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发疯：我们该如何应对精神分裂
利维坦按：
雅斯贝尔斯曾说：“自古以来，疯狂的核心特征就是妄想。”不论是被害妄想、嫉妒妄想，还是爱恋妄想，患者都具备坚定不移的信念，纵使有铁一般的事实摆在面前他们依旧坚信他们的认知。当然，由于妄想，患者通常会出现现实感的丧失以及自我边界的模糊。
看过今天文中的主人公经历，想必很多人都深感惋惜——那些曾经聪慧、幽默的人，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其发疯的？文中所尝试的早期介入亦存争议，有研究指出，虽然这种治疗可能会有短期的影响，但五年后这些介入几乎没有对患者产生任何作用。
（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09)60995-8/fulltext）
格伦（Glenn）以一种安静、谦逊的方式为自己的机器人感到自豪。那是1974年，在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Boca Raton）的一个地方高中的科学展览会上，15岁的高一学生格伦展示了他花数月时间苦心完成的“可以寻找光明，挣脱迷雾的机器人”。
它由一堆电线、电路和几个轮子组成，轮子上还有三条“胳膊”，每条“胳膊”上面都装有感光板。这个神奇的机器人会在实验箱（箱子中的几个位置放置了灯泡）中转来转去，直到有“手臂”感应到了光，它就会向光移动，绕过格伦设置的障碍。
格伦向评委们解释说，在未来这种技术可以用来修剪草坪，甚至在月球上运输设备。因此，他的机器人荣获了几个奖项。第二年，他对技术进行了更新，并在科罗拉多州赢得了更多的奖项。其中一位评委对格伦印象深刻，还特地给他写了封信，敦促他坚持电子行业。在当地报纸上刊登的一张照片中，格伦穿着一件熨烫整齐的钮扣衬衫，一只手放在他制作的机器人上，嘴角还挂着一丝微笑。
格伦的妹妹塔玛拉（Tamara）对他的成功并不感到意外，她认为哥哥的天赋远不止在数学和科学领域。格伦在高中时学过俄语，因为他对这门语言充满了好奇。除此之外，他在艺术上也有造诣，会画卡通画、肖像画和风景画，并且有几幅成功卖出了。“格伦无疑是个天才，”一位老师在评语里写道，“我很高兴看到他如此年轻就拥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与其他孩子在一起时，格伦总是显得不是很自在，所以从科罗拉多州搬到佛罗里达州，接着又搬回来对他来说是件难事。但当和妹妹、父亲厄尔（Earl）和母亲芭芭拉（Barbara）在一起时，他便性情温和，有种顽皮的幽默感。他会捉弄妹妹，还会与他们分享《疯狂》杂志（Mad magzine）上的俏皮话。格伦醉心于阅读这本杂志，往往一收到新的期刊就会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高中时的格伦，正在做一个科学展览项目。照片由其家人提供。
但不久之后，在格伦17岁的时候，他突然开始长时间地独自待在房间里，即使在家人面前也不怎么说话了。
塔玛拉回忆道，有一天格伦进入房间后，在几个小时内毁掉了几乎所有东西，包括自己珍藏的每一张披头士专辑。另一个晚上，芭芭拉回到家后发现格伦坐在餐厅的地板上，用刀在墙上刻了一个十字架，她跟他说话，也得不到任何回应。在那之后，格伦的父母开始向他们的家庭医生、一系列精神科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寻求帮助。
起初，医生认为他患有躁郁症和抑郁症，但几个月后，一位精神科医生做出了正确的诊断：格伦患有精神分裂症。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格伦频繁地进出医院，而他的父母则在拼命寻找可能对他有帮助的医生和疗法。有时，他会在半夜莫名其妙地大喊大叫，或者开始狂热地谈论他认为可能通过电子设备与他交流的天使和魔鬼。医生给他开的药物有助于抑制幻觉，但也有严重的副作用；治疗师和咨询师带着不同程度的热情，试图教他区分虚构与现实。但几乎每个人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的人生基本已成定局，他不会成为举世闻名的工程师，也不会登上月球，甚至连高中都无法毕业。
在一段神志较为清醒的时期，药物抑制了格伦的部分精神错乱，所以他成功地拿到了G.E.D（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普通教育发展证书）。但他从未上过大学，也从未保住过任何一份工作。相反，他靠残疾支票生活，往返于政府补贴住房和精神病患者的集体之家之间。
幻觉总是来了又去，因为这取决于他是否服药。他强迫自己抽烟。他变得如此痴迷于一些与圣经有关的包罗万象的思想，以至于不愿意洗澡。他让自己的生活环境变得肮脏，并且不再吃东西。如果不是因为母亲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他，他可能早已流落街头。
格伦患精神分裂症几年后写的诗。
自始至终，比格伦小三岁的塔玛拉·赛尔（Tamara Sale）一直扮演着一个永远冷静的妹妹的角色（塔玛拉要求我们不要在报道中使用格伦的姓）。当她善良、幽默、富有创造力的哥哥突然被偏执情绪的爆发所控制时，她会试图让他平静下来，同时又控制不流露出自己的恐惧。
她变得非常不信任心理健康专家，因为他们认为格伦不应该去找工作，并敦促家人停止资助他（父母忽视了这一建议）。塔玛拉有一种幸存者的内疚感，因为她体验了哥哥永远无法经历的：毕业、结婚、工作。“在现实生活中，精神病就像一场地震，”她解释说，“并且是一场大地震，你会发现自己不再相信所生存的地球，精神病也是如此，无论是对于经历过的人来说，还是他们身边的人。”
塔玛拉最终定居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郊区，在当地的一家精神健康机构工作。21世纪初，在工作中她听说了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开发的一种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全新方法。塔玛拉震惊地发现，这个项目对精神分裂症采取了与哥哥所接受过的疗法截然不同的态度。
从前，塔玛拉和她的家人曾屡次被告知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无药可医的疾病。相比之下，这些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确信，只要在正确的时间进行正确的治疗，许多患者都可以过上相当正常的生活。
这种治疗方法基于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颠覆了科学家们对精神分裂症的认知：如果精神分裂最具破坏性的症状——即那些吞噬了格伦的人格并摧毁了他的生活的症状真的可以预防，一切会不会有所不同？在其他国家，这种方法正在以精神科医生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但在美国，它所涉及的范围仅限于少数学术和专业机构，甚至在医生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士中也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具有潜在变革性的方法。
我们委托格伦来描绘精神病各个阶段的感觉。第一张：“我很冷静，但我知道自己的大脑中有些异常。”第二张：“我有种古怪又警惕的感觉，这有点不对劲，但具体又说不出来。呢喃细语。”
没有多少人会把精神分裂症列入给美国社会造成负担的主要疾病之列，但事实就是如此。精神分裂症影响着大约1%的人口，大约是帕金森症患者的三倍。由于这种疾病通常出现在青春期或成年早期，它比白血病和艾滋病等疾病会消耗更长的健康寿命，患者也会更早死去，比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早12年。经济学家说，精神分裂症每年给美国造成至少600亿美元的损失，甚至可能还要多。
我们为患者的各种需求买单，当他们得不到所需的帮助时，我们也会为此付出代价。超过4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最终住进了有监督的集体住房、疗养院或医院。另有6%的人通常是因为轻罪而锒铛入狱，还有同样比例的人则会流落街头。
长期以来，精神分裂症被研究人员称为“精神病学研究的墓地”。19世纪90年代，德国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开始提出精神疾病的分类，他专门对一种似乎出现在十几岁晚期和二十岁早期的特殊疯狂症进行了诊断，这种疯狂症综合了妄想、幻觉和严重的认知障碍等特点。这在当时被称为“早发性痴呆”，字面意思即“过早的痴呆”，这与克雷佩林对大脑不可逆转瓦解的理解是一致的。
大约10年后，瑞士精神病学家尤金·布鲁勒（Eugen Bleuler）将这种疾病命名为“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这个词来自希腊语中的“schizein”（分裂）和“phren”（精神）。布鲁勒确定了精神病学家至今仍在使用的4类症状术语——异常联想、自闭行为、思维异常和矛盾心理。然而，这些见解并没有给治疗带来任何重大进展。
布鲁勒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都是弗洛伊德的信徒，尝试心理疗法，而其他人则尝试脑叶切断术和诱发癫痫发作，试图将精神分裂症“电击”出体外。不管采用何种方法，最终的结果通常都是将患者终身监禁在某处。
直到二战后，科学家们才开始了解精神分裂症的生物学基础。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多巴胺上，多巴胺是一种在大脑中传递信号，从而影响人体运动和情绪的化学物质。阻断大脑部分多巴胺受体的药物可以控制妄想和幻觉，减少甚至消除疯狂的外在表现。氯丙嗪（chlorpromazine，一种药物，在市场上一般被称为“thorazine”）的引入，最终引发了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呼声，因为这种药物使精神分裂症患者有可能在没有明显精神病行为的情况下重新回到他们的社区。
但这场革命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抗精神病药物（包括更新的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会导致严重的副作用，如肌肉运动障碍和体重增加等。这也是4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18个月内停止服药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抗精神病药物对精神分裂症的“积极”症状有效，如幻觉，但对“消极”症状的影响可以说是毁灭性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会丧失专注力、毅力，甚至继续交谈或保持眼神交流的能力。他们逐渐脱离常态，当失去了自己个性的本质后，他们会开始疏远那些关心他们的人。
记录罗马尼亚某精神病院病人的纪录片《上帝吹萨克斯，魔鬼拉小提琴》（Dumnezeu la saxofon, dracu la vioara，2004）剧照。© Alergic Blog
但并非每个人都如此，由于一些研究人员尚不清楚的原因，有些人实际上完全是靠自己康复的。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心理健康专家们普遍认为，绝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永远不会过上独立的生活。
挑战着这一概念的发现来源于偶然，这在医学领域经常发生。多年来，研究人员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中的重要部分比正常人要大，包括控制决策的前额皮质，负责电信号传输、形成思想和情绪的神经连接灰质也要薄一些。然而，发现这一现象的研究人员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已经与疾病斗争了一段时间的病人。因此，他们不知道大脑中的这些差异是由疾病还是药物引起的，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当他们开始研究那些最近才出现症状的患者时，他们发现前额皮质和灰质的变化远没有那么明显。患者对药物更敏感，这意味着标准的高剂量会产生更多让人虚弱的副作用，而低剂量则足以控制幻觉和妄想。新诊断的患者对认知疗法的反应也更好，这有助于他们处理那些不规则的想法。
最终，研究人员注意到了一个关键变量：未接受治疗的持续时间。他们认为，症状首次出现与接受治疗之间的间隔越短，获得有意义的康复机会就越大。
精神病理学家帕特里克·麦戈里。© Australian Doctor
第一批将这些见解付诸实践的精神科医生之一，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澳大利亚人帕特里克·麦戈里（Patrick McGorry）。他当时在墨尔本的一家研究医院工作，并且对那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遭遇感到十分震惊。
“这太可怕了，”麦戈里告诉我，“他们拿到了所需要药物的10倍，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然后就被扔回社区了。”也许抗精神病类药物控制住了患者的一些不正常想法，但却让他们的生活变成了一片废墟。
上世纪80年代末，麦戈里决定尝试缩短症状出现和接受治疗之间的时间。首先，这意味着要尽早发现这种疾病。最为明显的初期迹象是妄想或幻觉，经过几周、几个月或几年后，精神分裂症患者可就会失去“判断力”，也就是说，他们再也无法分辨自己所遇到的奇怪声音和幻象是否真实。最终，患者开始出现精神分裂的症状，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后，他们会彻底丧失使自己正常运作的洞察力。当时，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在至少一次发病后才开始接受治疗。
麦戈里和他的同事们最终制定了一份十分冗长的调查表，临床医生可以用它来判断精神病的警告信号。麦戈里说，一旦有潜在患者被确诊，他的诊所就会提供紧急治疗。他将低剂量的药物治疗与传统精神病学提供的更全面、更多样化的服务结合在一起，其中包括帮助精神分裂症患者完成学业或保住工作的应对技巧，旨在阻止更多人永远无法康复的恶性循环。
这种被麦戈里等人称为“早期干预”的策略，在精神卫生领域是最前沿的，但它实际上是按照医生们几十年来用来降低严重身体疾病发病率的相同逻辑运作的。例如，为了对抗心脏病，医生会筛查高血压，并开药来控制，但他们也建议患者通过节食和锻炼来避免体重增加。自1972年以来，冠心病的死亡率就已经下降了大约一半，研究人员认为，基本的预防保健在达到这一目标方面的作用与外科手术的进步不相上下。
然而，这一概念直到最近才被应用于精神病学。从历史上来看，医生通常只在严重的精神疾病晚期阶段才会使用大剂量的药物结合治疗，并认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最终，麦戈里在精神分裂症和癌症之间建立起了一个具体的类比。医生认为癌症有不同的阶段，从早期发现可以大大提高生存率的第一阶段，到晚期的四阶段，癌症不断扩散，治疗重点也逐渐转移到控制患者器官衰退上。在麦戈里的概念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会经历症状逐渐出现的“前驱期”阶段和“首次发作”阶段，平均而言，这两个阶段涵盖了首次发作前的两年。最后一个是“严重”阶段，这时疾病会导致许多患者的病情持续恶化，即使有可能逆转也是十分困难的。
麦戈里认为，通过与第一或第二阶段的患者接触，精神科医生可以防止疾病发展到其最具破坏性的时期。“在80年代，我们所看到的几乎都是第四期精神分裂症，”精神病学家、全国精神疾病联盟医学主任肯·达克沃斯（Ken Duckworth）说，“这就好比你是一个肿瘤学家，你所看到的都是已患有转移性乳腺癌的人。”
1996年，麦戈里和同事在《精神分裂症公报》（Schizophrenia Bulletin）的一篇论文中发表了一些早期发现。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表示，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总体情况相比，那些在墨尔本诊所就诊的人在医院里待的时间大约是前者的一半，在一些（尽管不是全部）标准的精神病评估测试中的得分更高，表现出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也更好，并且还保留了动力和同理心等特质。
（academic.oup.com/schizophreniabulletin/article/22/2/353/1928366）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包括丹麦、英国和美国，都得到了类似的鼓舞人心的发现。精神病专家戴安娜·帕金斯（Diana Perkins）在北卡罗莱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从事早期干预项目已有10年之久，她说：“过去治疗临床精神分裂症时，我没想到人们会这样好起来。因为在如此精神错乱的情况下，康复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一张：开始流汗；窃窃私语开始变得大声；出现幻觉。第二张：自言自语的声音越来越大；恐惧和愤怒随之而来；感觉每个人都在反对我，想以最坏的方式伤害我。
一开始声音很微弱，嘘…嘘…但很快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坚决，越来越不祥。你很丑，你很可怕，你是个变态，你很恐怖。
2012年，21岁的马尔·J（Mar J，她要求我不要在文中使用她的真名）和她的母亲住在纽约。她的生活并不轻松，因为从小在一个大家庭里长大，曾被一个亲戚虐待。但她已经读完了高中，现在大学学习刑事司法。她仍然记得那一天，她开始听到那些声音。“它落在我的身上，”她简单地说，“这就是当时的感觉。”有时会是亲吻声，有时又像是做爱时发出的呻吟声，有时他们会为她穿的裙子是否漂亮而争吵。最终，他们成了她脑海里不间断的对话，这让她甚至无法静下心来思考一件事。
一位精神病专家认定，马尔患有精神分裂症，并给了她一篇关于这种疾病的文章，以及一张抗精神病药物的处方。她说，这些药片让她觉得自己像“僵尸”一样，连续睡了两天，无法控制地流口水，双腿都麻木了，走路时一瘸一拐的。在保险公司停止支付她的治疗费用后，马尔J被迫停止服药。那是她第一次精神崩溃。
2013年的一个晚上，马尔开始确信自己的朋友和同学们正在密谋毁掉她的学业。她开车去了几户人家，下车后尖叫道：“你们是邪恶的女巫！我知道你们在打什么主意！”其中一所房子中走出来一个男人叫她闭嘴，最后一拳打在她脸上。她试图开车从他身上碾过去，撞到了两辆停在旁边的车，自己的车也受损严重。当回到家时，她还在精神错乱的痛苦中挣扎，于是母亲报了警，警察把她送到了精神病院。
在那里，马尔服用了大量药物，并被转到了一家门诊诊所。她说，那里的工作人员除了给她提供更多的药物外几乎什么都没做，没有人提到她是否有可能重返学业。几个星期后，她又听到了那些声音，所以她在母亲家的墙上写下圣经经文来“驱走魔鬼”。她回到了医院，但是这一次她没有去门诊。
政府通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医学研究上每投一美元，只有不到四美分被投入到精神疾病研究领域。
注：1美元=100美分
是第三次精神崩溃改变了她的生活。同母亲吵了一架后，马尔从布朗克斯开车到皇后区，在商场的停车场里睡了好几个晚上。她在快餐店找了份工作，在他们的卫生间里洗漱，当头脑里的声音太大时她就重新开车上路。大约在第五天晚上（马尔已经不记得所有细节），她开车进入曼哈顿，一直开到西区的168街。当她看向其他汽车时，发现司机是她认识的人，所以她确信有人在跟踪自己。
最终，马尔在一名警察面前非法右转，被拦了下来，警察发现她的母亲报了车辆失窃。但这名警官并没有逮捕她，而是打电话给她的父母，将她送进了纽约精神病研究所。这一次，她被转介到了一个名为OnTrackNY的早期干预项目。
首先，一名工作人员证实，马尔不到30岁，她的第一次精神崩溃发生在过去两年之内。随后，她开始每周接受两次治疗，工作人员与她密切合作，并制定治疗计划。这就是被称为“共同决策”的早期干预核心原则，旨在帮助患者在自己的护理上投入更多精力。
一位负责任的精神科医生给她换了一种副作用更小的低剂量药物，治疗师帮助她制定应对妄想症的策略，工作人员还陪同她到法院解决那晚在曼哈顿附近驾车时发生的交通违规事件，并与她的学校联系，为她的疾病做出特殊安排。此外，马尔J与一位就业顾问达成协议，后者已经为她安排了求职面试，并帮助她准备面试。有时他们会去帕涅拉面包店喝咖啡，谈论她大学毕业后想做的事情。
马尔将很快完成为期两年的项目，不过在那之后工作人员仍会给她打电话咨询一些事。在未来，她的健康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是否有决心维持治疗方案，并在需要时寻求帮助。与马尔一起工作的人告诉我，她几乎没有错过任何约会，尽管她的通勤路线需要乘坐两个多小时的巴士和火车。“我们希望让病人越来越好，”马尔的治疗师刘楠楠（Nannan Liu，此处为音译）说，“并没有人教我们这样去做，但我们应该如此。”
德国艺术家兼精神分裂症患者奥古斯特·纳特尔所画的“我处于幻觉时的眼睛”（My Eyes at the Moment of the Apparitions）。© wikipedia
今年6月，我在上西区的OnTrackNY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马尔J时，她穿着整洁的短裤和纽扣上衣，黑色的卷发轻轻垂在耳朵上。我们交谈的时候，她看着我的眼睛不时微笑，坐得笔直笔直地。去年，她几乎所有的成绩都是A，这个学期她上了五门课，而不是通常的三门，以弥补她因疾病所失去的时间。在我们相识的几个月前，她在一家小剧团的话剧中赢得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她的治疗师出席了首演）。
马尔说她可能想从事法律工作，同时也在建立自己的网站来帮助精神分裂症患者。她告诉我，自己仍然能听到那些声音，但在治疗师的帮助下，她正在学会忽视它们。“思绪如潮水般涌来，你无法阻止它们，你只需要让波浪流淌，”她解释道，“你只能放手。哦，出现了一个想法，那就让它继续，就像打嗝，你没办法阻止。”
听了马尔的演讲，我被她和格伦的共同之处所震撼。他们都是聪明的年轻人，却患了这种可怕的疾病。虽然格伦一直没有康复，但马尔似乎很有希望战胜疾病。
今年7月，我前往俄勒冈州见了格伦的妹妹塔玛拉，她现在是该州早期干预行动——早期评估和支持联盟（Early Assessment and Support Alliance，下文简称EASA）的负责人。
我们坐在她位于波特兰的办公室里，窗外是市中心的天际线和喀斯喀特山脉。塔玛拉有着圆圆的脸，她在听的时候经常点头，说话的语调也很柔和。“多年来，我一直在试图寻找是什么帮助了格伦，这几乎充斥了我整个人生，”她说，“随着对早期干预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逐渐意识到，它让我头脑中的故事成为了现实，成为了生活中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格伦、塔玛拉与他们的父亲。
EASA是美国最早开始的早期干预行动之一。它的治疗方案与OnTrackNY非常相似，但特别之处在于它努力在人们精神崩溃之前就做出行动。工作人员对学校教师、社区学院教员、卫生保健提供者和执法官员进行了有关精神病的警示信号教育，比如突然退学、对工作或学习失去兴趣，或是听起来不合情理的公共场所情绪爆发。（目前，精神病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开发一种血液测试法或其他方法来鉴定可能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但一些专家和倡导者担心在患者出现症状之前会发生过度诊断、过量用药或过早治疗等问题。）
在和平医疗集团（PeaceHealth Medical Group）运作下的EASA尤金办公室里，我遇到了一位魅力非凡的25岁同伴支持专家阿彻（Archer）。在6年前被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之后，他参加了这个项目。他说：“这个项目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离开了母亲的地下室，我本以为会在那里生活一辈子。”
阿彻的经历使他对如何与那些在正式场合交流困难的病人接触有了不同寻常的见解，他喜欢和对音乐感兴趣的病人一起弹吉他，并且还发现精神病患者在长途汽车旅行中更容易开始交谈。他解释说：“感觉像是突破了双方之间的障碍，我和病人之间进行了心灵上的对话，而不仅仅是面对面的问诊。”
在麦戈里和他的团队发表了初步发现的近十年后，出现了大量可靠的支持早期干预的科学研究机构。就在今年夏天，耶鲁大学研究人员的一项突破性研究表明，早期干预实际上可以节省开销，部分原因在于接受该服务的患者几乎不需要进行昂贵的住院治疗。
在EASA项目中，患者的住院率从最初三个月的近50%降至18个月后的约5%。设计并监管OnTrackNY项目的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家莉萨·狄克逊（Lisa Dixon）说，由于早期干预项目相对来说仍属于新事物，有关患者晚年如何生活以及怎样最好地长期支持他们的数据较少。但研究结果显示，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国家卫生保健系统提供了高覆盖率的早期干预服务，并且在欧洲和加拿大也被广泛应用。
然而在美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的高级官员罗伯特·海因森（Robert Heinssen）指出，尽管研究人员在早期干预的研究和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真正可以提供治疗服务的项目相对较少。
2014年1月，在康涅狄格州纽敦市桑迪胡克小学惨案发生后，几位议员联系到NIMH和全国精神疾病联盟，寻求如何改善精神疾病患者治疗的建议。专家们建议在早期干预上投入更多资金，因此美国国会为启动该项目的州拨款2500万美元。但是，即使每个州都拿出自己的那份钱，也仅仅只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大约100个早期干预项目。
“彻底的分裂。我只想逃跑，躲进一个箱子里，远离一切，甚至远离自己，就像我的灵魂要脱离身体。世间万物都在企图谋杀我。我的一切行为都源于恐惧。”
毫无疑问，美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原因之一，就是医疗保健融资系统的严重失调，尤其是在精神健康领域。在其他国家，国家卫生保健系统具有制定优先事项和预算的广泛权力，上级可以更快地对新兴研究做出反应，放长对社会投资的眼光，因为与保险公司不同，他们不需要取悦股东。
《平价医疗法案》（The Affordable Care Act）为更多的美国人提供了获得保险的机会。但美国的私人保险公司并不具备处理严重精神疾病的能力，所以他们会尽量避免此类情况。他们把心理健康护理交给“分身”公司，这些公司倾向于推广廉价、简单的治疗方法，比如药物治疗，但忽视了劳动密集却更有效的治疗方式，如理疗和支持，即使这些方法更省钱。
尽管保险公司理应复盖所有“医学上必须的”精神健康服务，但这些公司几乎都不够资格。许多研究人员认为至关重要的服务，比如帮助患者留在学校或保住工作，可能不符合报销条件。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精神科医生珀金斯说：“付账单时，所有东西都需要有一个代码，但在职业服务领域却很难做到这一点。”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太多的人，包括一些心理健康专家，认为精神疾病与身体疾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然而，我们对精神疾病了解得越多，这种区别就显得越没有意义。麦戈里相信，筛查、预防性护理和积极早期治疗的模式不仅可以降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还可以防止其他精神疾病，如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等疾病。他带头发起了一项由政府资助的倡议，旨在在澳大利亚各地建立起“脑区”中心（Headspace centers），青少年和年轻人可以在没有医生推荐的情况下去那里，接受各种心理问题的免费咨询或治疗。“75%的精神障碍出现在25岁之前，”他说，“其中很大一部分情况发生在青少年或年轻人身上。”
美国或许还没有推出任何如此具有前瞻性的想法，但政策制定者们可以采取一些温和的措施，让情况有所不同。根据《平价医疗法案》，州和联邦监管机构可以要求保险公司覆盖早期干预服务的所有方面。即使国会将2014年用于早期干预的资金增加一倍甚至三倍，每年的成本也不到1亿美元，这对联邦预算的影响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这样，政策制定者还可以通过研究资助的形式认识到精神疾病的死亡人数与许多其他疾病的死亡人数是不相上下的。而现在，政府通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在医学研究上每投一美元，16美分用于艾滋病，11美分用于癌症，只有不到4美分被用于精神疾病研究领域。
在与塔玛拉的谈话中，我经常想起这些政策选择是如何直接影响人们生活的。7月的一个下午，塔玛拉和我去了一个公园里看望了57岁的格伦。那里有一个秋千和一个野餐区，绿树成荫。格伦穿着一件海军蓝的旧赛车夹克，袖口撕裂了，胳膊上的条纹也脱落了，黑色运动裤上有个很大的洞。在他秃顶的头上，一缕缕稀疏的头发缠绕在一起，形成了几个斑点。他浓密的胡须是白色的，除了嘴唇周围的一些被烟草熏成了焦黄色。当我们交谈时，他时不时从一个塑料瓶里大口大口地喝一种淡黄色的液体，瓶底还有些谷物，他说那是茶叶和咖啡颗粒，喝这个可以辟邪。
左图：格伦生病前画的一幅画。右图：格伦患病后画的一张素描。
精神错乱来了又去。几年前，格伦还在一个业余无线电俱乐部里，一本正经地谈论着自己的一些发明；从那时的家庭照片来看，他并没有那么蓬头垢面。2013年父亲去世后，格伦因病不能外出。塔玛拉认为，失落感可能引发了他最近的一次失常。格伦现在住在一个团体之家，在那里他得到了细心、体贴的照顾，工作人员们尊重他长期以来不吃药的选择。在大多数日子里，他醒着的时候都在喂鸟，听录音机上的圣经经文，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其中包括人类死而复生的可能性，以及一种名为“头骨传声”的技术。
格伦说：“天使和恶魔利用这种技术向人的大脑发送信息。这可能是堕落天使和神圣天使与人类交流的一种方式。使徒保罗看到了一束光，那就是耶稣在对他说话。圣经说上帝是光，而无线电又是是光谱的一部分，因此头骨传声可能也是耶稣与人交谈的一种方式。”（不过他透露说，可能会有大学生把这种技术当作恶作剧来模仿天使。）格伦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尽管说话时大多向下或向远处望去，但他还是会不时用那双明亮的绿眼睛温柔地瞥我一眼。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即使当得知塔玛拉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将“头骨传声”技术报告给联邦通讯委员会时。
后来，塔玛拉告诉我，她把哥哥所有的挣扎都视为一种激励，并始终相信他总有一天会好起来。她说：“我珍视我们之间的每一点幸福、友谊和每一次对话。”然而，有时她会想，如果格伦得到了同今天项目中的年轻病人一样的治疗，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塔玛拉还说：“格伦非常聪明，且天赋异禀。他热爱学习，想要完成学业。他渴望所有别人想要得到的东西。他想要工作，想有一个女朋友，你能明白吗？”最重要的是，医生的工作教会了她如何把一个精神病人看作是一个有希望病人。
文/Jonathan Cohn
译/钠钾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highline.huffingtonpost.com/articles/en/stop-the-madness/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钠钾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