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真的存在,还是一种西方文化入侵?

文 / 晴日心理何日辉
2021-12-13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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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节:

01、汶川地震中,PTSD心理援助反而造成伤害

02、不同文化对创伤有不同的理解与应对

03、到底有没有PTSD这个病?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很多国内大众第一次得知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近几年,PTSD成了网络流行梗。网友借用这个专业词汇来表达调侃和负性情绪,令PTSD的“知名度”更广。

换言之,现在很多人已经对PTSD有一定了解,知道它是一种精神心理障碍。每当发生较重大的天灾人祸、恶性事件时,人们会意识到幸存者或受害者可能会出现心理问题,这指的往往就是PTSD。

可是,在大众已经接受了PTSD这个精神心理障碍的同时,有些学者却对此质疑。

这些学者认为,PTSD这个概念、诊断标准和治疗都是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提出来的。他们认为这是“美式心理疾病”输出全国;在某些文化和国家里,PTSD未必真的存在。

说白了就是:凭什么美国人说这是病,这就一定是病?凭什么非得要用美国人那一套来衡量其他国家的人?

所以这些学者说的有没有道理?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说?PTSD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疾病?

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来了解一下PTSD的发展来由和争议。

01、汶川地震中,PTSD心理援助反而造成伤害

PTSD最早的定义和标准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制定了《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3版(DSM-3),首次确立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概念和诊断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ICD系列)虽然不只是针对美国拟定的,而是联合国针对全球设定的,但其整体内容与DSM贴近。很快,ICD也将PTSD纳入其中。

随着人们对这种疾病的认知不断深入,DSM和ICD后续的版本对PTSD的内容不断修正、完善。

不过,不论怎么修正,PTSD的核心定义变化不大,可以概括理解为:

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死亡威胁)、严重受伤(或威胁),导致个体出现严重的应激反应,并延迟出现或持续存在。

既然有可能令人死亡或重伤,那么创伤事件往往指单次而重大的事件,比如自然灾难(地震、飓风、洪水等)、交通事故、战争、恐怖袭击等。

而PTSD的核心症状包括:患者经常无法控制地想起创伤画面(闪回),甚至感觉又回到了当时那个情景,非常恐惧、痛苦;持续做噩梦、失眠;警觉性提高;难以集中精神;暴躁易怒……

简单来说,如果我们经历过上述类似的巨大创伤事件,出现了上面的症状,而且超过1个月都没缓过来,对正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的话,那就基本满足PTSD的诊断了,需要接受治疗了。

这听着很有道理,也符合常理,对不?但有一些学者发现,这并不完全合理。

美国记者、作者伊森·沃特斯写过一本书,名为《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书里提及了一个质疑PTSD存在的经典例子。

图片来源于网络

2004年,东南亚部分海域发生地震,并引发大海啸,造成印度洋沿岸各国人民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斯里兰卡这个岛国受袭非常严重,遇难人数超过3万人。

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精神心理从业人士判断,斯里兰卡肯定有很多人因此罹患PTSD。心理支援组织和人士蜂拥而至,在斯里兰卡设立了大量心理咨询站点,准备大显身手,拯救当地民众于心理煎熬中。

可是现实打脸。

一方面,这些从业人员发现因为语言不通、文化冲突,所谓的灾后心理援助很难进行。而且因为组织混乱,当地民众对他们的到来和介入感到非常困扰。

另一方面,有专业人士发现,斯里兰卡很多灾后群众并没有出现他们想象中的PTSD症状。相比于接受心理治疗,他们似乎更加关心家园如何重建,孩子什么时候能重新上学。

而且,对于PTSD,当时西方国家主流的治疗方法是引导个体用语言、或非语言重述、整理创伤体验,尤其是以小组的形式,创伤发生后越快进行就越好。他们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发展为PTSD,有利于心理健康。

可能很多人一听就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我刚刚目睹了亲人离世,海水冲毁家园,完全无法接受这件事,想起来就痛苦,但心理咨询师竟让我立刻一五一十地复述一次?

但当时西方国家人士对斯里兰卡灾民的心理治疗就是这样进行的。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国家也出现过,那就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当时国内的心理咨询事业正在起步,是国家首次进行心理咨询师鉴定的第5年。

大地震发生后,确实有很多群众出现了严重应激反应。于是大量心理工作者志愿到当地提供心理援助,有的是政府组织的,有的是自发的,大家都怀着一颗热诚的心,想为灾民心理建设作出贡献。

应该说,这个出发点是很好的。可是,当时绝大部分心理工作者掌握的就是西方国家治疗PTSD的那一套。

他们把失去了家园、亲人的灾民找过来,以小组为单位聚在一起,然后让他们挨个讲述地震发生时的亲身经历。

很多灾民讲着讲着就哭了,情绪非常激动,最后大家哭成一片,创伤被大量激活。这相当于伤口被一次次地揭开、加深,是非常痛苦的。

以至于后来,很多地震灾民很抗拒这种心理援助,当地甚至出现了“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的说法。也就是说,很多心理工作者不但没有给灾民带去慰藉,反而造成了二次伤害,这就非常尴尬了。

02、不同文化对创伤有不同的理解与应对

为什么西方的PTSD心理支援会在斯里兰卡大海啸中处处碰壁?《像我们一样疯狂》的作者给出了分析。

他认为,西方心理工作者们太想当然了,他们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斯里兰卡的文化、宗教、国家经历等背景与西方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对于自然灾害的心理应对是不一样的。

斯里兰卡大部分人信奉佛教,其次还有印度教等。在经历大海啸之前,斯里兰卡民众的生活并不安定。他们长期经历内战,百姓们苦不堪言,人心惶惶。

在战乱、宗教文化等多重影响下,当地人发展出一种世界观,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脱来自于野蛮、暴力的凝视。

如果当地有人因遭遇的苦难很多,压力过大,出现了精神心理症状,大家会对其进行一种有宗教、文化色彩的仪式,当地长老会对这个人进行一些“治疗”。

也就是说,对于重大创伤,斯里兰卡人早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应对方法。

他们饱受战乱之苦,生活流离失所,长期见证血腥暴力和人性的恶。与这比起来,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心理冲击比西方人士想象中的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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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自然灾害如果发生在长期安全、稳定、繁荣的国家或地区,确实会有很多人罹患PTSD。但出现在斯里兰卡时,人们会更容易坦然接受,他们的心理韧性强得多,不容易形成明显、重大的心理创伤,进而不容易罹患PTSD。

而且,因为当地经济落后,受灾严重,他们更加希望得到的是物质援助,能在灾后有食物、干净的水源,有安全的庇护所。更希望基础设施能尽快重建,恢复灾前的生活条件,甚至变得更好。

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的作者分析得有道理。

精神心理障碍不是单纯医学、心理学上的问题,还涉及到社会学、人类学、传统文化等范畴。不同的人士从不同的角度对精神心理现象进行解读,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这非常正常,也有利于大家形成更全面的看法,真理越辩越明。

所以,我们要承认,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有其不同的心理模式和应对方式。

我们不能僵化地认为,面对同一件事,全世界的人都会有同样的精神心理反应,患同一种精神心理疾病。更不能用标准化的、统一的方法去应对和干预。

《像我们一样疯狂》的作者不仅对PTSD作出质疑,也质疑美国人一厢情愿地对外“输出”厌食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包括对这些疾病的诊断、理解和治疗。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这本书来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余亮曾在网上分析视频,点评此书,大家可到“哔哩哔哩”平台搜索《美式心理学“入侵”:你PTSD,你们全都PTSD》按需了解)

其实,不光是这本书的作者,很多心理学界、社会学界人士都对美国的精神病学诊断体系提出质疑,也就是上文提到的DSM诊断体系。从1968年的第1版,到2013年的第5版,虽然DSM自身也在不断完善,但这种质疑从未间断。

03、到底有没有PTSD这个病?

那说了那么多,PTSD这个病到底存不存在?

美国人说的那一套,我们国内大众到底该怎么看待?

我是一名跨学科的精神心理医生,长期用多学科诊疗模式(MDT)对精神心理障碍进行诊疗。而且,我们会利用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深入到人的内隐记忆层面,去深入了解、修复患者的心理创伤,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从这个角度看,经过重大灾难或负性事件之后,国内不少人确实会出现PTSD诊断标准里的典型症状,久久无法缓解,严重损害了社会功能,无法正常地学习、工作、社交。

如果一直不缓解,还很可能会继发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等精神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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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不能否认PTSD这个疾病的存在。如果发现某一件事对我们的精神心理状态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走不出来,我们最好及时就诊,如实告诉精神科大夫,有助于得到准确的诊断和及时的治疗。

如果我们的身边有人出现这种情况,也要鼓励他们及时就诊。

其实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PTSD被纳入诊断体系,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精神医学里的大部分疾病诊断都是症状学诊断。比如抑郁症,患者为什么会得病?精神医学认为病因不明确,但只要患者出现了相关症状,就能下诊断。

而PTSD是精神医学里为数不多的病因学诊断,病因非常明确,就是因为经历了巨大的创伤事件。换言之,精神医学承认了、也看到了心理社会因素对精神心理的巨大影响,心理社会因素甚至可以成为精神心理症状的根源。

那根源明确了,再去做针对性的治疗和预防,相对来说就更高效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目前主流诊断体系(包括美国的DSM和世卫组织的ICD)对PTSD的理解、诊断和一线治疗手段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这提示我们不要盲目地崇拜、甚至神化来自西方的、所谓主流的诊断体系。

上面提到的斯里兰卡大海啸和汶川大地震心理支援遇到障碍,就是典型的教训。

而且,就算因为创伤事件出现了精神心理问题,不同文化或成长背景下的人,其表现有可能截然相反。

我们通过大量的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实践发现,创伤的组成至少包括4个方面:强烈的负性情绪,扭曲的认知,创伤发生时的画面,个体躯体的感受。

不同的个体因为成长经历不同,认知模式不同,其产生的负性情绪种类和程度就会有所不同。还有的人画面感没那么强,但躯体感受很强烈。

所以,面对同一类创伤事件,有的人是感受到强烈的恐惧,于是极力回避谈起,甚至在性格上变得麻木、冷漠。

但有的人可能是以愤怒为主,会表现为反复倾诉,说起创伤事件时滔滔不绝,非常激动。

而有的人可能两种表现都不明显,但出现了莫名其妙的躯体症状,看遍了各个科室都解决不了。

还有,当涉及到心理治疗方法时,不同文化下的适用手段可能会截然不同。

西方心理工作者强调在创伤发生后,个体要尽快对创伤回忆进行重述、整理,要诚实地面对。在我们国内一般人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但对于很西方国家的患者来说,数据显示是有效的。

实际上,由于西方文化在全球占据主流,我们国内精神医学、心理学的发展仍以参考、学习西方国家为主。

所以,目前临床中对于PTSD的一线治疗方法还是以类似的,主要是认知行为疗法(CBT),其中包括暴露疗法,系统脱敏等,催眠疗法次之。

尤其是认知行为疗法,这要求患者不断回想跟创伤相关的信息,或者接触相关信息,然后在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下逐步调整情绪和认知,直到能够理性、平和地面对为止。

这种疗法如果能坚持下去,是有一定疗效的。但过程太痛苦了,所以脱失率很高,很多患者忍受不了。如果操作不当,甚至有可能严重激活创伤,患者出现剧烈的情绪波动和精神病性症状。

总之,认知行为疗法对于PTSD来说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也有一些争议。

而我们的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其实也需要在深度催眠下激活患者的心理创伤。不过,针对一个心理创伤通常只需要一次激活,而且催眠治疗师会高效化地进行处理、修复,快速改善创伤带来的负面影响。

如果患者的配合度、信任度高,TPMIH的效果可非常明显,甚至可以说立竿见影。催眠唤醒后,患者再次响起创伤事件时,情绪会平和得多,而且会产生积极的认知和态度。

那如果没有条件采取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对于我们国内的患者来说,哪些方法可能更加适用呢?

从我们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出发,我认为针对PTSD患者进行心理援助时,如果患者希望回避,我们便不要鼓励他们回忆和复述。当然如果他们想倾诉,心理咨询师可以耐心倾听。

我们可增加善意的陪伴、关注,并适当地引导他们注意到事件发生后,他们还拥有什么,而不是失去了什么,未来有那些展望。同时物质支援必须跟上,令他们快速建立安全、生存上的安全感。

从这个角度上看,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很多出现过PTSD症状的灾民之所以能康复,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国家快速把救援物质补给到位,帮助灾民重建家园,恢复了生活的信心。心理支援反而是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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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PTSD到底是不是一种疾病?我们该如何看待?相信大家心里也有了一定的答案。

下一篇PTSD的专栏文章,我们会继续对于心理创伤的概念、定义、发展进行分析。并且会提到另一个相关争议:

凭什么有重大人生安全威胁的事件,才称得上创伤?

个体经历过的一些事在外界看来不太严重,但其内心非常痛苦,这又算不算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