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真人秀中的急诊医生卢骁：“就想天赶紧亮”

卢骁（左一）和医学生们（腾讯视频供图/图）

卢骁有点像美剧里的那种医生，出场时不苟言笑，眼皮底下容不得走神打瞌睡。他偷偷观察年轻医生的一举一动，犯了错，就要挨批评。做得不好就是不好，他不要听狡辩。

新来的八位医学生，经验参差不齐。由于拍摄职场观察真人秀《令人心动的offer3》，他们被安排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接受集训。前期的专科学习还算平稳，到了急诊，副主任医师卢骁负责带教。一来是抽查提问，答得如何，卢骁不置可否，但从他的沉默或反问里能猜出一二。对唯一回答正确的学生，卢骁也只说了一句：“对的。”

只要卢骁在，诊室里的空气都显得有些压抑。被问起在急诊的体验，医学生们总结，“骂，天天骂”“已经分不清是谁骂的了”。

医院的其他地方是治病，而急诊要救命。在这里，要既快又准确，没有那么多时间解释。在卢骁看来，真遇到不懂的，可以问他，但是不专注和不认真，他不允许。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卢骁不好意思地说起，前两天差点训哭了一位外院来的规培医生。对方查房时打瞌睡，说自己对急诊兴趣不大。卢骁很生气，就算在急诊学到10%，未来也有好处。

有些医院存在隐形的鄙视链，一些年轻医生带有偏见，觉得急诊不如专科重要。浙大二院的心血管内科医生林艳说，这种鄙视链“又低级又无聊”，急诊更考验医生的综合素质。

“骁爷”在浙大二院是个传说，喜欢穿色彩鲜艳的收藏球鞋，每天喷点香水。他第一批报名去武汉支援，最晚一批回来。急诊科医生江利冰记得，有一次急诊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住进一个严重外伤的12岁女孩，见不到家人，卢骁买了一只娃娃，放在她的床头。“别看他胡子留一留，长得嘛五大三粗，其实心很细很细的。”

在急诊，有时候一天就要看尽人间疾苦。其中一期节目，三十岁的女病人脑部恶性肿瘤复发，无法治疗，年轻的丈夫只能在急诊室门外无助地哭泣。晚些时候，又有一个男人高位截瘫，儿子才八岁，妻子刚刚怀孕。到了深夜，医生们轮流抢救一名患者，心肺复苏按压了三十分钟，还是无力回天。

回到诊室，医学生们都不说话了。卢骁问他们，有没有见过急诊室门口的日出？他带他们走出去看。这是卢骁多年的习惯，每次值完夜班，他会开车经过跨江大桥，看着太阳慢慢爬上来。

卢骁（左一）剧照（腾讯视频供图/图）

以下是卢骁的讲述：从死神手上抢回来

拍节目的时候，导演组完全没有告诉我他们的背景，第一天摸底抽查了之后，结果出乎我的意料，我头皮都发麻了，这怎么带？

说实话他们对急危重症处理的能力还是空白的。前面的专科带教主任比较温柔，反差一大，觉得我这边特别凶。但我说，和你们之前的科室不一样，我这边都是一线最重的急诊病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们能适应就适应，适应不了也只能适应。

就是硬着头皮上，你不要来跟我说累，跟我说你搞不定，你累。我比你更累，我一个人得看你们八个。

平时的带教工作中，我确实比较严厉。要让他们知道，你是在急诊，要尽量避免犯错，我可以允许你能力不足，如果真的不知道或者不懂，可以来问我，但假如你的态度或者专注度不够，把事情办砸了，我肯定要批评你。医学是一件严谨严肃的事情。

前两天我们查房的时候，我还把一个外院来的规培医生差点说哭了。他有点打瞌睡，我看了他二十分钟，结束之后，他说他不是我们急诊科专业的，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有兴趣。我说就算能学到10%，对你来说也有好处。我在法国医院访学的时候，只能听懂他们的10%，我也硬着头皮听。现在我们讲的都是普通话，你总能听懂吧？

你去做，我看着你，给你兜底。其实他们内心害怕没有老师在旁边看着。很多年轻医生，一次做错了就会有阴影，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失败了，第三次再也不敢去做了。他怀疑自己的能力。这个时候你要鼓励他，你正好碰上了特别难的病人，做不到非常正常，我也有可能失败，没有人能百分之百保证成功。

急诊医生必须胆大心细，你得敢去做，做的时候要把握细节。我们很多东西都是走在钢丝上的极限操作，专科可以择期手术，有很多术前准备和提前备案，我们是不可能的，当场就得随机应变。

碰到紧急、危重的病人，很多医生工作两三年完全不知道怎么应变，这个很正常。一个成熟的急诊科大夫可能至少要培养5年左右。

欧美国家急诊科医生的地位、工资待遇挺高的，它需要很强的专业性，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中国的急诊医学只有三十多年历史，人才培养和专业都比国外晚好多年。全国的急诊医师人才流失比较严重，好的人才，可能会觉得压力太大就放弃了，不管是精神还是身体上的压力。

我们也有年纪大的医生，可能上了年纪之后不会这么频繁地值班。我们科室有几位大夫也因为身体等各种原因，转到其它科室，或者做行政管理岗位。我比较喜欢扑在临床，我的性格不太适合做行政岗位，可能一辈子就会在急诊。

上班的时候必须快、果断，病人会持续不断地进来，必须以最快地速度分析，给出解决方案，给出他的去向。没有办法，逼着你去快。急诊科的医生和护士，有时候旁人看来挺凶、挺严厉，态度不是很好，其实是他没有时间再给你解释更多了。我们同事都习惯了很快的语速，走路也很快，经常要用跑的。

有时候从早一直忙到傍晚下班，时间一下就没有了，天都黑了，一直在抢救，可能中饭也没吃，就喝了几口水。遇到有些病人比较危重，心理压力大，焦虑。

但我个人觉得，焦虑是对你自己的信心不够，当你的能力强大到这些病人都能搞得定，条理非常清楚，你就不会焦虑了。焦虑的来源是你对这些病人没有底，可能搞不定，或者怕出现错误。我见到最多的是我们的年轻大夫，觉得自己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走来走去，晃来晃去，很焦虑。

当我碰到超出能力范围的事情，我也会慌乱。之前有一起液化气槽罐车爆炸群体伤，直升机、救护车同时转运来了多个极危重病人，都是大面积的烧伤加爆炸伤。

那个已经超出我的范围了，我没有底了。但别人不太容易看出来，我已经是组长了，如果我表现出慌张，下面的人也会慌张。

有一个患者，当地医院说肯定没救了。送过来之后，确实挺不容易，我和团队连续72小时没睡觉，天天泡在医院，治疗了三个星期，终于好转了。我们把伤员从死神手上抢了回来。这样病人只能靠你去守护他，真的是守出来的。

有些职业可以当成一份工作，但是医生不行

疫情之后，我们的抢救室和急诊监护室都是封闭管理的，家人把重病人送进来之后，就看不到他们了。所有病情的谈话，包括病情的变化，都是我们去告诉家属。谈话非常重要，一是让家属对病情有了解，二是让家属明白我们医生是尽力在为他治疗。

我们现在很多医生谈话，一条一条全谈“死掉”了，这个也会死，那个也会死。我一听到这个会来火。我经常说他们，你这么谈，病人家属还治什么？直接拉回去，不用活了。你得给人家信心，不给信心，人家怎么治疗下去？

当出现两难选择，包括急诊手术或者治疗方案，很多病人家属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医生，如果这是你的家属，你会怎么选择？

其实很多医生都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又不是我家属，我怎么能回答这个问题呢？但是我会回答。大部分的病人，我都会从我的角度出发跟他们讲。他不一定会采取你的方案，但他会觉得医生真的把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去看了。你给出了很中肯的意见，他不会揪着你，医生你说的就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他并不是逃避责任，他只想寻求帮助，那是他最无助的时候。

我有种感觉，当你和家属达成一种非常好的默契的时候，你尊重他，他也会尊重你。相互尊重之后，你会很舒服，因为家属很信任你。

前段时间有一个老太太在我们这儿治疗了两个多月，最后人还是走掉了。她有三个女儿，很孝顺，每天都在监护室门口。母亲受伤后，她们很愧疚，母亲这么大年纪，没有享过一天清福，没想到就走掉了。人走之后，小女儿都哭晕了。

当时治疗时，我们把老太太当成亲人，我每天晚上九十点钟看了她才回家，双休日还来看她。很可惜，很多并发症在她身上都出现了。她家人很理解我们，说，卢主任，我们知道你也真的尽力了。

老太太的管床女医生，是我们急诊室规培三年级的学生，为那个老太太哭了三回。老太太走的时候，她特意发了一条朋友圈，发了监护室的门。我去安慰她，她给我的印象是，虽然很难过，但她要学习更多知识，以后找到方法更好地救助其他人。

在节目里，嘉宾说得挺有道理，时间久了，你敏感性会下降的，那是必然的。但我觉得那块敏感地还是要保留在那里，我很喜欢湘雅（医学院）的那两位孩子，李不言和汪苇杭，这两个孩子很真实。但也要把握这个度，李不言稍微有点过了，那次按压到后面，病人没抢救回来，他全身都在发抖，他确实有阴影了。

极少数医生会承受不了，可能就不干了，或者转到其他辅助科室和没那么高压环境的科室去了。每个人心理素质、抗压能力、心理承受能力都不一样。

你要一直记得你当初学医到底是为什么，不能因为时间长就忘记了。初心保留在那边，始终会有上进心，和为病人服务的心理。如果这个没有了，你仅仅把医生作为一份工作了，这很可怕。有些职业你可以当成一份工作没问题，我下了班就走了，但是医生不行，他是跟生命打交道的。

急诊接诊量至少是国外的8-10倍

我现在主要负责急诊监护室抢救工作，每5天轮一次24小时的班。其实不止24小时，从今天早上8点钟上班，第二天8点要把昨天收的病人交给下一班医生，特别重的病人再去看一下，基本上到第二天中午才下班。

国庆节期间拍《令人心动的Offer》，上了一个白天加前夜的班，晚上11点多离开医院，快到家了，刚开到高架，周边医院有一个严重外伤的病人要会诊，我又开回去。回家已经凌晨了，早上8点钟又上班去了。这样的事情很常见，没办法，病人最重要，只能去。

一般都是晚上出事，所以我们晚上不敢关机，手机都得24小时保持畅通。我一直跟下面的医生说，有事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不要怕打扰我休息。有时候我一直盯着手机看，我也不想看，不看又不放心。

中国的医生确实挺辛苦，承担了13亿人的健康。我们人口基数太大了，医生人数不是那么多，特别是大医院、顶级医院，很多病人都是冲着三甲医院来，病人量特别大。

我在伦敦访学跑了三个急诊室，他们有家庭医生，除非是外伤、心梗、脑梗这些很急的病，一般头疼脑热或不舒服得先看家庭医生。他们一个急诊科大夫一天就看10个病人，拖的时间很长。我在那边接过诊，主任让我接几个病人，问诊得问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在中国，我们一天急诊接诊量至少是他们的8-10倍。

我是杭州人，家里没有人学医，报志愿的时候阴差阳错，跟关系好的同学约定一起报医学院，最后被放鸽子了，他没报，我报了。本来我想学英语文学，但它的实用性没那么强。其实当时不了解学医这么累。

我研究生就自己选了急诊医学。当然也知道当急诊科医生尤其累，很多周围的同事朋友问我，你为什么不选专科，要选择急诊这么高压的专业？这么多年干下来，觉得也算适应，至少还挺热爱这份专业，第一时间能挽救病人的生命。

我们那个时候的培养和现在不太一样。2008、2009年，我在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读研究生，可以说是那种“野蛮式”的培养，把你扔在急诊里去锻炼，在临床上的锻炼比较充分。工作两三年，我基本上可以练到一般医生六七年的水平，成长比较快。

现在大多数研究生以科研为主，虽然现在国家的规培越来越严谨正规化，但是临床的培养跟欧美国家相比还是落后一点，国家一直在抓这方面的问题，怎么样提高年轻人的临床能力。不说大道理，就说我们自己，我们经常说，把学生培养好，是为了将来老了之后有好医生给我们看病。

当时科里的教授、老师都非常负责，能力很强，那时候就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我后来教学生也像他们一样。有一位陈德昌教授，现在是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学会的（候任）主委，他很严厉，可能每次都会把学生训哭。

我知道他没什么恶意，就是看不得人家马马虎虎，不仔细认真。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基础知识非常扎实，每次查房都能把病理生理学和临床知识融会贯通，在关键处点醒我们，我很佩服他。他对我还行，没有特别大地训斥过。

我喜欢看几部冷门的美国医疗剧，一个叫《黑色警报》，就是讲急诊科医生的。还有《夜班医生》，医疗专业性非常强，我估计编剧就是医学专业的，而且是一个大牛，把很多先进的东西都写进去了，甚至可以当作看病的指导来看。

有时候挺“变态”，我上了一天班，回家还看这玩意。家里人说你是不是“有毛病”，上班还不够吗？

卢骁为病人做穿刺（腾讯视频供图/图）

没等你情绪调节好，下一个班又来了

以前在军医校，二军大是首批去汶川大地震的，那个时候特别羡慕，我也报名了，但是去不了，正规军医才能去，坐着军用机直接进入映秀。

灾难发生的时候冲在第一线的就是医护人员，这是我们的使命跟责任。我和浙大二院的同事们到武汉是2月初，当时已经封城了，危重病人特别多，ICU的收治能力不够，我们把整个病区改造成了ICU。

我们两天收了几十个病人，都是特别重的，这么严重的病人平时在监护室一天可能只有几个。压力很大，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我们去武汉带的最多的是安眠药，还带了一个心理科医生。我们值夜班，半夜起来穿衣服去医院，特别冷，怕感冒，当时武汉下了雪，那里还不能开空调，手脚都冻住了。

那时候总想能不能尽量地多做点事情，给病人带来一线生机。对医生来讲，没有很好办法治疗是最无奈的，有些病人很清醒，你还得跟他交流，他们很焦虑，也没有家里人陪伴。

新冠病人有一个很奇怪的点，叫沉默性低氧血症（silent chest），一般人低氧会有胸闷、气急、心率加快这些临床表现，但是新冠肺炎早期不会有表现。他的指标很不好，但是他自己感觉还行。理论上来讲，这种病人应该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他们还能吸着氧气吃饭啥的。

我们能看到那些指标和影像学检查，知道很重了。他们经常问我，医生，我是不是快不行了？那个时候确实很难过。有些病人回来了，有些病人回不来。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些细节，护士通知1床没有了，你去看一下，真没有了，宣布死亡。过半个小时，3床也没有了，你又去看一眼，也只能宣布死亡。前面几个晚上都这么过来的。那种无助、黑暗的时刻，就想天赶紧亮，待不下去了。

后来，我们看着武汉慢慢好起来，从空当的街道，到走的时候解封了，又是车水马龙。八个月后，我参加急诊全国年会，再次回了武汉，代表浙江省的急诊医师做了抗疫汇报。回武汉坐在出租车上，司机听说我是曾经支援武汉的医生，很激动。这个城市恢复了生机，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以前我也遇到过难关。有一段时间连续碰到病人不好，家属又很不理解你，觉得你没有努力，很有可能领导也觉得你没有做好，那个时候就会很郁闷。每个医生多多少少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急诊科有时候挺悲哀的，没等你情绪调节好，下一个班又来了。你只能告诉自己，我又有新的任务，我得加油。等你忙完了，空下来的时候又会想到那个事情。

如果下一个救回来了，肯定特别开心。其实到目前为止，全球只有不到10%的疾病是可以治愈的，很多疾病都治愈不了。就像这个月，我有连续三四个班，一些病人都没有抢救回来，有些遇到车祸，明显人都扁掉了，不可能救回来。你就得接受这个事实。

我每次下班的时候，开车回家，医院出来有一座钱塘江上的跨江大桥，上面可以看到很美的日出。每次下班回去看到这个日出，你会觉得还挺美好的，很有希望。

很多时候刚下夜班，神经还处于很兴奋的状态，睡不着的。这个习惯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我喜欢坐在马路边，看那些形形色色的行人从身边走过去，也没有啥目的，就看，可以看半小时。

有时候我下了班会去路边的咖啡店坐一下，或者去西湖边开车兜一下。一个班里会发生很多事情，不管好的还是坏的，也会走很多人，能抢救回来的、不能抢救回来的，这个时候需要放空一下自己。回去休息一下，感觉第二天还能应战。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