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分裂性世界 （三）

在我二十五年精神分析师的职业生涯中，在对那些努力应对和解决他们的冲突的人们的精心治疗中，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写这本书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尤其是在过去大约十年间，这些冲突都是由于爱与意志的方面出了问题而导致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位治疗师都是或应该是始终进行探究---探究世界的本来面目，“追根”溯源。

在这一点上，我的实验心理学同事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治疗中所得到的资料不可能进行精准的归纳，因为它们来自于那些对于文化心理“不适应”的人。同时我的哲学家朋友也再三强调，没有一种类型的人的内在核心是基于这些得自于神经症或人格病态者的资料的。这两种警告我都同意。

但无论是哪些心理学家在其实验中，还是哪些哲学家在其研究中都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确实从求治者那里得到了极其重要的，并且常常是非同寻常的资料---那种只有人类能够摆脱惯常的伪装与防御（我们在“正常的”社交谈话中总是隐藏在这些伪装与防御之后的）才能显露的资料。只有情感与精神的痛苦到了很严重的地步，才能促使人们去寻求心理治疗师的帮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会忍受揭开其问题深层根源所带来的焦虑与痛苦。还有一种很奇特的情形：除非患者认为我们能够提供帮助，否则在某些方面他们是不会暴露这些重要信息的。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关于心理治疗之研究的评述仍与他第一次说这番话时一样令人信服：“除非将谈话设计得能为来访者提供帮助，否则你只能得到虚假资料而非真实信息”。

的确，我们从患者那里得到的信息可能很难甚至不可能严格严格归纳。但这些信息却是如此坦白地呈现了人类当前所面临的冲突及其生活经历（其意义的丰富性远不止弥补了我们诠释的困难）。我们对病人的攻击性是挫败感导致的结果这一假设进行讨论是一回事；但当你看到一个病人那种紧张感，眼中充满愤怒或憎恨，身体紧绷，听到他费力地喘息着，重新体验20年前他父亲抽打他，因为他的自行车被偷了（那并非他的错呀！）的情形---这件事在他心中激起了憎恨，从那一刻起，他就对其周围所有父亲形象充满仇恨，其中包括现在与他同处一室的我，这是另一回事。这样的资料生动地阐释了该词最深刻的含义。

反过来，对于我的同事提出的将关于人的理论基于“不适应”理论这一问题，我要提出质疑了：难道每一个人的冲突不是提示了人类的普遍性以及个体的特殊问题吗？索福克勒斯通过俄狄浦斯国王，一步步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人想发现“我是谁以及从哪里来”时极度痛苦的挣扎。心理治疗就是要寻找特定个体的生命中的最独特的特征和事件---如果忘记了这一点，任何心理治疗都将被削弱成为乏味的，非存在判断的，模糊不清的通则。但心理治疗也寻求构成这个个体中人类冲突的基本要素---它是每个人作为人的体验的最稳定而持久的品质的基础---如果忘记这一点，任何治疗都会趋于减少病人的意识而使其生命更加平庸乏味。

心理治疗既揭示了个体当前的“病”态，同时也揭示了使其成为人的原始品质与特征。前者是由特定的个体以特定的方式使其出现了偏差的后天特征所致。在心理治疗中对于患者问题的诠释也部分地揭示了历史上人类通过文学中的原型形式进行的自我诠释。埃斯库罗斯笔下的奥瑞斯忒亚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即是两个个性丰富的例子。他们不仅仅是两个特定的人物形象，一个要回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而另一个则是在18世纪的德国，而是展示了我们内心所经历的冲突---无论我们身处何时，是何种族，我们都会经历成人，试图找到作为个体的人的身份。我们努力地以各种力量来证明我们的存在，努力去爱和创造，竭力应对生活中的各种事件直至死亡（也包括面对死亡）。生活在一个过渡时期---一个“心理治疗”的时代---的价值在于我们被迫接受这个机会，此时我们要努力地解决我们的个人问题，揭示永恒人类的新意义，更深入地审视那些人之所以为人的品质。

我们的患者表达了并且生活在文化中的潜意识和无意识倾向中。神经症或者或我们称之为性格病态的人，其特征为文化中的防御手段对他们不起作用---他们或多或少地也意识到了这种状况，神经症患者或“性格病态”的人是那些问题严重到无法以文化中的正常方式生活的人。我们的病人无法或不会去适应社会，反过来，这可能是由于以下一个或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导致的：首先，患者生活中创伤性的或不幸的生活经历使他较一般人更敏感，更无能力忍受或控制其焦虑情绪。其次，他可能较常人有更多的独创性和潜力促使其进行表达，如遇阻挡便发病。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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