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丨从忧郁症到抑郁症，人为什么会抑郁？

又到了星期五，书评君的福利派来啦。

关于抑郁症，可能是最近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孤独、焦虑、抑郁正在成为现代人的常态。一项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球抑郁症患病人群累计超过3.5亿人，中国是抑郁症疾病负担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约有5400多万人患有抑郁症。那么，对于这位潜伏在大家身边的“隐形杀手”，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它？又如何治愈它？

本周推荐的图书，正是一本横跨社会学、文学、艺术及医学领域，起底抑郁症历史和文化史脉络，曾受到《卫报》《经济学人》《国际社会科学评论》等国外知名媒体大力推荐的《从犯愁到解愁：抑郁症的历史》，这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引进的第一本关于抑郁症历史的图书。

本周福利

《从犯愁到解愁：抑郁症的历史》

前方预警，福利来袭

“生命一天一天凋萎，是因为我们活在焦虑的阴影之下。而生命不断消耗，是因为我们总是前一天努力下定决心，第二天就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制定目标，却基本没打算坚守；我们屈服于自己的胆怯，却也承认借口都特别荒谬。”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ason）

抑郁症是潜伏在现代人身边的“隐形杀手”。我们如何认识它？又如何治愈它？

在《犯愁到解愁：抑郁症的历史》一书中，作者克拉克·劳勒用详实而生动地笔触，将约翰逊的抑郁症病史完全摊开至读者面前，让人们得以初步了解到抑郁症在18世纪的状况、其症状的变化，以及可能存在的有效治疗手段。这种疾病在现代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而实际上它却“从未过时”。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喝太多深色的烈酒，吃大量陈年的奶酪将使黑胆汁（忧郁体液）分泌过多，引发抑郁症；在近代欧洲，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曾在欧洲引发了模仿主人公维特自杀的风潮；在现代世界，标准化的抑郁诊疗手段推广，制药业资本巨头参与抑郁症的概念建构，新型抑郁症被定义，全球抑郁症患者激增。

从古典到现在，从流行了数个世纪的体液说，到在基督徒身上普遍存在的宗教抑郁症，再到与世隔绝的僧侣身上出现的淡漠忧郁症，这种疾病带给人们无尽痛苦的同时，却又在文学的推动下成为风靡一时的文化现象，成为了附庸风雅之人的“身份象征”。随着历史河流的跌宕起伏，抑郁症也历经了种种变化，更反过来对文化、社会生活领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漫长的文明岁月里，抑郁症曾经被认为是天才的禀赋。在古典时期，文学界对忧郁症有着一套颇为积极的论述。亚里士多德曾宣称，忧郁症患者都才华横溢。柏拉图也认为忧郁症和天才有关。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则是一个典型的忧郁天才。15世纪的意大利忧郁症学者马尔西里奥·费奇诺甚至直言：“忧郁症会激发人的潜能，使人成为哲学家、诗人和预言家”。这样的观点在浪漫主义时期尤其流行，而在其后的百年间，现代抑郁症才逐步登上历史舞台。

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神经症”终于被定义为一种脑科疾病，各国也开始对忧郁症进行了更加科学化、专业化的分类和研究。随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终结，忧郁症这一概念也逐渐消亡，并让位给“新型”的抑郁症。

20世纪，在医学领域德国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雷珀林和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研究对抑郁症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荒诞主义兴起的文学领域，抑郁症也有了新的形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精神病医师在治疗出现心理问题的士兵身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开始意识到“普通人也可能患上精神疾病”，这令医生们进一步关注大众的心理健康。

经过了一段充满争论的时期之后，精神病治疗的重心慢慢转移到了轻症患者上，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也变得更加清晰，而抑郁症的治疗也逐渐向面对面的心理咨询倾斜。与此同时，反精神病运动的声音也开始在不同领域响起，并和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联合起来。这场运动的拥护者们认为，精神病学是一种社会控制的范式，是一权力对于个体的规劝，是一次“正常人”对于“非正常人”的惩罚机制。

精彩试读

在整个18世纪，虽然时髦忧郁症广受各类作品的关注，但它仍然会带来十足的痛苦。而且，这种病本身，包括自杀的人完全丧失希望这种情况，也需要得到严肃认真的思考（不过即使是自杀现象，也至少在当时实现了理论上的普及）。

不同的社会群体患上忧郁症，是因为承受了不同的压力。其中有些在当时得到了认同，有些却没有。例如，女性面临着怎样的限制，就在18世纪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文字里反映出来。实际上，她的抑郁症也是一种体现。此外，诗人玛丽·琼斯（1707—1778年），约翰逊博士的朋友，还以一个“逃离疯狂之人”的身份，在诗里绝望地描述了女性的命运。小说家萨拉·斯科特（1720—1795年）也在《千年圣殿》（Millennium Hall）里描写了忧郁症，并把它和女性的境遇联系了起来。她同情奴隶，并和沃斯通克拉夫特一样，认为奴隶和女性同病相怜，都受到了白人男性的压制。在斯科特的《乔治·埃利森爵士传》（History of SirGeorge Ellison）里，奴隶承受着“精神上的压抑”，但在他们得到帮助，重获自由以后就烟消云散。

西奥多·帕森斯在他的《奴役非洲人之合法性的法医论》（A forensic dispute on the legality ofenslaving the Africans）里，认为奴隶精神抑郁，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们因为这种堕落，因为得了忧郁症，也很难接受任何形式的教育。所以，看起来以为是天生的愚钝，实际上却是抑郁。在我们看来，这类观点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但在18世纪，它却只是在社会学层面缓慢形成了一种构想。人们一直都愿意认为，犯了罪，或者精神失常，就是个人的道德有问题（同样，一个人行为端正，有理智，就是个人品德好）。应当注意的是，不一定总是由男性引发女性的精神疾病：朱迪丝·马丹（母姓考珀，1702—1781年）是个诗人，她在伟大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建议下开始写诗，来对抗反复发作的抑郁。同时，她也是著名的宗教忧郁症诗人威廉·考珀的姑妈，而且有可能对威廉产生了影响（或许是遗传上的，也或许是别的影响）。

就像今天一样，经济问题也曾经是引发抑郁的一个原因。在个人领域有一个著名例子，是德文郡公爵夫人乔治亚娜·卡文迪什（1757—1806年）。这名贵妇过着奢华的生活，却也背负巨额的赌债。在18世纪的小说里，因为家庭债务而忧郁、患病的角色随处可见。上层社会里，家产通常由男性负责，但女性也可能会因为抑郁而陷入痛苦。她们如果丧失了丈夫提供的经济保障和社会保护，处境就会尤其艰难。同样，无论是在现实里，还是作品里，类似于1720年“南海泡沫事件”的早期宏观经济灾难，也会让人忧郁，甚至自杀。

医学博士约翰·米德里夫爵士写过一份报告，报告的标题就道出了这个现象：《坏脾气与病气观察报告：包含自南海公司及其他公有股崩溃后悲惨陷入忧郁症的各阶层男女病例（从雄心高管到普通股民）》。米德里夫在报告中写道，这次股市崩盘以后，他接诊的抑郁患者人数有所增加，他还描述了大量病例。作家尤斯塔斯·巴杰尔（1686—1737年）就是受害者之一。他负债累累，又因为被控犯有伪造文书罪，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737年，他在伦敦桥下从一条船上纵身跃入水中，并留下了著名的遗书：“小加图做过的事，艾迪生也同意的事，是不会错的。”

《从犯愁到解愁：抑郁症的历史》

作者：克拉克·劳勒

译者：崔敏

版本：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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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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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截止日期：2020年11月7日晚10时（我们会通过回复留言确认福利获得者，然后请被选中的读者另外单独发一条留言，告诉书评君你的邮寄地址和联系方式）。

文案：安也；编辑：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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