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历代医家对灸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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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代有许多医家对灸法都很重视，在他们的著作中有不少论述。有的认为灸法能通治百病，不论虚实寒热，无所不宜；有的认为只宜用于阴盛阳虚的寒证，不能用于阴虚阳盛的热证，有的认为实热证也可以用灸法；有的认为针法，灸法，药物要适宜选择或结合使用。所以，千百年来，在学术上引起了热烈的争鸣。这里，我们专门把各家学说要点汇集一起，并阐明我们的观点，请您评论，以期促进学术交流和发展。
第一个论点：灸法，不论虚实寒热，无所不宜
葛洪，东晋（进）著名医药学家，道家。字稚（志）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大约生于西晋3世纪后期，卒于东晋4世纪前期，享年81岁。
他为人性钝口讷，形貌丑陋，言语率直，好炼丹之术，晚年隐居广东罗浮山。后人尊称为葛仙翁。一生著述甚多。葛洪对针灸学方面的成就，突出表现在灸法方面，他所著《肘后备急方》中的隔蒜灸和隔盐灸，是隔物灸的最早记载。全书93类病证，有30多类采用灸法，包括内、外、伤、妇、五官及传染病等。所录针灸医方109条，其中有99条是灸方。他对灸法的作用效果、操作方法、注意事项等都有比较全面的论述，对疾病的记述和治疗，不少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史料。《肘后方》中记载《救卒中恶死方》：“灸其唇下宛宛中承浆穴十壮，大效矣。”《治痈疽妒乳诸毒肿方》：“余尝小腹下患大肿，灸即差（菜）之则可大效也。”
鲍（豹）姑，葛洪的妻子。他的父亲叫鲍靓，曾任南海太守。她受父亲和丈夫的影响热爱医学，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女灸法家。后来把技术传给弟子崔炜等。她在岭南一带行医，后世为了纪念她的功绩，在广州越秀山下开凿了一口井，名“鲍姑井”；修建了一所道观，名“越岗院”，后来改为“三元宫”，塑有鲍姑像，历代供奉不绝，现在还有遗址，可见她是受人尊敬的灸法医师了。
陈延之，生卒时代不详，约为晋至隋时期医家，长于针灸，尤重视灸法，他认为：“夫针须师乃行，其灸则凡人便施。为师解经者，针灸随手而行；非师所解文者，但依图详文则可灸；野间无图不解文者，但逐病所在便灸之，皆良法，但避其面目四肢显露外，以创盘(瘢)为害耳。”他大力提倡灸法，认为谁都可以使用。著有《小品方》，成书约在公元5世纪前半叶，今已亡逸，但从《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医心方》等书中可以看到引录他的许多原文，从而略知其概要。他的特点是取穴少，每次只1~3个穴；壮数多，每次50~100壮，或灸随年壮。
王焘（道）（670~755），唐代医学家。陕西郿（眉）县人。著有综合性医学著作《外台秘要》。
此书几乎包括医学各科，其中有许多是已经佚失散的医药文献材料，并收集了大量的民间单验方，可称是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其功不可泯。他说：“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又说：“针法古来以为深奥，今人卒不可解。”他只言灸，不讲针，原因是“恐伤性命”。并举例说：“昔者华佗为魏武帝针头风，但针即差。佗死后数年，魏武帝头风再发。佗当时针讫（气）即灸，岂头风可再发?只由不灸，其本不除。”《外台秘要》外《古今录验》曰：“疗热结小便不通利方……取盐填满脐中，作大艾炷，令灸热为度良。”《外台秘要》记载：“又扁鹊疗劳邪气热眼痛赤方，灸当容百壮，两边各尔。”
窦（豆）材，生于11世纪，宋，绍兴人，做过太医令，著《扁鹊心书》三卷。窦材受道家思想影响，提出“保扶阳气为本”的主张：“道家以消尽阴翳，炼就纯阳，方得转凡为圣。”故云：“阳精若壮千年寿，阴气加强必毖伤。”又云：“阴气未消终是死，阳精若在必长生。故为医者，要知保扶阳气为本。”强调阳气在人生命活动中的重大作用。他主张“保命之法，灼艾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又说：“医之治病用灸，如做饭需薪。”把灸摆在各种治法之上。
《扁鹊心书》论述的病症和医案，几乎90％以上是用灸法。他在施灸中，有两大特点：其一，灸的壮数多，一般每穴数十壮、百壮，甚至五六百壮。曾有人问他：“人之皮肉最嫩，五百之壮，岂不烧焦皮肉？”他说：“否，已死之人，灸二三十壮，其肉便焦，无血荣养故也。若真气未脱之人，自然气血流行，荣卫环绕，虽灸千壮，何焦烂之有哉?”所以他认为要治大病、根治疾病，一定要大量施灸。其二，用的穴位少，而且多取于脾肾任脉诸经，特别是关元、命关二穴。他认为：“脾为五脏之母，肾为一身之根……此脉若存，则人不死……若不早灸关元，以救肾气，灸命关以固脾气，则难保性命，脾肾为人一身之根蒂，不可不蚤图也。”又《扁鹊心书》中云：“妇人产后，热不退，恐渐成劳瘵（债），急灸脐下三百壮。” 窦材对华佗给曹操针头风的问题和王焘有同样见解，但窦材虽崇尚灸法，并非一律不言针。
龚（工）居中，明代医家，字应园，金溪县人，著有《外科百效全书》《红炉点雪》。
他认为“火有拔山之力”，“若病欲除其根，则一灸胜于药力多矣”。他说：“病之沉痼（固）者，非针灸不解，以其有却夺之功。第今之针法，得妙者稀，且见效少，若虚怯之体，倏（书）致夭绝者有之。而灸法去病之功，难以枚举。凡虚实寒热，轻重远近，无往不宜。盖寒病得火而散者，犹烈日消冰，有寒随温解之义也。热病得火而解者，犹暑极反凉，犹火郁发之之义也。虚病得火而壮者犹火迫水而气升，有温补热益之父也。实病得火而解者，犹火能消物，有实则泻之之义也。痰病得火而解者，以热则气行津液流通故也。所以灸法不虚人者，以一灼（卓）为一壮，以壮人为法也。若年深痼疾，非药力所能除，必借火力以攻拔之。” 在穴位上，龚居中特别推崇“四花六穴”和膏肓二穴。他说：“速与依法灸之，无有不效。”又说“膏肓之穴，无所不治”，“若能用心求得灸之，无疾不愈矣”。
第二论点：热病不可灸
张机，东汉医学家，被尊为“医圣”。字仲景，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生卒年月不可确考，大约生于2世纪初，较华佗略晚。他博采众方，写成《伤寒杂病论》。首创对伤寒六经辨证和杂病的八纲辨证原则，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他认为，灸法只宜用于阴盛阳虚的寒证而忌用于阴虚阳盛的热证，如《伤寒论》云：“脉浮热甚，而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吐血。”又云：“脉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无从出，因火而盛，病从腰以下必重为痹，名火递也。”又云：“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不良后果还有发黄、谵（占）语、惊痫（咸）、瘈（次）疭（众），便血、衄（nǜ）血、口干、舌烂、烦躁等。
沈括(1031~1095)，宋代科学家，字存中，钱塘(浙江杭州)人。仁宗嘉佑末进士，官至翰林学士，通天文、历法、物理、数学、地质等知识，所著《良方》后人增入苏轼医药杂论，改称《苏沈良方》。自称：“久病虚羸，因此而愈。”(指灸法)
张从正，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大约生于1156年，卒于1228年。字子和，号戴人，宋金时睢(灰）州考城(今河南兰考县东)人。著有《儒门事亲》15卷。
他推崇出血疗法，善用针，以“血实宜决之”的观点大量放血。他认为疾病“非人所素有，速攻之可也”，所以治病多用汗、吐、下三法，是有名的攻下派。他对当时的惟补论者给予批评，斥之为“鲧（滚）湮（烟）洪水”之徒，害人最深，反对窦材“常灸关元、气海、命关、中脘，更服保元丹、保命延寿丹，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余年寿矣”的观点。对不论季节、不分部位大量施灸的作法，提出不同看法。他说：“凡医人不明发表攻里，乱投汤剂，有误性命。”更大忌夏月燔灸中脘、脐下关元、气海、背俞、三里等。“燔（凡）灸千百壮者，全无一效，使病者反受其殃，岂不痛哉?”还说：“大忌暑月于手腕足踝上著灸，以其手足者，诸阳之表，起于五指之外。《内经》曰：诸阳发四肢。此穴皆是浅薄之处，灸疮最难愈也。”
汪机(1463~1539)，明代医学家。字省之，别号石山。安徽祁门人，初为诸生，后弃儒随父学医。行医数十年，终成名家。有《外科理例》《医学原理》《针灸问对》《素问钞（抄）》《本草汇编》《推求师意》《石山医案》等书。他认为针能治有余之病，不能治不足之病。古人充实，病中于外，故针灸有功；今人虚耗，病多在内，针灸不如汤液……《医学原理》卷十一指出：“若虚极之人，孤明将绝，脉浮数而大，精神昏短，不能抵敌火气者，不可灸之，灸之即死。”他认为热证用灸，无异于“抱薪救火”。
陆以恬（甜），清代人，在《冷庐医话》中说：“曾见，‘邪症挟热’因灸而益重，是不可不慎也。”
1964年版全国中医学院试用教材《针灸学讲义》针灸准则中说：“……但阴虚阳盛患者，不宜于灸，恐助阳伤阴。”
1979年版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针灸学》施灸的禁忌中也提到：“凡实证热证及阴虚发热者，一般不宜用灸法。”
第三论点：热病也可以灸
王怀隐，宋代医家，睢阳(今河南商丘县)人，978年奉召和陈昭遇等编《太平圣惠方》(100卷)，992年完成。
他指出：“小儿热毒风盛，眼睛痛，灸手中指本节头三壮，名拳尖也。” 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编，《圣济总录》书中记载：“凡痈疽发背初生……须当上灸之一二百壮，如绿豆许大。凡灸后却似焮（杏）痛，经一宿乃定，即火气下彻。肿内热气被火夺之，随火而出也。”
王执中，宋代针灸学家。字叔权，浙江阳安人，为乾道乙丑(公元1169)进士，官从政郎澧州教授，著有《针灸资生经》。明代针灸家高武和《四库提要》对他评价很高。他批评当时知药不问灸的各种言论是“皆自文其过耳”。他在《针灸资生经》中记载：“今人或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或惟药不知针灸者，皆犯孙真人之所戒也。”又：“有士人患脑疼热，甚则自床投下，以脑拄地，或得冷水粗得，而疼终不已。服诸药不效，人教灸囟会而愈。热疼且可灸，况冷疼乎！”
刘完素(1120~1200)，金代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字守真，自号通玄处士。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人，又称刘河间。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素问要旨论》、《伤寒直格》等书。他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说：“泄者……假令渴引饮者，是热在膈上，水入多，则下膈入胃中……此证当灸大椎五七壮立已。”
罗天益（1220~1290），元代医学家。字谦甫，河北正定人，从李东垣学医10余年，继承师说，结合自己的经验，著有《内经类编》和《卫生宝鉴》。他极力推崇灸法。《卫生宝鉴》虽以药物治疗为主，但从有关针灸疗法及《医验纪述》中的医案来看，其中大多数以灸法获效，表现了他对灸法的喜爱和独到之处。如在《中风灸法》中说：“凡治风莫如续命汤之类，然此可扶持疾病，要收全功，必须火艾为良。”又：“如素有风人，尤须留意此灸法，可保无虞（鱼）。” 他取穴着重于中脘、气海、足三里三穴。他对一位有热证、食凉物、服寒药而“时复胃脘当心而痛”的病人，配合灸法，取得良好疗效。从中可知灸中脘、气海、足三里三穴的意义在于调理脾胃、培补元气。同时，他还记载气虚有热患者，除用甘温之外，并巧施灸法，而患得愈。《卫生宝鉴》曰：“建康道按察副使奥屯周夕郎，年二十三，至元戊寅三月间病发热，肌肉消瘦，四肢困倦，嗜卧盗汗，大便溏多……约半载余。请予诊之，诊其脉浮数，按之无力……先灸中脘……又灸气海……又灸三里……以甘寒之剂泻热，其佐以甘温，养其中气……”
魏之琇，清代医学家。字玉横，别号柳州。浙江杭州人，世代业医，著有《续名医类案》。
书中记载：丹溪治一中年人，右鼻管流涕且臭，脉弦小，右寸滑，左寸涩。灸上星、三里、合谷，次以酒芩，苍术……分七贴服之痊愈。乃痰郁火热之症也。”又：“一儿十四，痘后腰脊痛，不能俯仰，午后潮热，此骨髓枯少，水不胜火，肾气热也。灸昆仑穴、申脉穴各三壮，又以六味丸加独活及补中益气汤间服而愈。”
第四论点：针、灸、药要因病而施
孙思邈（581~682），隋唐时期著名医学家，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人。号太白山人，博通经史百家，辞官不做，因病学医，精于斯术，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唐以前医学各科的成就。他重视医德，专论大医习业、大医精诚，他认为“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他擅长针灸，提出针法、灸法、药物因病而施的主张。他说：“其中须针者，即针刺以补泻之。不宜针者，直尔灸之；然灸之大法，但其孔穴与针无异，即下白针，若温针讫，乃灸之，此为良医。其脚气一病，最宜针之，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而不药，药而不针灸，尤非良医。但恨下里间知针者鲜耳，所以学者须解用针，燔（凡）针白针皆须妙解，知针知药，固是良医。”又：“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自愈。何则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不能如此，虽有愈疾，兹有偶差。非医差也。”他认为当时的医家，“或有偏功针刺，或有偏解灸方，或有唯行药饵”都是偏见。如在《备急千金要方·风毒脚气·论风毒状》中曰：“凡脚气初得，脚弱，使速灸之，并服竹沥汤，灸讫（气）可服八风散，无不差。”如持门户之见，灸不服药，或服药不灸，“如此者，半差半死，虽得差（菜）者，或至一二年更发动”。他要求医生临证“更候视病虚实平论之，行汤、行针，依穴灸之”。 《备急千金要方》：“五脏热及身体热，脉弦急者，灸第十四椎与脐相当五十壮。” 《千金翼方》：“胃中热病，灸三里三十壮。”
林亿，宋熙（西）宁间(1068~1077)，校正医书家。撰有《千金要方序》等，他在书中阐述：“苟（狗）知药而不知灸，未足以尽治疗之体，知灸而不知针，未足以极表里之变，如能兼是至贤之缊（运）者，其名医之良乎!有唐真人孙思邈者，乃其人也。” 李杲（搞）(1180~1251)，字明之，号东垣，真定人，金元四大家之一，学医于张元素，著作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等。他认为土为万物之母，脾胃为生化之源。他在《脾胃论》上说：“真气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又说：“脾胃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所以，元气不足是致病之本，而元气不足是胃气不健的结果。因此，他除补中益气之外，还主张艾灸气海等穴，以振奋元气。
徐春甫，字汝元，安徽祁门人，明代嘉靖(1522~1566)时名医。曾为太医官，学医于汪宦（换），博览医书，通内、妇、儿等科。著有《内经要旨》《妇科心镜》《幼幼汇集》《古今医统》等书。
推崇李东垣学说，主张医师应通针灸和药学，认为用药不必拘泥古方，要因证化裁。他说：“是针灸药三者得兼，而后可与言医。可与言医者，斯医官之十全者也，曩（囊）甫谬以活人之术止于药，故弃针与灸而莫之讲，每遇伤寒，热入血室，闪挫诸疾，非药饵所能愈，而必俟（是）夫刺者，则束手无策，自愧技穷。因悟治病犹对垒，攻守奇正，量敌而应之，将之良；针灸药因病而施治者，医之良也。”
高武，明代针灸学家。字梅孤。浙江鄞（银）县人。嘉靖时(1522~1566)名医。四明人，好读书，曾中武举，精于针灸。著有《针灸聚英》，自制男、妇、儿三尊铜人。他有一定的独立见解，曾指出：“针灸药因病而施者，医之良也。”曾引《明堂下经》云：“热病汗不出，灸孔最三壮。”
吴昆，明代针灸家，著有《针方六集自序》曰：“语曰：不针不神，不灸不良，良有一也。”
张介宾（1563~1640），明代著名医学家。字景岳，又字会卿。原籍四川绵竹，明初迁居浙江山阴(今属绍兴)县人。年轻时随名医金英学医，用30多年编成《类经》，还编有《类经图翼》《类经附翼》《质疑录》等书，最后辑成《景岳全书》。他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不足”，“人体虚多实少”等理论，他赞成“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实者宜针，虚者宜灸”。
杨继洲（1522~1620），明代著名针灸学家。字济时，浙江三衢（渠）(今衢县)人。祖父曾任太医院太医，他承家学，曾任万历中医官。他临证经验丰富，博览各家著述，医理甚精，尤长于针灸。所撰《针灸大成》(1601)至今仍为针灸重要专著，有承先启后作用。
《针灸大成·诸家得失策》曰：“人之一身，犹之天地，天地之气，不能以恒顺，而必待于范围之功；人生之气，不能以恒平，而必待调摄之技。其故致病也，既有不同，而其治之，亦不容一律。故药与针灸，不可缺一者也。”又曰：“于是有疾在腠理者焉（烟），有疾在血脉者焉，有疾在肠胃者焉。然而疾在肠胃，非药饵不能以济；在血脉，非针刺不能以及；在腠理，非熨焫（弱）不能以达。是针灸药者，医家之不可缺一者也。”
以上诸家各有所长，都有其经验根据，不宜定论是非，我们的态度是虚心学习，择其善者而从之，应根据辨证论治的原则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一般来说，阴寒里虚诸证宜灸；阳热表实证不宜灸。而对疮疡、痈疽、痄腮、丹毒等阳症、热证也常用灸法；表证属阳不宜灸，但对某些皮肤病、伤风感冒却可以灸；里虚证可灸，但高热、神昏、谵语、急惊、抽风等里实证则不宜灸。笔者以为，灸法是属于祖国医学治则八法中的温法范畴，多用于虚寒证。有时也用于热证，这是属于热因热用、温热散结的方法，不是常法是变法。要知常达变，不可拘泥。总之，对于功能低下、退行、衰弱、虚寒里阴诸证宜灸；对于功能亢进、进行、壮实、表阳实热诸证不宜灸。如阳明腑实证的燥结、神昏谵语等阳盛热极之证，不能抱薪救火，所以忌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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