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峻杰：为中医药振兴奔走呼号

前不久，老詹应邀赴河北内丘参加《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大会》。

见了不少名医，听了若干高论。

与会者慷慨激昂，为振兴中医药献计献策，大声疾呼。

会场内外，见到一个身影，忙前忙后，来去匆匆。

一忽儿指挥服务人员摆放座位……

一忽儿与发言者进行简短沟通……

一忽儿坐在一旁琢磨大会程序……

一忽儿招呼参加者快跟上步伐……

这是谁呀，如此忙忙碌碌，跑前跑后的？

他呀，你不认识？他就是三届中医药文化大会的执行主席，一个非常热心、全副精力扑在事业上工作狂，咱们大名鼎鼎的刘峻杰呀！

大名鼎鼎的刘峻杰？我怎么不知道呢？

终于，大会闭幕当日，见到这位难得静下片刻的执行主席，趁着彼此得空，抓紧时间，请他回答十个问题。

詹国枢：刘主席，听说你并非中医界人士，然而，三届中医药文化大会你都是策划者、组织者，并且担任了三届执行主席，你为什么对中医药如此情有独钟呢？

刘峻杰：你说得对，我确实不是中医从业者。但是，我出身中医世家，从小受到爷爷的熏陶，种下了热爱中医文化的种子，所以，对中医药文化特别热心。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国家机关担任干部处长，负责专业干部工作，曾管理中医多年，对中医有着不同寻常的理解和感情。1995年实施的盲人按摩职称评定制度和国家按摩职业资格制度，我就曾参与组织实施。2007年，我又曾参与组织在全国开展了“杏林春雨”行动，推动中医药在农村的普及及中药材种植推广。

2012年，看到社会上一些人以“中医不科学”为由，掀起一股取消中医的逆流时，我就开始了守护中医的行动，撰文提出中医科学理论，倡导中医科学理念。2014年，在陈竺副委员长支持下，我们策划召开了体制内的“中医科学大会”，这个大会对改变当时中医药的危难局势，发挥了一定作用，受到了上级部门的肯定。

2017年，我们又策划了以社会力量为主体召开的“中医药文化大会”，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三届，受到广泛好评。

詹国枢：历史上，我国中医曾经历过三次比较大的挫折。你认为，这背后根源是什么？

刘峻杰：自鸦片战争后，西医进入中国，西方一些人看到了中国巨大的医疗市场，而中国5000年历史的中医，正是他们在中国发展最大的障碍，于是，某些人便以“中医不科学”为武器，企图削弱乃至消灭中医。

第一次生存危机，发生在1929年。电视剧《老中医》中的“旧医案”，反映的就是这个时期的事情。当时，中医在中国还是主流医学，有百万之众，西医在全国只有几千人，但民国政府卫生部里主要官员是东洋留学的，便采取行动，欲置中医药于死地。最后，经过中医界集体抗争，这才免遭劫难。

第二次生存危机，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某些部门领导也是西医出身，在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时，又让1929年提出“废除中医”的提案人俞云岫进入会议，鼓励他再次提出“逐步取消中医”的提案，并准备通过，要不是中央领导及时发现制止，现在中医恐怕早已经奄奄一息了。

第三次生存危机，发生在前些年。一批所谓科学家极力反对中医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反中医的所谓峰会，甚至组织了多人签名，要求取消中医。当时形势相当严峻，中医似乎时时有被取消的危险。我当时就说，“到了中医人要挽起手来唱国歌的危难关头了！”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我和一些志同道合者策划了由国家层面召开的“中医科学大会”，大会发出了“中医是科学”的坚定声音，使得形势发生逆转，中医因而触底反弹，这个过程，回忆起来颇有些惊心动魄。

中医危机，表面上看是中医科学不科学的问题，实际上是到底要不要中医进入医疗市场的问题。

一百多年来，中医灾难不断，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人拿所谓“科学”作为棍子，必欲置中医于死地而后快。

詹国枢：认为“中医不科学”，或者说“中医无科学”，这观点在不少人心中还大有市场，你认为中医是科学吗？它是一种什么科学？其基础理论是什么呢？

刘峻杰：简单地说，中医药是生命科学的一部分，科学是中医的根本属性，疗效是科学最好的证明。

事实上，中医是一个独立的医疗体系，并不仅仅等同于诊疗治病，它还有深厚的文化属性。

中医是由传统文化、人文科学以及古典哲学、古典科学等组成的。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就已经初步建立起它的理论系统。中医的基础理论是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整体观；主要内容包括阴阳平衡、相生相克、经络气血、八纲辩证、子午流注、五运六气、藏象表里，以及治未病、养生、非药物疗法等。

中医学研究方式是直接通过人体亲身实践（而不是现代医学通过小白鼠试验），通过“望、闻、问、切”方法探求病因、病位，分析病的机理及人的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精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找到病的因，进而辨证施治，运用中药、针灸、推拿、拔罐、气功、食疗等综合手段，达到人体阴阳调和，恢复健康的目的。

说到中医，必谈中药，它们是一体的。中药是人与自然有机结合的产物，讲究的是古法炮制、有机配伍、君臣佐使、四性五味、取类比象、升降沉浮、以毒攻毒等。这是经过几千年不断验证的科学实验成果。所以中医药应该是最人性化、最绿色的生命科学。

詹国枢：中医与西医相比，主要区别是什么，各自有些什么长处和短处？

刘峻杰：西医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只有三百多年历史，具有技术和市场属性，擅长还原分析，建立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科技基础之上的线位思维科学，研究的是人体的局部症状，治的是病的症状，依靠的是仪器设备和化学药物，在病理诊断、急症抢救、传染病防治等方面具有优势。

中医则是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化和生产生活实践，擅长整体辩证施治，有极强的适应性、经济性和道德性。它研究的是人的整体和与自然界的关系，范围覆盖人生命的全过程。中医治病靠的是医生的悟性与经验，它的目标是治病救人，探寻的是人的病因，治疗的方法符合人类生命的规律，是可以永远伴随人类生命的开放性绿色医学。

詹国枢：这些年来，我国中医药萎缩已是不争的事实，你认为它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峻杰：其实，中医药自清末以来就已经式微了，随着时代的前进，西医的不断发展，传统中医越来越被边缘化了。

虽然，从纵向看，我国中医药在数字上是增长的，这麻痹了许多人。但是，如果与西医发展相比，中医落后就显而易见了。

我国在五、六十年代，中医占全部医疗资源的78%多，而到了近几年，综合起来恐怕连10%都不到了（中药还好点，占三分之一左右）。现代人已经与中医药渐行渐远，中医院生存成了问题，无奈之下，90%都改西医了。究其原因，主要的是人们对中医出现了信任危机。

造成信任危机的原因很多，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是，中医疗效已经不那么尽如人意了！既然你的疗效不高，叫患者如何信任你呢？

中医诊疗水平降低，是制约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键。当然，还有中医药自身问题，如中医人才教育问题，中药质量问题，民间中医地位问题……等诸多方面。

詹国枢：如你所说，中医疗效的严重退化，是中医萎缩的一个重要表现，这一点人们感同身受，你认为中医疗效严重退化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刘峻杰：这个问题，原因很多，主要有三条，

首先，医院医生问题。目前医院的中医师包括主任医师、教授等大专家的医技水平，已经大大降低了，甚至可以说已经不是真的中医了。患者见到中医大夫，上来就开化验单、照片子，哪还有中医“望、闻、问、切”的基本功！充其量是个蹩脚的西医。

过去，中医分为四个等级：上医、术医、下医和柴医。上医、术医就不说了，下医是有些临床经验，会用一些中医手段，可以治一些普通常见病，是我们有时会遇到的“好大夫”。

柴医就是庸医，是指那些只学了点中医肤浅知识，抄几个方子混饭吃、最多能写几篇论文混个职称的职业工匠罢了，根本不能看病，恐怕体制内医院里的大多数“中医师”只能算这个了。老百姓见到的大多是花钱治不了病的柴医，自然对中医就失去了信心，也成了那些人攻击中医不科学的口实。

第二，民间中医问题。民间中医一向没有得到重视。民间是中医的土壤，中医本来就来源于民间，像医祖扁鹊就是民间中医的代表。可是，多年来，一些地方以没有学历为由，禁止、打击民间中医的发展，使民间医生的绝技不能相传，家传秘方不能使用，这让老百姓失去了很多本应得到民间医生救治的机会。中医得不到传承，也就没有活力，必然萎缩。

第三，中药药效问题。中医讲医药不分家，过去的中医都是自己采药、配药，所以疗效有保证，现在药材掺假相当普遍，加之工业化生产不讲炮制工艺，导致药效大减，中医毁于药，这已是共识。

詹国枢：中医高端人才严重匮乏，是人们对中医不像过去那样信任的另一个原因，你认为这个问题根源何在？如何解决？

刘峻杰：高端人才匮乏，根源是人才培养问题，也是教育体制问题。

现在有执业中医师资格的医生，都是从体制内中医院校毕业的，只有他们才能作为科班出身进入医院做临床医生。但是，他们读书的中医学课本，都是按照西医思维编写的（教材都是西医出身毕业不久的学生编著的），学生们在五年的本科学习阶段，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中医专业课程，其余都是学习外语、西医等其他课程，而且既不读经典，又不学技能，他们的思维已经完全或基本上西医式的，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自己都不相信中医，他们又怎能成为好中医呢！

然而，只有他们才能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再经过一二十年的职称晋升，都成为了医院里的业务骨干，堂而皇之地成为教授、博导、主任医师、研究员，也就是中医的高端人才，他们热衷于中西医结合看病，热衷于用小白鼠研究病理，热衷于搞成分提取研究药物，他们复制出的学生周而复始，不但不能使中医传承下去，反而会成为中医的掘墓人。

解决这个问题，重要的是要按照中医学规律培养人才。虽然《中医药法》出台后允许了以师带徒、传承人考核等可取得医师资格的培养形式，但条件设置十分苛刻，根本不能解决绝大多数社会民间中医行医问题。尤其是，年龄偏大的有中医绝活的人才，很难得到认可和传承，而真正的中医技术就在他们手里。

我认识的一些这样的民间中医师，大都经历过卫生和公安部门的打击，心灰意冷，决意技不传人，中医的许多非常有效的绝技，就这样失传了。我国历朝历代都是允许民间行医的，所以中医才能薪火相传，才会不断发展，倘若不放开这一条，中医药就无法发展。

詹国枢：中医被西医严重同化，也是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刘峻杰：中医被同化已经十分严重，刚才我说到了，90%以上的中医院被西医化了，剩下的也基本被同化。

一个是原因是，我国中医院校的教育体系已经西化了。这样的学生当了医生、当了医院的领导，怎能不西化呢？

再一个原因是，医疗的市场化。追求利润的结果；另外是很多中医院已经像中医药院校一样被西医人领导着，怎么能不西医化！

在这种形势下，中医药的简便验廉的巨大优势就被抛弃了。前不久一则消息称，深圳市宝安区政府作为试验，开办了一所所谓纯粹的中医院，严令要用95%以上的中医药治病，我不能评价它的好与坏，如果没有好中医生、好中药，没有充足财政的支持，这个试验很难成功。

解决的办法，首先，要解决在医疗管理体制上的同化问题，由中医管理中医，让中医有话语权。

其次，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全面改变中医院校的教育体制，让有真才实学的中医人去教课、带学生。

第三，开放民间中医政策，放水养鱼，造就产生出更多的真中医来。

詹国枢：振兴中医药，你认为主要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刘峻杰：我没有资格开这个药方，但是我在前面已经表述了一些观点。从国内外形势看，中医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不失时机对中医界来说太重要了。

我在这么多年的工作实践中，特别感受强烈的是，我国的中医管理体制要改变。

目前的情况是，完全按照西医那一套方法管理中医药，中医药不能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就好像是牧师管和尚，这是个“纲”的问题，这个关键问题不解决，中医药发展并不看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都有了解决的希望了。

詹国枢：中医药文化大会已经连续举办三届，三届各有什么特色？取得了哪些成果？对振兴中医药发挥了什么作用？

刘峻杰：说到这个问题，首先应该从2014年到2016年我参与策划组织的三届中医科学大会说起，那是中医最危急的关头，通过科学大会，旨在解决人们对中医科学的认识问题，期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助推了这个目标的超前实现，《中医药法》也顺利出台，中医药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如今，《中医药法》通过一年了，落实《中医药法》的政策，迟迟没有跟进，使得中医界对《中医药法》的理解和期许表现出焦虑和失望的情绪，一些专家学者希望我们继续为中医再搭建一个高端平台，于是，我们决定举办中医药文化大会，因为文化是中医的灵魂，是中医发展的原动力。

我们提出的大会宗旨是十六个字：“传承创新，文化引领，产业驱动，科学发展”。

2917年，中医药界社团组织在深圳举办了第一届中医药文化大会，着力点是深入探讨《中医药法》的内涵，推动《中医药法》实施。大会开得很成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许多政府要求承办下一届大会。

2018年，第二届中医药文化大会在江西抚州市举办，主要考虑抚州有盱江学派和建昌药帮这两个传统中医药文化底蕴，对当代中医药回归传统有现实意义，去年正赶上我国改革开放40年，通过大会对中医药在改革开放当中的发展进步进行了总结，以增强中医界道路自信，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大会品牌开始形成。

今年，我们刚刚在河北内丘成功举行了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大会，主题是“再现扁鹊精神，坚定中医信仰，凝聚文化力量，助推产业发展”。大会提出了中医回归本真的主题，内丘是扁鹊的封地，扁鹊庙是医祖圣地，中医人的殿堂，是中医出发的地方，中医人应该不忘初心，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传承好、发展好中医文化，让中医在正确轨道上发展。这届大会举行了扁鹊精神主题论坛，举行了大型中医界祭祖仪式，在扁鹊庙内举行了国医大师收徒拜师仪式，都在尽力诠释这一理念。

从效果来看，三届大会，都在中医界引起很大反响，举办得非常成功。大家希望，中医药文化大会要总结经验，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坚持继续举办下去，这对振兴中医药，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