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情绪”对个人心理状态的阶段性影响

抑郁情绪的一个极端是躁狂，即一种变态的高涨的兴奋状态。躁狂不是一种因为爱情或获得普利策奖而表现出的正常的高兴。

躁狂者感觉不到疲劳和倦怠，而是极端兴奋，一旦受挫容易被激怒。他们感觉不到失望和无力，而是感到强有力并且充满计划——但这些计划往往都基于妄想观念，如认为他已经发明了某个东西，将要解决世界性的能源问题。处于躁狂状态的人经常陷入糟糕的麻烦：无节制地狂欢、冲动做出决定。

至少经历过一次躁狂和抑郁的交替发作，就被认为是患有双相障碍（过去称作躁狂—抑郁障碍。伟大的幽默作家马克·吐温就曾患有双相障碍，他形容说：“周期性的和突然的心境变化……从极度的悲伤到半精神病性的狂风暴雨。” 另外一些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科学家也曾患过这种障碍。

在“高涨期”，这些创作型人才中的大多数创造了他们的最佳作品，但“低落期”的代价却是灾难性的人际关系、破产，有时候甚至是自杀。

正如前面提到的，曾经人们认为，双相障碍只出现在成年人中，现在的情形是虽然儿童和青少年的症状和心境转化通常看上去和成年人不同，但双相障碍已经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广泛做出诊断，不过，对儿童双相障碍的诊断仍有异议。

关于抑郁，最难以理解的事情之一是很多遭遇了不幸经历的人没有患抑郁症，许多患抑郁症的人不曾遭遇过不幸经历。

多数研究者因此强调抑郁的易感性—应激模型，个体的易感性（遗传倾向、人格特征或思维习惯）与应激性生活事件（如暴力、所爱之人去世、失业）相互作用，导致了多数的重度抑郁。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每一种因素的证据。

遗传素质。重度抑郁是一种中度遗传障碍，某些病例一定是基因起了作用。但是至今为止，关于哪些特定基因所致的研究尚未成功。研究的焦点之一是调节5–羟色胺的基因，5 –羟色胺是和心境有关的神经递质。

一项早期理论认为这种神经递质异常低水平导致抑郁。然而，多年研究无法支持抑郁源自单一神经递质缺陷的论点。

耗尽5–羟色胺的动物并没有引发抑郁，大脑中5 –羟色胺的增加也不一定会减轻抑郁。某些抗抑郁剂提高5–羟色胺浓度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5 –羟色胺浓度低会导致抑郁——这是一个常见的被误解的论断。

2003年，一项研究追踪了847个从出生到26岁的新西兰人，研究者发现被称作5 – HTT短形5–羟色胺受体基因的个体在遭受重大应激性事件如失业、家人去世后比有长形基因的个体更容易发展成为重度抑郁。事实上，比起其他人，有长形基因的个体甚至在遭受精神打击后患抑郁症的可能性也小得多。

这些发现似乎显示了基因和经历引发基因易感人群罹患抑郁的交互作用。结论被证实是为之过早的。随后一项对14个研究的元分析考察了5– HTT基因、生活压力和抑郁之间可能的相关，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无论是单独作用还是与生活压力交互作用，5 – HTT基因与男性和女性抑郁风险的增高都没有相关。

尽管如此，新西兰的那项研究还是激起了基因和环境对抑郁交互作用的相关研究的浪潮。大部分研究者相信，某些抑郁病例中涉及的特定基因将最终被识别。

暴力、童年躯体虐待和父母的忽视。

与抑郁特别相关的环境因素之一是反复经历暴力。处于高比率暴力的内陆城市的青少年，比那些在其生活或社区中没有持续暴力的青少年，有较高水平的抑郁和较多的自杀企图。

家庭暴力对女性的影响尤为严重。一项对男性和女性从18～26岁的追踪研究对比了处于躯体虐待关系和未处于虐待关系中的个体。虽然抑郁的女性更可能开始一段虐待关系，但处于暴力关系这一单个因素可以增加女性抑郁和焦虑的风险——然而有趣的是，处于暴力关系这一单个因素对男性没有影响。

独立于其他所有童年期和成年期的危险因素，童年期遭受虐待与成年期患抑郁持续一年或以上的高风险之间相关。

对这种相关的解释是童年期和青少年期长时间应激使得自身机体的应激反应处于过度疲劳，产生过多的应激激素皮质醇。抑郁症患者倾向于分泌过多的皮质醇，皮质醇可以影响海马和杏仁核的活动，进而引起心境和记忆异常。

重要关系的丧失。另一些调查强调重要关系丧失在易感人群抑郁。当一个婴儿与其主要依恋对象分离，就如哈洛研究的恒河猴那样，结果不仅是失望和被动，还有对免疫系统的伤害，随后将导致抑郁性疾病。许多抑郁症患者曾经历分离、丧失、拒绝、受损等不安全的依恋。然而，正如前面提到，愉快安全型依恋的个体由于失去挚爱的终身伴侣也可能会陷入长时间的抑郁。

认知习惯。最后，抑郁还与个体对自身处境的特定、负性的思考方式有关。抑郁症患者通常认为他们的处境不会改变（不会有什么好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不可控制（我得抑郁了，因为我丑陋吓人，对此我无能为力）。对事情好转不抱希望，因此也不做任何改变，就这样持续地情绪低落。

当抑郁症患者和正常人群都处于情绪低落，可以选择看高兴面孔或悲伤面孔时，抑郁症患者选择悲伤面孔——这是一种比喻来说明抑郁症患者总体上是如何加工世界的，他们将注意投向证实生活是暗淡无光的每一件事情，而不去关注美好的一面。

当要求回忆曾经的美好的时光时，正常人会振奋。但是，抑郁症患者会感到更加悲哀，就好像美好的记忆令他们感觉他们再也不会开心了。

与抑郁相关的这些认知偏差不仅仅与抑郁症有关。纵向研究表明，它们与重大生活应激事件相互作用导致抑郁进一步发作。抑郁症患者倾向于反复思考、揣度生命中的每一件错事，不断说服自己没有人关心自己，找出各种原因让自己绝望。抑郁症患者无法阻止这些沮丧的想法进入工作记忆，并且任由这些想法持续着，进而始终困在负性想法和不愉快的过去中。

相比之下，遭遇过应激性生活事件的正常人群通常可以分散注意力、看得开并且寻求帮助。从青春期开始，女性较男性似乎更可能形成反复思考、回顾的风格，这种倾向对女性长期持续的抑郁和报道中的性别比率差异都有解释作用。

关于反复思考的发现是十分有趣的，因为我们大概都知道这些感受——觉得一切都没有希望，沉湎于受伤害的感情，预演真实和想象的伤害（她以为自己是谁呢），在焦虑中徘徊（这门课我从来没有学好过，我很可能跟不上了）——是怎样的。

当想起上述这些例子时，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反复思考可能会令我们困在焦虑、愤怒或忧郁的心境中。事实上，反复思考不仅可以预测抑郁，还可以预测受损的思维和问题解决方式、焦虑、担忧、进食障碍、药物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