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把农民折磨18年: 痛苦说不出就想死！（真实故事）

阅读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大家好，我是人贱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的小编~左左，今天又来给大家扯淡来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请记得订阅哦！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文章内容是：农民被抑郁症折磨18年：痛苦说不出就想死

2月20日，山西运城市某村，杨思明说患抑郁症18年，连最要好的发小都远离他。他主动提出照片不要“打码”，“我要让大家正视抑郁症”。

2月22日，石浩独自在家，与猫为伴。

2月20日，杨思明在自家蔬菜大棚上收草帘。

凌晨两点，零下温度里，杨思明（化名）坐在屋顶上，那个念头再一次闪过：跳下去，跳下去。

被抑郁症折磨的18年里，这个37岁的农民“想死想了一万次。”

村庄西南，是高楼林立的运城空港经济开发区，他一次次出村、打工，又一次次犯病、回家，折腾了18年。

长期躁郁的石浩（化名）行动迟缓，在第30几次相亲的咖啡厅里，他轻声细气地跟面前的女孩说：你-喝-什-么？像个树懒。一句话就暴露了。“分开”，对方拉黑了他。

刘颖（化名）在同学面前一直“很开朗”，她梳麻花辫，背双肩包，笑声欢快。

只有夜晚她逃不过。在北京一所大学的宿舍里，实在熬不住的时候，她张开双手哀求，抱抱我。室友吓退了两步，问她：你是不有病？

患病的4年里，她休学两次，单是进出北医六院就超过40次。

被抑郁症笼罩的患者无所遁形，无论是在家庭、学校、工作单位，还是生活的村庄和社区，他们用尽全身力气想走出抑郁，但一次次突围，往往又被打回原形。

他们得了叫抑郁症的病，有着和其他疾病一样完整的生化过程，最大特点就是不能如正常人一样生活，有自杀倾向。据公开资料，中国抑郁症患者或抑郁倾向者达9000万，平均15位中国人中就有一人患病或有抑郁倾向。

“想死一万次”

18年，磨尽了杨思明的盼头。

中学时代的他，成绩稳居班里前十，杨思明想着有一天能去城里生活，不再像父辈一样靠天吃饭。

高二开始，没有来由的，他变得沉默，一天说几句话，一只手都能数得出。成绩一次次下滑。

夜深，室友鼾声起，杨思明在上铺憋得难受，他跳下床，跑到厕所里，一个人喘着长气低吼。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没人注意到他的痛苦，大家只觉得杨思明越来越不爱和人打交道。高三退学时，班主任捶着他的胸口说“你这小子就不好好学。”

回到村里，杨思明的状态仍不见好转。

“年纪轻轻的就在村里扛个锄头，能干啥，别人小瞧你。”杨思明想挣脱农民的身份，他去运城打工，做水泥工、搬砖工。

“到干活儿的时候没劲儿，做不了。晚上是怎么都睡不着，快憋疯了。”最终，他因抑郁重回村庄。

医学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中，掌管情绪、意志、欲望、情感的相关神经元活动不平衡。简单地说，健康人大脑中帮助我们产生愉快、积极情绪的物质，抑郁症患者都无法得到。

2005年杨思明在村里结婚生子，认了农民的身份。他想把自己当成家里的顶梁柱，可因时不时看病住院，十亩地依然要靠61岁的父母种。

抑郁严重的时候，杨思明觉得自己要被掰成了两半。“那种痛苦我说不出来，绝望，就是想死。”

无数次，他想到死，他琢磨过在屋后上吊，也常站上自家的屋顶，想跳下去，但又怕死不了反成残疾，拖累家人。

“我真的想死了一万次。”可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杨思明说自己剩下的只有一个字——熬。

一度，微信里和他聊天的人，都叫他“尘埃哥”，这是他给自己起的名字。“尘埃就是随风飘，落进土里。”

“累赘”

父亲已经被石浩“折磨”得麻木了。

2007年，在湖北襄樊做义务兵的石浩遭遇女友分手，之后不久，他在部队里疯狂打砸发泄。

战友们将他送到医院，他被查出患有躁狂抑郁症。

父母从北京赶去湖北军队医院照料石浩。两周后，母亲在返回家中不久，心脏病突发离世。

时隔一月，父亲再次到医院探望石浩时，才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他。石浩趴在父亲的双腿上痛哭，直到现在，他都觉得是自己的病刺激到了母亲。

没了母亲，他与父亲相依为命，回家后，父亲托了人，将他介绍去电视台做合同工。只是他和父亲谁都没料到，回家并不是苦涩的结束。

一开始他挺安静，突然的一天，因为记着还出门卡却等不到门卫，石浩爆发了，门卫报警，他被送到了医院，也失去了工作。

出院后，他又找工作，去年9月，他陪亲属去医院看病，躁郁症复发，就在医院里，他砸了自己的两个手机，和赶来的警察对峙。

这已是生活常态，每隔一段时间，他病情反复，父亲都要去派出所或医院接回他。

为了抑制躁郁症反复发作，他服了大量药物抑制躁狂，药物的副作用让他肌肉僵硬、行动迟缓、目光呆滞，因为服药过量，他的症状又偏向抑郁症。

在物业做电工的父亲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聊天，也不会探讨他抑郁后的心情。

夜晚，家里常常是一潭死水，只有电视机发出声音。

他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他怀念过去，那个从北大附中一路升至中国农大毕业的少年，那时他参加大大小小的数学竞赛，获了不少奖项。他怀念学生时期，智商是144+的时候。

可这时，餐桌上，他提起茶壶倒水，手抖得拿不稳，水洒出了杯子。

“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很多家庭对待抑郁症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2月中旬，北京安定医院，一名主任医师提到。

刘颖父母离异，父亲常年忙于生意，自小，她的爷爷奶奶负责照顾起居。

“我爸在物质上没有少过我的，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有一段时间都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家庭父母角色的缺失，让刘颖在家和在外是两个样子。在外她呼朋引伴，乐观开朗，可回到家里却变得沉默寡言，极少开口。

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曾希望大学时代快点儿到来。

但在她就读的那所知名大学里，她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太压抑了，简直就是高三复读班加强版。”

繁难的课业、实验将她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回到宿舍，舍友少有交流，都在挑灯夜读。她喘不过气来，有时课上，她拿本心理学的书籍看，会被同学投来异样眼光。

她睡不着觉，有时彻夜翻看心理学的书和帖子，但都没能给自己的痛苦找出答案，一天夜里，她请求回到宿舍的室友抱抱她，并试着问“你觉得我正常吗？我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举动吓坏了室友，她们觉得她“想太多、不正常”。

她想了很多缓解情绪的法子，家境优越的她去香港、新加坡游学，却不见好转。

2012年冬天，大一第一个学期结束，刘颖强烈要求父亲带她去看医生，经安贞医院检查后，她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

她买回了大量的安眠药，甚至想过用围巾勒死自己。

刘颖的自杀行为，是重度抑郁症典型的反应。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新进展》提供的数据表明，10%-15%的抑郁症患者都会选择自杀死亡。

她的父亲慌了手脚，整整四个月，以往见不到人的父亲每天都会专门安排看病行程，每天都排得满满当当，带着她去了北京所有有精神科的医院。

做心理测试，中医号脉，做脑部针灸，甚至领着刘颖去河北农村找大妈看手相、请风水师到家里测风水，将所有家具摆设全换了，重新粉刷了墙壁，托熟人请了大师在黄布上写字，用朱砂画符，严令女儿随身携带。

除此之外，她一天要吃数十粒西药，再喝中药。

但刘颖的情形时好时坏，回到学校就有复发倾向。

目前，她已休学2次，前后出入北医六院不下40次。

戒不掉的催眠

在被折磨的起初5年里，杨思明一直以为，自己是神经衰弱，伴随着失眠、头痛。

他找了周边十几家诊所看病开药，甚至从几十公里外的侯马市背回大包大包的草药。看到电视里播的广告，他就买回健脑片每天吃。

“对于抑郁症，多数人的认识还非常肤浅。”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介绍，目前全国有超过9000万人患抑郁症或有抑郁倾向。目前全国地市级以上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到20%，换言之，即80%的患者被误诊或漏诊，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3%的人接受了相关药物治疗。

直到2003年，快被熬疯的他到北京挂了专家号，才第一次知道，自己得的病叫抑郁症。

晒在地上的柿子黑烂了，杨思明的母亲一点点捡起，残汁沾到了手上。

抑郁症、心理治疗，这些词从这辈子没去过省城的母亲口中说出，有另一番沉重。

直至今日，说起儿子的病，母亲的回忆仍是“好好的学就不上了”。关于抑郁症，她只知道是种必须花钱去治的病，她会和邻居家老年痴呆的病混起来说。

杨思明的妻子这么多年也没搞清楚丈夫的病，这个农妇是结婚后才知道他有病。

她只想好好过日子。村里比谁家房子盖得高，她就借了13万元盖起了新房和3米高的大门。

她想，盖起新房，丈夫的病也许就好了。结果，房子盖起了，杨思明的病还没好。

她又想，生个儿子就好了。现在，儿子出生快2年了，病还没好。

杨思明觉得一切都无从疏解，于他而言，抑郁的痛苦难以言喻，“没有经历过的人，不会懂”。

“我不知道这是个啥病，他说我不懂，那我就是不懂嘛。”妻子委屈得哭了。她放下手里的活，陪他四处看病。

为了治疗抑郁症，他借了700元钱坐一天一夜的硬座到北京看病，钱仅够回家的路费，他拿着北京开出的药单在运城买，却没有买到。

他想要去做心理咨询，运城市里一小时500元的价格让他只做了一次就再不延续。而同样性质的咨询，北京私人专家一小时300-400元，安定医院医保范围内20分钟只需20元。

生活层层重担下，杨思明一个月仍需花600-700元的药钱，去太原看一次病，他花去了7000多元。

他每天服用大量的氯硝西泮片（有镇静催眠的作用,长期服用有依赖性），长达8年。直到2012年才被运城市中心医院告知不该大剂量服用，可他已经戒不掉了。

“你脑袋被驴踢了吧！”

每个抑郁症患者都渴望回到正常的生活，却常常被外界的猜测打回原形。

石浩居住的小区里，没有人知道他得了抑郁症，他与父亲都极力回避，有时，他们会绕开邻里之间的闲谈。

杨思明走在田间的土路上，向迎面而来的村民介绍记者时说，这是“网上认识的朋友”。

村里人隐约觉着杨思明不对劲儿，发小从街上迎面而过，他的话都憋到了嘴边，却迸不出一句招呼。

通往村子的路颠簸荡尘，但村子里不少人家年入十几万，开着私家车。本不闭塞的村庄，对精神类疾病却谈之色变。

杨思明所在的村子，坐落在中条山山脚下。仰赖着黄土地，举村搞起了蔬菜大棚规模经营。

他最羡慕的是别人能顺畅打牌，这是村里最常见的消遣方式。得病后，他明显感觉到思维迟钝，村里人叫他斗地主、打麻将，他不敢去。

有时他强迫自己坐到了牌桌上，可是一手顶好的牌，被他打烂，嘴快的同村人脱口而出，“你脑袋被驴踢了吧！”

事实上，在过去的18年里，经历过一次治疗，杨思明都会觉得自己“好了”，但没隔几天，他又背着行囊从运城的工地溜回村庄。

杨思明习惯把摩托车油加满，加足马力，在去运城的柏油马路上，漫无目的地疾驰。风吹打着头发，他有一瞬觉得，所有烦恼都被带走了。

过年，石浩被催婚了。家里81岁的奶奶盼着孙子能赶快结婚，毕竟已经30出头。石浩曾花1万多元钱，在婚恋网站上找对象。半年的时间，见了30多个，大多数情况是姑娘看不上他。

3年前，他养了一只折耳猫，成为他最亲密的陪伴。更多时候，他会一个人坐在家里，对着猫说话。一度，他一天在床上躺20个小时，即使毫无睡意，也会慢慢挨过。

刘颖仍记得她幼年时的愿望，躺在床上，天花板凑巧砸下，然后生命结束。到现在，她依然希望自己死亡的方式是自杀，“命是我自己决定的，我想死于死亡本身。”

日暮，杨思明结束了一天的农活，坐在大棚上，抬眼看着夕阳西垂，一语不发。

地头里，他用手机放着他最喜欢的歌——《稳稳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

“稳稳的幸福太难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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