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张晓明 向迪 刘生龙：抑郁倾向显著降低了个人的劳动收入

【摘要】

本文采用2010 年中国家庭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居民抑郁倾向对劳动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抑郁倾向能显著降低居民的劳动收入，对个人就业产生负向影响。为克服个人精神状况与收入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机器学习方法筛选工具变量，使得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相比于传统方法更加精确，进一步验证了抑郁倾向对个人劳动收入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男性个体、位于农村地区的个体、青年个体受到抑郁倾向的影响更为严重，收入下降程度更为显著，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抑郁倾向给收入带来的负面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抑郁倾向通过抑制个人的社交能力与社交意愿、损害个人的劳动能力等方式来影响个人的劳动参与和劳动收入。

文丨张晓明 向迪 刘生龙

张晓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向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编

自丨抑郁倾向对劳动收

入的影响——基于LASSO 回归的工具变量识别，《产业经济评论》， 2021年第2期

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Mushkin，1962），对人们的劳动和生产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医疗技术水平的显著提高，人们的生理健康状况已经得到快速改善，2016 年世界新生儿健康预期寿命已增至63.3 岁，中国新生儿健康预期寿命增至68.7 岁（WHO, 2019）。然而，与乐观的生理健康前景相对应的，是人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突显出的心理健康问题，尤其是抑郁症问题。2017 年WHO 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已有超过3 亿人患有抑郁症，相当于世界总人口的4.4%，并且这一数字仍在不断增加，其中中国抑郁症患者约占世界比重的1/5。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6 年10 月25日印发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简称“纲要”）。“纲要”中指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在促进心理健康工作方面，要加强对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加大对重点人群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力度。

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表明，由抑郁症带来的身心健康和寿命的损伤会缩短患者的工作时间，降低工作能力及工作效率，进而抑制患者的劳动参与行为，降低患者的劳动收入（Ettner et.al，1997；Frijters et.al, 2010）。此外，抑郁症作为一种疾病，不仅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减少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供给，同时还会引发治疗费用以及间接费用等经济损失。由此可见，关注心理疾病对个人和社会带来的经济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目前针对抑郁症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的研究多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较少，国内关于心理健康状况对经济效益的影响研究也相对较为缺乏。

基于此，本文采用CFPS2010 数据，从微观个体的角度出发，研究抑郁倾向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尤其是对劳动收入的影响，从而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补充。此外，由于个人劳动收入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较强的反向因果关系（Hollingshead and Redlich,2007），为克服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并利用LASSO 回归挑选对于个人抑郁倾向影响程度较大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克服了传统方法通过先验观念而非科学方法构造工具变量的弊端，提升了模型的拟合效果，从而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尽管现有文献关于健康对个人劳动收入的影响已有较多讨论，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

第一，目前国内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考察健康与收入和劳动参与之间的实证关系的研究大多是从生理健康的角度进行，或者只将心理健康作为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的一个维度加以考察，表明了健康对收入增长以及劳动参与具有正面作用，而直接研究心理健康或者抑郁症对收入及劳动参与影响情况的文献相对较少。

第二，虽然利用工具变量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心理健康和收入之间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但是由于影响个人收入的因素众多而且作用机制复杂，传统的计量方法不能很好地将众多影响因素都纳入模型中进行研究，在挑选变量方面也缺乏有效的选择标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从而会影响模型的拟合效果，降低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性。

本文在后续的实证检验过程中，通过LASSO 回归筛选出对于个人抑郁倾向影响能力最强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相比于传统方法改善了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

-结 论

运用201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就抑郁倾向对劳动收入的影响展开研究，以便更精确地了解和把握当下日益突出的抑郁症问题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

结果显示，抑郁倾向显著地降低了个人的劳动收入。

同时，在使用劳动参与替代劳动收入运用Proit 和Logit 两种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时，结果与基本回归结果一致，即抑郁倾向显著降低了个人的劳动参与状况，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不随解释变量和模型设定的变化而改变。

此外，为了克服劳动收入与抑郁倾向之间潜在的双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LASSO 回归方法筛选工具变量，相比于传统的工具变量法得到了更为准确、精确度更高的因果识别结果。

在异质性分析方面，本文从城乡、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情况四个方面来讨论，从而保证本文的结果能够对抑郁倾向的异质性效应得到比较全面的探索。

从城乡差异来看，

抑郁倾向城乡居民的收入的影响都显著为负，但对农村居民的影响程度更大。

从性别差异来看，

抑郁倾向对男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对女性收入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从年龄差异来看，

抑郁倾向对青年群体收入的影响显著为负，对中老年群体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受教育情况差异来看，

抑郁倾向对高中以下的低学历群体具有显著的影响，而对高中及以上学历的相对高学历群体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出现上述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不同类型的个体所面临的压力、成长环境和承受能力、社交需求状况以及缓解和控制抑郁倾向方面的能力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了抑郁倾向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程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综上，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心理健康状况仍然对个人的劳动参与和工作收入产生着明显的影响。

在参考国家《“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政府应当高度重视抑郁倾向对个人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加大全民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力度，加强对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加大对重点人群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力度，积极帮助和引导具有抑郁倾向的人们降低和摆脱抑郁带来的困扰和危害，

尤其需要重点关注农村居民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年群体，

从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防止由于抑郁倾向而导致的贫困问题的发生，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使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高质量的生活。

此外，对于罹患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相关人群，也应当建立起较为长效和针对性的医疗保障、社会保障机制，加强市级统筹，制度设计以控制抑郁症治疗费用上涨（付明卫等，2020），减轻抑郁倾向对个人带来的经济压力，从而大幅提高全民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