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这一次的心理咨询难度远大于汶川地震”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陈俊2008年曾随上海援川救灾防疫队前往什邡堰,参加汶川大地震的灾后心理援助工作。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他又是上海第一个前往市内集中收治确诊病例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防疫一线,进行心理咨询与疏导的精神科医生。
这个春节假期,陈俊本打算带全家去东北滑雪,已经订好了机票,疫情发生后就退了票,“准备宅一个春节”。年初一下午,他在医院的工作群里看到领导正动员大家主动报名出征上海公卫中心,想到自己曾有抗震救灾的经验,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从1月26日进驻到2月10日,他在公卫中心连续奋战了15天。初到公卫中心时,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精神科医生要来一线,甚至连呼吸科、感染科的同行们也对陈俊的参与发出质疑。公卫中心感染控制科专家黎兰英是陈俊的朋友,她第一次在隔离病房中看到陈俊时非常惊讶,不明白为什么他会来,也担心像他这样没有消毒隔离经验的人参加到一线会被感染,成为医务人员的包袱。
但陈俊有他的理解,他知道从核酸检测到正式确诊,观察隔离的这段时间对患者来说很难熬,而一旦被确诊,“就像被判刑一样被盖了个帽子,患者就会更恐惧更焦虑”。彼时,社会对新冠肺炎缺乏了解,小道消息甚嚣尘上,不少患者往往会觉得“一旦患上这个病好像就完蛋了”。
针对患者在隔离治疗期间出现的心理问题,陈俊一般会先从患者关心、生气或害怕的问题聊起,逐步对患者的情绪状况和相关表现进行检查和评估,形成诊断并进行心理干预,根据患者的严重程度选择进行支持性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
陈俊曾经在隔离病房中遇到过一位年过半百的患者,她是家庭成员中第一例确诊病例,后将病毒传染给了家人,导致家人中出现了重症、危重症病例。老人非常自责,求生欲不强,直接影响到了治疗效果。
他还遇到过一起肢体纠纷,打架的是两位快要痊愈出院的男性患者。由于隔离病房处于封闭状态,空间受限且单调,无形中为患者带来了心理压力,有时使其产生烦躁激动的情绪。除了病友之间相互发泄,患者还会将压力转向医护人员,比如对治疗和隔离措施表达出不满意、不理解的态度等。
“我碰到的大多数患者症状都比较轻,一般在解决他所担心的问题或给他一些解释后,这些患者的情绪在短期内就可以得到缓解。少部分有抑郁或惊恐等急性焦虑发作的患者恢复较慢,需要进行药物治疗,我们也会持续进行随访。”
虽然有关地震、火灾和大规模传染病的心理援助都属于灾难精神医学的范畴,但相比十多年前在汶川的心理援助工作,陈俊坦言,无论是灾难发生模式还是对患者的干预条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心理咨询难度都更大。
“灾难精神医学一般会划分急性期、暴露期、重建期,根据灾难发生后的天数计算,地震有明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但把这个模式套到新冠肺炎疫情上却不适合,因为根本没办法说清哪一天是灾难发生的那一天,对于不同的人群,时间是不一样的。”
此外,在汶川大地震中,前线和后方分得很清楚,全国人民都在为汶川、为四川加油,同时后方的人很安全。但新冠肺炎疫情中,受影响的人群不再有明显的区分,所有人都会感到被威胁,不分上海和武汉,也不分医疗一线和外面的所有人,大家都对潜在的传染源有所担心。
心理咨询的难度还体现在心理干预的具体操作层面。在平时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时,为了拉近与患者的距离,陈俊都会特意不穿白大褂,避免患者“看到白大褂就血压增高”。可在公卫中心与患者交谈时,他不得不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还要时刻提醒自己避免与患者有肢体交流。“平时我们看到一个人很伤心,会拍拍他肩膀,给他递一张纸巾,但现在要保持1~2米的交流距离。穿着防护服除了闷热之外,视野也很受限。护目镜上经常会有蒸汽,对患者来说观感也不好。”
在公卫中心,除了为患者进行心理疏导,这里的医务人员也是陈俊服务的对象。
还是在到达公卫中心的第二天,陈俊就与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锋筹划开展关于医护人员持续工作状态下心理健康的调研,当天完成了病例报告表(CRF)和知情同意书的编制,并在第二天一早申请伦理快审。他希望能通过科研成果带动一线工作,从筛查中寻找可能影响一线工作人员情绪的因素,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并评估效果。
“患者需求跟医护人员不一样,医生的压力跟护士的压力不一样,在隔离病房里的一线工作人员跟在外面做后勤的压力又不一样。”陈俊每天做的,就是针对不同人群的心理状况“对症下药”。
与患者的情况有所不同,医务人员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神经紧张、睡眠障碍等生活规律的紊乱,“很多人躺下去一两个小时睡不着,入睡比较困难。”陈俊认为,这其中既有休息不好、需要随时待命抢救等客观原因,但更主要的是过重的紧张、焦虑和压力。
“医务人员压力大主要来自几方面,一是对被感染的恐惧,二是担心家人,三是繁重的工作本身。”在针对性的咨询和建议之外,必要时,陈俊会为受睡眠障碍困扰的医务人员开具新型安定类药物。与传统的安定类药物不同,这些药物的药效都是短期或中短期的,能满足一线医务人员4至6个小时的入睡需要,且醒来后不会有宿醉反应。
此外,公卫中心后续也收到了社会捐赠的一些用于松弛紧张心理的治疗仪和按摩仪。“我们将治疗仪的VR眼镜和按摩仪合在一起给医务人员使用,经过这样的一些物理治疗,大家也放松了不少。”
2月初,公卫中心在原有的A3病房楼之外另开了一栋A1病房楼,陈俊每天的工作从只负责一栋楼,变成了要负责两栋楼。两栋楼间原本不允许走动,医院专门为陈俊一个人开辟了一条通行路线,由专人把守,他笑称其为“陈俊小道”。在这条小道上,陈俊每天来回奔波,反复出入隔离病房、穿脱防护服,一天为十多位患者和四五位医务人员进行心理咨询。
在陈俊入驻公卫中心第八天后,又有四位精神科医生加入其中。陈俊看到感染控制科专家黎兰英在朋友圈里发文承认心理疏导工作很重要,又提到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也曾公开表示精神卫生在防疫救灾过程当中的重要性。
这些患者和同行的认可,都让陈俊感到欣慰,“无论是抗震还是抗疫,在一线的救灾、救治过程中,除了硬件的支持之外,心理上的支持也同等重要。这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当被问及疫情结束后最想做的事是什么,陈俊笑着说,想去东北滑雪,虽然那时候雪可能已经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