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洪涛事件的最大遗憾：本可治疗的疾病却夺走一个优秀教授的生命

毛洪涛事件与抑郁症的认知偏差

文 | 徐迅雷

“睡前放下一切，醒来便是新生”、“控制情绪就是修行，不惧困境就是境界”、“难受一下不要紧，重要的是力避受难”……这些话都很有道理，但对于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抑郁症尤其是重症抑郁症患者而言，要想做到，那可很难。

成都大学原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毛洪涛教授轻生溺亡事件发生后，成都市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了全面调查。11月27日调查结果公布，其中提到毛洪涛“生前身心健康存在异常状况”，“在较长时间内其焦虑情绪日益加重，在认知上逐渐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并采取极端行为”，等等（据2020年11月27日《南方周末》客户端报道）。很显然，毛洪涛罹患的是典型的重症抑郁症，并因此而轻生。

抑郁症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认知偏差。毛洪涛在轻生前，通过微信反映成都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王清远的种种问题，调查结论认为与事实不符；“连续挤压三任党委书记”“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建立利益集团和独立王国”“用阴招、泄私愤、拉山头、无底线”“披着学者的外衣，满心名利追逐”“营私舞弊、中饱私囊、无视群众利益”“管理混乱、隐患丛生”“短期行为，贻误事业发展”等等情况，并不存在。这说明，毛洪涛认知偏差严重；认知偏差严重，亦证明抑郁症程度之严重。

情绪严重低落、认知功能明显下降、认知发生巨大偏差，几乎就是抑郁症从轻度向重度发展的“标配”。而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偏差，往往会指向固定的一个人，出现“聚焦化”的认知偏差。而对抑郁症患者认知偏差的认知不足，甚至对抑郁症、精神疾患的认知不足，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所谓认知，就是人们看待世界、看待万物他人的方式，关乎一个人的思想、精神、信念、心态以及健康状况。抑郁症患者的思维和认知，很容易被疾病所扭曲，对自我的认知、对抑郁症这个疾病的认知、对他人的认知与评价，都会出现偏差，不仅自责，而且责他。这种认知偏差，并不是常人之间的认知差异，与许多网友不相信成都市这个调查的“认知差”不同，而是源于生理与精神疾患。

“抑郁”一词源于拉丁语，本来意思是“深陷”或“洼地”。在人类历史上，“抑郁”很晚才被纳入医学和心理学范畴。抑郁症通常被称作世纪病，其实古已有之。现在已经很清楚：不论是从临床表现还是从病因来看，抑郁症既是精神疾病，也是身体疾病。当抑郁情绪变严重的时候，大脑的负面倾向也会随即变严重，由此“深陷”于难以自拔的“泥淖”“洼地”，外界和自身负面消极的部分会被放大、扭曲；如果不能及时正确治疗，认知偏差就可能会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精神科医生艾伦·贝克创立了抑郁症的认知治疗理论。他认为，抑郁症患者处理信息的方式是扭曲的：他们看待自己、世界和未来的眼光悲观绝望，内心总有个非常负面的声音，理解事情的方式不合常识常理。这些“认知图式”，一部分是在过去的负面经验之后形成的。而对于这种“认知歪曲”“认知偏差”，患者自己往往毫无意识；同时还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负面的认知、想法，继续来强化最初的那个功能紊乱的图式。

智者有云：“折磨我们的往往是想象，而不是真实。”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讲，尤其如此。我们知道，有两个人就构成关系，有三个人就构成社会；而处理种种关系上，往往是越让步越进步——但对于抑郁症病人来讲，这很难做到；只有把病先给治好了，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怎么治疗，这是科学问题，是医学科学一直在研究的问题。多项研究表明，对于中度抑郁症，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双管齐下”的效果，要好于单用药物治疗；而单用药物治疗效果，要优于单用心理治疗的效果。对于重度抑郁症，只有药物治疗，才显现出足够的效果。（详见法国精神科教授贝尔纳·格朗热所著《抑郁症》一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7月第1版)

毛洪涛的悲剧，首先是一个病人的悲剧。领导干部是精神疾患高风险人群，这些年来因为抑郁症而轻生的不少，这需要引起方方面面足够的重视；成都当初组成联合调查组的时候，其实就应该有医卫机构参加。回顾毛洪涛事件，最大遗憾是一个完全可以治疗的疾病，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好的治疗，不仅失去了一位优秀教授的生命，还使得本来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变得足够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