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心理专家何日辉：成为优秀“下医”后，争取成为一名“中医”

最近，我在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和知乎等网络平台上，加大了发声的力度。除了继续分享我们机构对青少年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的诊疗中的突破性发现外，我还经常就社会新闻、时事热点发表自己的看法和呼吁。

可能以往很少人会从临床精神心理的角度去剖析社会话题，所以，我的看法一发布，往往能引来众多网友的讨论或点赞。我非常感激大家的关注和认可！

可是，随之而来也有不解和质疑的声音：

何医生，你总是点评各种新闻人物、事件，推断他们可能有什么心理问题，甚至有什么精神疾病，是否有乱贴标签之嫌？

难道，医生提供医学意见或诊断，不应该遵循一套规范、专业的检查流程，不应该仅限于医院诊室之内，或者行业内部交流吗？

说实话，我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可是，我非常能够理解这种质疑，因为在很久以前，尤其是我刚步入临床，还是一名平凡的麻醉医生和戒毒医生时，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做好自己医疗上的本分就可以了，国家政策、社会现象我又左右不了，跟我有什么关系？瞎操心干啥？

但后来，随着我对成瘾、抑郁症、双相障碍等青少年心身障碍的诊疗经验越来越丰富，认识越来越深入，我彻底地改变了这种看法。

所以，我认为很有必要、认真地写下这篇文章，详细地阐述我为什么总抱着一腔热血，持续在社会舆论中发声；而医生、尤其是精神心理医生的专业发声，对这个社会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我的观念转变始于2006年。

那一年，我在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成瘾医学科任职，被科室领导委以重任，带领团队率先在国内外开展针对药物成瘾的系统化治疗。国内第一例曲马多成瘾的治愈就是我们团队实现的。

我一开始没想太多，觉得只是在医疗中的某个学科中取得了临床突破，能治愈更多的病人。但后来，这个案例和成果引发的轰动超出了我的想象。

由于这是国内首个曲马多成瘾被治愈的临床案例，背后又折射了处方药滥用的社会问题，媒体们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那次，我代表团队接受了广东本地9家媒体的采访，随着消息传遍全国，我又接受了新华社、央视多个栏目的采访，引发了社会各界尤其是主流媒体第一次对处方药滥用成瘾社会问题的空前关注。

那是我第一次在公共舆论中发表专业意见，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国家、社会、大众对精神心理问题尤其是涉及到青少年的关注和重视。

2007年，我到武警广东总队医院担任心理科主任，成立了国内首家青少年成瘾治疗中心。时任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常务副主任吕宪祥曾参观了治疗中心，听取我们的意见，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

2008年1月1日，我们国家药监局将盐酸曲马多列入二类精神药品管理，在全球做出了示范。虽然，这个政策在临床上有一定争议，但有效遏制了曲马多滥用的社会问题。

我记得，我当时的感受非常强烈——原来，医生的责任并不仅仅在于埋头治病、做研究，还在于积极地向社会分享临床发现和披露问题背后的根源，通过媒体发声，引起广泛社会讨论，从而令更多人对疾病有所意识和防范，减少危害。

而且，谁说人微就一定言轻？我们团队的临床突破，以及我们持续的专业发声，不就引发了国家决议层面的关注，助推了处方药管理的进程吗？

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作为一名专业人士的社会责任感和成就感！

不过，我当时就意识到，对某一种药物滥用成瘾只是表象，只要滥用成瘾者的心理根源和需求仍存在，成瘾者们会在不同成瘾性药物之间转化。

果然，盐酸曲马多被升级管理之后，（含可待因）止咳水的滥用问题愈演愈烈，而且部分盐酸曲马多成瘾患者又转化为吸食冰毒、K粉等新型合成毒品的患者。

这个问题再一次引起了社会各界重视，我也更加坚定了“要把临床发现和对问题根源的思考传播出去”的责任感，不断接受新华社、央视《新闻联播》、《走近科学》、《每周质量报告》等栏目的采访，希望能帮助国家和大众从更深刻的角度理解问题。

我接受《新闻联播》的采访

我接受《走近科学》的采访

在2012年前后，因为很多媒体人员对相关问题缺乏深入认识，国家药监局还正式邀请我和北大六院的于欣教授给中央级的媒体人员讲课，分析处方药滥用成瘾的根源问题。

2015年5月1日起，含可待因的止咳药水又在国内外被我们国家药监局率先列入二类精神药品管理，大大减缓了当时滥用的势头；我和我的医疗团队也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再后来，我又接触了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等常见精神心理障碍的临床诊疗，从一名半路出家的精神心理医生、前辈大咖眼中的“小白”，逐渐形成自己对精神心理障碍的独到理解，发现了疾病的心理根源，并发展出高效化、专业化和人性化的深度心理干预技术，以及系统化诊疗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精神心理障碍对亲情的摧毁力极大。许多父母因为孩子罹患精神心理疾病，前途看不到希望，整个家庭失去了重心，甚至亲子反目，家庭破碎。

而我自身独特的家庭经历，自幼父母双亡，兄妹5人相依为命，这令我对亲情特别看重。看着一个个患者家庭深受疾病的折磨，我感到自身有巨大的责任感。

而且，正因为我看到了心理根源和本质，我发现精神心理障碍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问题，其中涉及社会、心理因素非常多。然而，普罗大众、甚至部分精神科专家都缺乏意识。

很多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稀里糊涂地犯了错，很多老师在不知不觉中就对学生造成了心理伤害，这是众多青少年罹患精神心理疾病的主要原因；

还有更多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出现了严重精神心理障碍，把自己和他人置于安全隐患中而不自知！

既然我看到了这些隐患和问题，难道我还要坐在诊室中，两耳不闻窗外事，等待悲剧已经发生，疾病已经形成，病人和家属找上门来的时候，我才开始做自己的“分内事”吗？

而且，到了那种时候，哪怕我有再好的技术，凭我一己之力，又能帮助多少人？又能替多少痛苦的家庭解决问题？

2013年，我赴郑州参加一次全国性的精神医学会议。当时，一位非常权威的精神科专家在会上说：我们精神科医生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坐在诊室里看病，对外面的事莫多加评论，也与我们无关。

我当时就认为这有失偏颇。我能理解，很多行内专家是想专注临床，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但过于沉默，人人自清，或许就无意中成为了某些恶劣现象的“帮凶”。

2009年，“杨永信电击青少年”事件首次被媒体披露。我看完报道，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在博客上发文批判，成为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反对他的精神科医生。

杨永信，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之所以站出来发声，并非想当英雄，而是意识到杨永信对青少年的暴力方式，将会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了更大的伤害。我还满心期待，其它精神科专家也能发出权威的声音，引起国家重视，合力阻止这种非人道的所谓“治疗”。

可是，那时国内精神卫生学界对杨永信的行为保持沉默，“杨永信电击青少年”一事也沉寂了好几年，临沂四院网戒中心继续收治数千名青少年。

2016年，杨永信及其机构再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头浪尖，我给当时的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寄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依法彻查，但并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回复。其它精神科医生也一如既往地沉默。

2016年，我就“杨永信电击青少年”事件给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写了一封信

近10年里，我成为了唯一一位站出来反对杨永信的精神科大夫，不排除一些业内人士视我为异类。

直到临沂四院网戒中心迫于压力，被关停后，去年，终于有第二个精神科医生站出来，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牛雅娟对杨永信及其机构的做法公开批判。

直到今年年初，我国精神卫生领域领头人——陆林院士在接受采访中表示电击疗法无临床研究和循证医学依据，会给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巨大伤害，国内精神医学界才“默默地”形成共识。

时至今日，我仍放不下心中的一个遗憾：如果国内的精神科专家们能早一点重视这个问题，早一点站出来发声，能避免多少青少年惨遭杨永信摧残？

同样地，如果精神科专家们能利用如今发达的互联网，对一些社会热点发表专业看法，从精神心理角度提供积极的意见，又能令多少人幸免于患病？

医学中有一级、二级、三级预防的概念。一级预防，指的是病因预防，在疾病发生之前重视危险因素，采取预防措施。

二级预防，指的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在疾病的形成初期及时干预，控制疾病的发展。

三级预防，指的是对已患病者采取有效的治疗，防止恶化和伤残。

在精神心理卫生领域，大部分精神科医生做的是三级预防，二级预防较少，一级预防基本是空白；就算有，也仅限于传统教科书式的科普，枯燥而形式化，并不易于大众接受。

精神心理障碍的形成和苗头与家庭、校园、社会息息相关；对于很多社会事件，虽然不能、也不宜直接对当事人下医学诊断，但结合临床经验和心理规律，确实能从中看出背后的深层次问题，甚至能预测到可能导致的疾病和心理问题。

所以，如果精神心理领域的专业人士能结合相关科学知识进行分析，分享意见，能帮助大众从更积极的角度理解问题，尤其是能让家长们避开雷区，防止孩子罹患精神心理问题。

哪怕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一些专家意见引来了分歧，但真理越辩越明，只要有理有据，不恶意攻击、不侮辱，那么，多元化的声音本身就是一场积极的讨论。

在国外，有不少精神科专家将必要时的公开发声视为自身的重大责任，是对社会安危的负责。

1937年，“美国精神病学会”为了保护病人与潜在病人的隐私和名誉、避免公职候选人的心理健康问题被政敌利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也为了防止心理疾病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污名化，制定了“戈德华特守则（Goldwater Rule）”，明确禁止精神病医师在未经亲自诊断或未经病人授权的情况下评价后者的心理健康情况。

但2017年，35位美国精神科专家不惜破坏该守则，发联名公开信，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极有可能患有自恋型人格障碍，要求他接受规范化的诊疗，否则可能无法胜任总统的工作，危害国家稳定。

特朗普，图片来源于网络

无疑，这封联名公开信遭到了非议，但35位专家不改立场，并表示他们必须站出来发声，“在这个关键时刻，沉默将使得我们无法向媒体记者以及国会议员们提供我们的专业知识。我们担心，继续沉默将付出太大的代价！”

我之所以不断站出来发声，是将参与社会讨论视为我的责任！

“下医治病，中医治家，上医治国”，作为一名医生，我能亲自治疗的患者极其有限；我不敢奢望自己做到“上医”，这更多的是政治家的能力范围的事情。

我只是希望通过努力，在成为一名优秀的“下医”的基础上，能够成为一名“中医”，改变芸芸众生中为人父母的错误家庭教育观念，改善家庭关系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这会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更心身健康地成长！为“中国梦”的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一份微薄但具有独特价值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