不绝,现在还有遗址,可见她是受人尊敬的灸法医师了。

陈延之,生卒时代不详,约为晋至隋时期医家,长于针灸,尤重视灸法,他认为:“夫针须师乃行,其灸则凡人便施。为师解经者,针灸随手而行;非师所解文者,但依图详文则可灸;野间无图不解文者,但逐病所在便灸之,皆良法,但避其面目四肢显露外,以创盘(瘢)为害耳。”他大力提倡灸法,认为谁都可以使用。著有《小品方》,成书约在公元5世纪前半叶,今已亡逸,但从《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医心方》等书中可以看到引录他的许多原文,从而略知其概要。他的特点是取穴少,每次只1~3个穴;壮数多,每次50~100壮,或灸随年壮。

王焘(道)(670~755),唐代医学家。陕西郿(眉)县人。著有综合性医学著作《外台秘要》。

此书几乎包括医学各科,其中有许多是已经佚失散的医药文献材料,并收集了大量的民间单验方,可称是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其功不可泯。他说:“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又说:“针法古来以为深奥,今人卒不可解。”他只言灸,不讲针,原因是“恐伤性命”。并举例说:“昔者华佗为魏武帝针头风,但针即差。佗死后数年,魏武帝头风再发。佗当时针讫(气)即灸,岂头风可再发?只由不灸,其本不除。”《外台秘要》外《古今录验》曰:“疗热结小便不通利方……取盐填满脐中,作大艾炷,令灸热为度良。”《外台秘要》记载:“又扁鹊疗劳邪气热眼痛赤方,灸当容百壮,两边各尔。”

窦(豆)材,生于11世纪,宋,绍兴人,做过太医令,著《扁鹊心书》三卷。窦材受道家思想影响,提出“保扶阳气为本”的主张:“道家以消尽阴翳,炼就纯阳,方得转凡为圣。”故云:“阳精若壮千年寿,阴气加强必毖伤。”又云:“阴气未消终是死,阳精若在必长生。故为医者,要知保扶阳气为本。”强调阳气在人生命活动中的重大作用。他主张“保命之法,灼艾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又说:“医之治病用灸,如做饭需薪。”把灸摆在各种治法之上。

《扁鹊心书》论述的病症和医案,几乎90%以上是用灸法。他在施灸中,有两大特点:其一,灸的壮数多,一般每穴数十壮、百壮,甚至五六百壮。曾有人问他:“人之皮肉最嫩,五百之壮,岂不烧焦皮肉?”他说:“否,已死之人,灸二三十壮,其肉便焦,无血荣养故也。若真气未脱之人,自然气血流行,荣卫环绕,虽灸千壮,何焦烂之有哉?”所以他认为要治大病、根治疾病,一定要大量施灸。其二,用的穴位少,而且多取于脾肾任脉诸经,特别是关元、命关二穴。他认为:“脾为五脏之母,肾为一身之根……此脉若存,则人不死……若不早灸关元,以救肾气,灸命关以固脾气,则难保性命,脾肾为人一身之根蒂,不可不蚤图也。”又《扁鹊心书》中云:“妇人产后,热不退,恐渐成劳瘵(债),急灸脐下三百壮。” 窦材对华佗给曹操针头风的问题和王焘有同样见解,但窦材虽崇尚灸法,并非一律不言针。

龚(工)居中,明代医家,字应园,金溪县人,著有《外科百效全书》《红炉点雪》。

他认为“火有拔山之力”,“若病欲除其根,则一灸胜于药力多矣”。他说:“病之沉痼(固)者,非针灸不解,以其有却夺之功。第今之针法,得妙者稀,且见效少,若虚怯之体,倏(书)致夭绝者有之。而灸法去病之功,难以枚举。凡虚实寒热,轻重远近,无往不宜。盖寒病得火而散者,犹烈日消冰,有寒随温解之义也。热病得火而解者,犹暑极反凉,犹火郁发之之义也。虚病得火而壮者犹火迫水而气升,有温补热益之父也。实病得火而解者,犹火能消物,有实则泻之之义也。痰病得火而解者,以热则气行津液流通故也。所以灸法不虚人者,以一灼(卓)为一壮,以壮人为法也。若年深痼疾,非药力所能除,必借火力以攻拔之。” 在穴位上,龚居中特别推崇“四花六穴”和膏肓二穴。他说:“速与依法灸之,无有不效。”又说“膏肓之穴,无所不治”,“若能用心求得灸之,无疾不愈矣”。

第二论点:热病不可灸

张机,东汉医学家,被尊为“医圣”。字仲景,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生卒年月不可确考,大约生于2世纪初,较华佗略晚。他博采众方,写成《伤寒杂病论》。首创对伤寒六经辨证和杂病的八纲辨证原则,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他认为,灸法只宜用于阴盛阳虚的寒证而忌用于阴虚阳盛的热证,如《伤寒论》云:“脉浮热甚,而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吐血。”又云:“脉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无从出,因火而盛,病从腰以下必重为痹,名火递也。”又云:“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不良后果还有发黄、谵(占)语、惊痫(咸)、瘈(次)疭(众),便血、衄(nǜ)血、口干、舌烂、烦躁等。

沈括(1031~1095),宋代科学家,字存中,钱塘(浙江杭州)人。仁宗嘉佑末进士,官至翰林学士,通天文、历法、物理、数学、地质等知识,所著《良方》后人增入苏轼医药杂论,改称《苏沈良方》。自称:“久病虚羸,因此而愈。”(指灸法)

张从正,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大约生于1156年,卒于1228年。字子和,号戴人,宋金时睢(灰)州考城(今河南兰考县东)人。著有《儒门事亲》15卷。

他推崇出血疗法,善用针,以“血实宜决之”的观点大量放血。他认为疾病“非人所素有,速攻之可也”,所以治病多用汗、吐、下三法,是有名的攻下派。他对当时的惟补论者给予批评,斥之为“鲧(滚)湮(烟)洪水”之徒,害人最深,反对窦材“常灸关元、气海、命关、中脘,更服保元丹、保命延寿丹,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余年寿矣”的观点。对不论季节、不分部位大量施灸的作法,提出不同看法。他说:“凡医人不明发表攻里,乱投汤剂,有误性命。”更大忌夏月燔灸中脘、脐下关元、气海、背俞、三里等。“燔(凡)灸千百壮者,全无一效,使病者反受其殃,岂不痛哉?”还说:“大忌暑月于手腕足踝上著灸,以其手足者,诸阳之表,起于五指之外。《内经》曰:诸阳发四肢。此穴皆是浅薄之处,灸疮最难愈也。”

汪机(1463~1539),明代医学家。字省之,别号石山。安徽祁门人,初为诸生,后弃儒随父学医。行医数十年,终成名家。有《外科理例》《医学原理》《针灸问对》《素问钞(抄)》《本草汇编》《推求师意》《石山医案》等书。他认为针能治有余之病,不能治不足之病。古人充实,病中于外,故针灸有功;今人虚耗,病多在内,针灸不如汤液……《医学原理》卷十一指出:“若虚极之人,孤明将绝,脉浮数而大,精神昏短,不能抵敌火气者,不可灸之,灸之即死。”他认为热证用灸,无异于“抱薪救火”。

陆以恬(甜),清代人,在《冷庐医话》中说:“曾见,‘邪症挟热’因灸而益重,是不可不慎也。”

1964年版全国中医学院试用教材《针灸学讲义》针灸准则中说:“……但阴虚阳盛患者,不宜于灸,恐助阳伤阴。”

1979年版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针灸学》施灸的禁忌中也提到:“凡实证热证及阴虚发热者,一般不宜用灸法。”

第三论点:热病也可以灸

王怀隐,宋代医家,睢阳(今河南商丘县)人,978年奉召和陈昭遇等编《太平圣惠方》(100卷),992年完成。

他指出:“小儿热毒风盛,眼睛痛,灸手中指本节头三壮,名拳尖也。” 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编,《圣济总录》书中记载:“凡痈疽发背初生……须当上灸之一二百壮,如绿豆许大。凡灸后却似焮(杏)痛,经一宿乃定,即火气下彻。肿内热气被火夺之,随火而出也。”

王执中,宋代针灸学家。字叔权,浙江阳安人,为乾道乙丑(公元1169)进士,官从政郎澧州教授,著有《针灸资生经》。明代针灸家高武和《四库提要》对他评价很高。他批评当时知药不问灸的各种言论是“皆自文其过耳”。他在《针灸资生经》中记载:“今人或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或惟药不知针灸者,皆犯孙真人之所戒也。”又:“有士人患脑疼热,甚则自床投下,以脑拄地,或得冷水粗得,而疼终不已。服诸药不效,人教灸囟会而愈。热疼且可灸,况冷疼乎!”

刘完素(1120~1200),金代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字守真,自号通玄处士。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人,又称刘河间。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素问要旨论》、《伤寒直格》等书。他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说:“泄者……假令渴引饮者,是热在膈上,水入多,则下膈入胃中……此证当灸大椎五七壮立已。”

罗天益(1220~1290),元代医学家。字谦甫,河北正定人,从李东垣学医10余年,继承师说,结合自己的经验,著有《内经类编》和《卫生宝鉴》。他极力推崇灸法。《卫生宝鉴》虽以药物治疗为主,但从有关针灸疗法及《医验纪述》中的医案来看,其中大多数以灸法获效,表现了他对灸法的喜爱和独到之处。如在《中风灸法》中说:“凡治风莫如续命汤之类,然此可扶持疾病,要收全功,必须火艾为良。”又:“如素有风人,尤须留意此灸法,可保无虞(鱼)。” 他取穴着重于中脘、气海、足三里三穴。他对一位有热证、食凉物、服寒药而“时复胃脘当心而痛”的病人,配合灸法,取得良好疗效。从中可知灸中脘、气海、足三里三穴的意义在于调理脾胃、培补元气。同时,他还记载气虚有热患者,除用甘温之外,并巧施灸法,而患得愈。《卫生宝鉴》曰:“建康道按察副使奥屯周夕郎,年二十三,至元戊寅三月间病发热,肌肉消瘦,四肢困倦,嗜卧盗汗,大便溏多……约半载余。请予诊之,诊其脉浮数,按之无力……先灸中脘……又灸气海……又灸三里……以甘寒之剂泻热,其佐以甘温,养其中气……”

魏之琇,清代医学家。字玉横,别号柳州。浙江杭州人,世代业医,著有《续名医类案》。

书中记载:丹溪治一中年人,右鼻管流涕且臭,脉弦小,右寸滑,左寸涩。灸上星、三里、合谷,次以酒芩,苍术……分七贴服之痊愈。乃痰郁火热之症也。”又:“一儿十四,痘后腰脊痛,不能俯仰,午后潮热,此骨髓枯少,水不胜火,肾气热也。灸昆仑穴、申脉穴各三壮,又以六味丸加独活及补中益气汤间服而愈。”

第四论点:针、灸、药要因病而施

孙思邈(581~682),隋唐时期著名医学家,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人。号太白山人,博通经史百家,辞官不做,因病学医,精于斯术,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唐以前医学各科的成就。他重视医德,专论大医习业、大医精诚,他认为“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他擅长针灸,提出针法、灸法、药物因病而施的主张。他说:“其中须针者,即针刺以补泻之。不宜针者,直尔灸之;然灸之大法,但其孔穴与针无异,即下白针,若温针讫,乃灸之,此为良医。其脚气一病,最宜针之,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而不药,药而不针灸,尤非良医。但恨下里间知针者鲜耳,所以学者须解用针,燔(凡)针白针皆须妙解,知针知药,固是良医。”又:“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自愈。何则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不能如此,虽有愈疾,兹有偶差。非医差也。”他认为当时的医家,“或有偏功针刺,或有偏解灸方,或有唯行药饵”都是偏见。如在《备急千金要方·风毒脚气·论风毒状》中曰:“凡脚气初得,脚弱,使速灸之,并服竹沥汤,灸讫(气)可服八风散,无不差。”如持门户之见,灸不服药,或服药不灸,“如此者,半差半死,虽得差(菜)者,或至一二年更发动”。他要求医生临证“更候视病虚实平论之,行汤、行针,依穴灸之”。 《备急千金要方》:“五脏热及身体热,脉弦急者,灸第十四椎与脐相当五十壮。” 《千金翼方》:“胃中热病,灸三里三十壮。”

林亿,宋熙(西)宁间(1068~1077),校正医书家。撰有《千金要方序》等,他在书中阐述:“苟(狗)知药而不知灸,未足以尽治疗之体,知灸而不知针,未足以极表里之变,如能兼是至贤之缊(运)者,其名医之良乎!有唐真人孙思邈者,乃其人也。” 李杲(搞)(1180~1251),字明之,号东垣,真定人,金元四大家之一,学医于张元素,著作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等。他认为土为万物之母,脾胃为生化之源。他在《脾胃论》上说:“真气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又说:“脾胃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所以,元气不足是致病之本,而元气不足是胃气不健的结果。因此,他除补中益气之外,还主张艾灸气海等穴,以振奋元气。

徐春甫,字汝元,安徽祁门人,明代嘉靖(1522~1566)时名医。曾为太医官,学医于汪宦(换),博览医书,通内、妇、儿等科。著有《内经要旨》《妇科心镜》《幼幼汇集》《古今医统》等书。

推崇李东垣学说,主张医师应通针灸和药学,认为用药不必拘泥古方,要因证化裁。他说:“是针灸药三者得兼,而后可与言医。可与言医者,斯医官之十全者也,曩(囊)甫谬以活人之术止于药,故弃针与灸而莫之讲,每遇伤寒,热入血室,闪挫诸疾,非药饵所能愈,而必俟(是)夫刺者,则束手无策,自愧技穷。因悟治病犹对垒,攻守奇正,量敌而应之,将之良;针灸药因病而施治者,医之良也。”

高武,明代针灸学家。字梅孤。浙江鄞(银)县人。嘉靖时(1522~1566)名医。四明人,好读书,曾中武举,精于针灸。著有《针灸聚英》,自制男、妇、儿三尊铜人。他有一定的独立见解,曾指出:“针灸药因病而施者,医之良也。”曾引《明堂下经》云:“热病汗不出,灸孔最三壮。”

吴昆,明代针灸家,著有《针方六集自序》曰:“语曰:不针不神,不灸不良,良有一也。”

张介宾(1563~1640),明代著名医学家。字景岳,又字会卿。原籍四川绵竹,明初迁居浙江山阴(今属绍兴)县人。年轻时随名医金英学医,用30多年编成《类经》,还编有《类经图翼》《类经附翼》《质疑录》等书,最后辑成《景岳全书》。他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不足”,“人体虚多实少”等理论,他赞成“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实者宜针,虚者宜灸”。

杨继洲(1522~1620),明代著名针灸学家。字济时,浙江三衢(渠)(今衢县)人。祖父曾任太医院太医,他承家学,曾任万历中医官。他临证经验丰富,博览各家著述,医理甚精,尤长于针灸。所撰《针灸大成》(1601)至今仍为针灸重要专著,有承先启后作用。

《针灸大成·诸家得失策》曰:“人之一身,犹之天地,天地之气,不能以恒顺,而必待于范围之功;人生之气,不能以恒平,而必待调摄之技。其故致病也,既有不同,而其治之,亦不容一律。故药与针灸,不可缺一者也。”又曰:“于是有疾在腠理者焉(烟),有疾在血脉者焉,有疾在肠胃者焉。然而疾在肠胃,非药饵不能以济;在血脉,非针刺不能以及;在腠理,非熨焫(弱)不能以达。是针灸药者,医家之不可缺一者也。”

以上诸家各有所长,都有其经验根据,不宜定论是非,我们的态度是虚心学习,择其善者而从之,应根据辨证论治的原则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一般来说,阴寒里虚诸证宜灸;阳热表实证不宜灸。而对疮疡、痈疽、痄腮、丹毒等阳症、热证也常用灸法;表证属阳不宜灸,但对某些皮肤病、伤风感冒却可以灸;里虚证可灸,但高热、神昏、谵语、急惊、抽风等里实证则不宜灸。笔者以为,灸法是属于祖国医学治则八法中的温法范畴,多用于虚寒证。有时也用于热证,这是属于热因热用、温热散结的方法,不是常法是变法。要知常达变,不可拘泥。总之,对于功能低下、退行、衰弱、虚寒里阴诸证宜灸;对于功能亢进、进行、壮实、表阳实热诸证不宜灸。如阳明腑实证的燥结、神昏谵语等阳盛热极之证,不能抱薪救火,所以忌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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