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 | 孩子的精神疾病是一面镜子

文 / 界面财经
2019-09-26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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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场朋友聚会发生在17年前,2002年。

昔日的医学院朋友们频频举杯,其中很多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只有孙黎是儿童精神科医生。有些酒杯到了她面前,就绕过去了,别人开玩笑说,“就不用给你敬酒了,我们一般不会找你。”

孙黎开玩笑说,“你放心,以后就你一定能用上我。”

那个时候,孙黎正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读博士,同时跟随导师出门诊。此前,她在北京的天坛医院做了8年的儿科医生,并且担任了主治医生。那个年代的儿童疾病谱主要是感染性疾病,包括伤寒、痢疾和脑炎等。后来,疫苗渐渐地减少了这些疾病的患病率。她发现很多孩子有心理问题,但家长和医生都没有意识到,所以得不到恰当的诊治,例如多动症只是被归类为儿童保健,而非精神科。医学界对儿童精神疾病的研究和治疗明显滞后。

31岁那年,孙黎决定去全国最有名的精神专科医院北大六院攻读博士学位,从炙手可热的儿科到了非主流的儿童精神科。她开玩笑地说,当时全国的精神儿科医生不到200人,大熊猫都有2000多只。

孙黎喜欢和病人谈话交流,倾听别人的感受,觉得自己在理解别人方面比较有悟性。刚开始的几年,她每年的门诊量是约1000人次,其中很多独生子女的家庭。她认为,当时求医的部分家长是望子成龙,揠苗助长,影响了孩子的精神状况。

最近几年,来求诊的儿童更多了。北大六院的精神儿科医生增加到15个了,但是全国也不超过500个,孙黎每年的门诊量提高到3000多人次,整个医院的一年门诊量是数万人次。家长们从全国各地带着孩子来求医,医生们加班加点地出诊,甚至工作到凌晨。孙黎总想,举手之劳,就能帮一个孩子,一个家庭。可是,病人越来越多,病情越来越复杂,举手之劳也忙不过来了。

在我国,目前尚缺乏全国性的儿童和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率的数据,但是,区域性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率已经与国外接近,并且呈逐年增高趋势,甚至可能高于国外水平。北大六院的王玉凤教授曾做过调查研究,1985年北京地区仅儿童行为问题的检出率即为8.3%,1993年上升到10.9%,2004年北京中关村部分重点小学儿童行为问题的检出率则高达18.2%。2006年,学者徐婓等撰文称,南京地区中学生中仅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即高达14.8%。

美国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高达5%-10%;日本有1.5%的中小学生患有抑郁症,中学生则有4.1%。中国虽然没有系统的流行病学调查,但在精神医学领域已形成共识,随着儿童青少年成长环境的复杂化,各种压力不断增加,很多儿童正遭受抑郁症的折磨。抑郁症只是儿童易发的精神障碍疾病之一,此外焦虑症、多动症、强迫症、恐怖症、孤独症等在儿童青少年中的患病率也逐年增加。

儿童期的精神障碍,症状常常会持续至成人期,比如儿童多动症,如果精神疾病在儿童期不能得到有效干预治疗,60%患儿的症状往往会延续至成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曾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中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报告指出,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0年以前,全球儿童心理障碍还会增长50%,将成为致病、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

很多家长在育儿的过程中陷于迷茫,孙黎成了社交场合很受欢迎的人。她说,“朋友找我说话,没别的,全都是孩子的问题。”朋友说她太有眼光了,“当时怎么就知道选择这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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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黎喜欢心理学,在决定读博士的时候,懵懵懂懂地认为,精神科就是用医生的心去医治病人的心。后来,她在临床中发现,还需要治家长的心。

今年夏天,一个家长带着女儿来看病,声称孩子上六年级了,注意力不集中,写作业磨蹭,不听话,担心孩子有多动症。可是,通过谈话,孙黎观察到那个孩子挺好的,就让孩子先填一些测试表。通常情况下,她还会要求孩子的老师和父母都填一下,全面了解孩子的行为表现。数据显示,那个女孩的沟通能力、情绪能力都没明显的问题。而且,孩子在学校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可是那个妈妈仍然怀疑孩子有需要治疗的地方。孙黎对她说,如果你认为孩子有问题,有可能问题未必在于孩子,而是你。

孙黎认为,有些妈妈可能会追求完美。在她看来,成长过程中发生一些问题,如果符合孩子的成长规律,父母是可以等待的。有些父母把刚入学的儿童,甚至幼儿园的孩子带来就诊,觉得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注意力不够集中,可能有多动症。孙黎会问有些妈妈,平时念书时,孩子能听多久?有一个妈妈回答,只有10分钟。孙黎说,能坚持5分钟就算正常了。孩子发育需要一个过程,不要给孩子过早地贴上标签。如果对孩子的学习要求过多,孩子容易有逆反心理,恶性循环,亲子关系会变僵。

孙黎在给病人治病时,如果发现其家庭影响了疾病,就会开展家庭治疗。她强调家长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孩子,注意和孩子沟通的方式,尊重孩子的意愿。这一句看似普通的话语,挽救了不少病重的孩子。

大约十年前,孙黎接诊了一个辍学的孩子。他曾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无论是学校的功课还是课外辅导班,他严格遵循着母亲的培养计划。他的母亲对儿子的期望很高。在初中升高中时,他根据母亲的意愿,填写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中学。然而,他心有不甘。开学后,他的抵触情绪越来越严重,然后出现了情绪障碍。渐渐地,他和同学交往也产生了问题,不得不转学。病重时,他进入了北大六院住院,通过药物控制病情。

“如果孩子没有主见,背后肯定有一个太强势的妈妈。”对于社会上流行的这个说法,孙黎认为是因为很多爸爸在育儿中缺席。在家庭治疗时,她常常会要求孩子的爸爸也参加,可是他们坐在旁边,像一个局外人,对孩子的情况几乎不了解。夫妻育儿,是互动的模式,如果女性太强势,男的一方无法参与,就会干脆躲一边。看上去相安无事,实际上对孩子不好。孙黎说,这是社会病,父亲缺席,女性当全能妈妈。如果是职场女性,会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她们想高效地管理孩子,然后,去完成自己的工作。这样,就会变得所谓的“强势”。

孩子的剧变让那位母亲非常痛苦。孙黎提醒她,“能不能试着往后退一退,不用帮他做决定?凡事你来决定,就是代替他成长了。” 那个妈妈慢慢地改变了对儿子的养育方式,陪伴他走过病情反复的岁月。

精神疾病是社会、心理和生物学因素共同作用的疾病。随着社会氛围变化,精神疾病的情况也随之改变。二胎政策实施后,大孩子的心理状况值得关注。

越来越多的孤独症、多动症孩子被确诊;厌学的、网络成瘾的病人也越来越多。 此外,“不要输在起跑线”这个错误的教育理念在普遍地指挥着家长和老师,很多学龄孩子出现了抑郁和焦虑的精神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初二现象”。13岁左右的初中生在经历了“小升初”大战的之后,马上又要准备考高中,除了学校的“题海”,放学后又是课外班。如果累积的压力得不到释放,家庭和孩子又沟通不畅,孩子们就会产生抑郁和焦虑的情绪,甚至自残。孙黎在门诊室看到很多初二的学生,女孩居多,挽起袖子,都是用刀片等利器刮的一道道伤痕。这些病例,孙黎在10年前都很少遇见。

目前,整个医学界对精神疾病的病因都只是在探索阶段。她在临床中发现,某些孩子有天生的劣势因素,但是,如果父母采取开明民主的方式来教养,带着孩子去参加各种活动,多动症的发生率就降低。可以说,精神科疾病的治疗是药物、心理治疗和家庭治疗共同完成的。

孙黎医生。正午记者罗洁琪拍摄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正午记者罗洁琪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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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儿童和青少年的很多精神疾病的病因并不是特别明确,曹庆久说,可是目前已经发现了一些危险的因素,例如母孕体的抽烟可能会导致孩子有较高的多动症发病率;再比如环境污染,PM2.5的浓度、有机磷的使用等,这可能会和儿童孤独症、多动症发病率都有关系……曹庆久认为,对于不良因素,尽量避免,如果避免不了,还是要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早期治疗。

曹庆久是孙黎的师弟,两人都是北大六院王玉凤教授的学生。作为儿童精神科的医生,他常常感慨,现在,能够生出来、养出来一个心理健康的孩子,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每个年龄段都有不同的问题需要操心。

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来求医的病人不太一样。年龄特别小,三岁以下的孩子常见于孤独症,这些疾病的症状在生命早期就能发现,例如孩子语言发育比较迟缓,社交活动也比较困难。到了五六岁的学龄孩子,被确诊多动症的比较多;到了青春期,就是抑郁和焦虑的孩子比较多了。据最新的科研数据,孤独症的患病率越来越高,高达59分之一,多动症是6.26%,国内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10%。抑郁和焦虑症发生率在青春期孩子的终身患病率达到20%。这意味着,如果有5个人曾经在青春期有过抑郁和焦虑症状,那么其中有一个就可能终身患病。

青春期是非常特殊的阶段。孩子的心理才开始逐步成熟,身体上可能已经发育成熟,孩子的自我意识发展,会呈现个性,甚至喜欢标新立异。而很多家长的教育方式还没变。小时候,家长对孩子是手把手照顾,到了青春期就容易引起孩子反感。这时候,家庭往往容易产生矛盾,一方面孩子要独立自立,另一方面家长又不能放手。在学校,他们也容易和老师、同学产生矛盾,反抗功课压力,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身体的激素分泌会导致情绪的变化,再加上社会和家庭的各方面压力,就会让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率增高,女孩的患病率有可能是男孩的两倍。

对于青春期孩子的症状,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心理问题,往往需要整个家庭的变化。曹庆久认为,父母和孩子的沟通模式,不是靠医生在病房说几句话就能改变的,需要一个反复而且很漫长的过程。很多家长都是更加关注成绩,很少关心孩子各种各样的体验和感受。很多孩子觉得自己很孤独,得不到家长的理解。

曾有个北京的初中女生,在母亲陪伴下走进曹庆久的门诊室。掀开袖子,上面都是用刀子刮的新旧伤痕,一道一道的,部分还有血痂。女生说,疼感能缓解内心的焦虑。

她从小就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各种考试和比赛都是名列前茅。英语通常都是满分,连99分都很少出现。有一次,她的英语考了97分,妈妈的脸马上就沉下来了,很严厉地责问她为什么分数会这么低。这些都让她时刻处于紧张之中。

另外,由于她从小优秀,父母就认为她是个很省心的孩子,很少去关注她的情感和生活上的变化。她自己说,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被紧张和焦虑笼罩,认为自己必须要有很好的成绩,否则父母会很失望,她在同学中也很丢脸,被老师看不起。到了初中后,功课压力大了,她并不能每次都达到家长和老师定下的目标。这种压力,她没法对父母宣泄,于是,回到家就把房门关上,不和家人交流。而一墙之隔的父母却以为,她是在房间安静地学习。

到了初中二年级,父母发现她的自残行为,才意识到问题很严重。但她已经把父母长期的高要求内化为自觉的标准,“成绩好就是有价值的,就会受人喜欢;如果成绩不好的话,就是没有价值”。据曹庆久的临床观察,这种孩子往往自己很难降低对自我的要求,这也意味着,很难摆脱焦虑和抑郁的情绪。这需要整个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的改变,例如家长、老师对她的学习成绩是不是真的能够放下,让她有权利自我管理。家长要学会接受孩子不可能一直优秀,成长会有曲线。另外,如果孩子找到一个学习之外能够体现价值的地方,也应该给予正向的肯定。这样的话,孩子才有可能慢慢一点点变、缓解症状。

在做家庭治疗时,很多家长的逻辑都是,成绩好才能考上一所好大学,考上好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孩子有出息,父母才有面子。是否做到这一切,孩子就一定会有快乐的人生?曹庆久说, 很少家长会想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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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庆久的大部分病例中,家长带孩子来医院看病,就说明家长有改变的动机。但是,每个家长改变的动机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的价值观和文化层次不同,决定了最后的改变程度也不同。有的家长改变起来很快,有的需要一个过程,有的家长甚至到最后改变也不大……而这些,都最终决定着每个孩子的康复程度。

曾有个农村的母亲带着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来求医。他整个身体是蜷缩的,腿的肌肉萎缩了,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交流,唯一能和别人进行交流的方式就是右手写字。

几年前,他的母亲带着他改嫁,然后生了一个弟弟。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养父因为家庭经济负担很重,长期在外打工,母亲在家照料两个孩子,有什么好吃的零食,先满足小儿子,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小儿子身上。他感觉受到了冷落,对弟弟也产生了嫉妒的心理,但是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家人对此没有察觉。

某一天,他在学校和别的同学发生矛盾了。同学踢了他一脚,他觉得疼,只能慢慢地走路,后来渐渐地就不能走了。母亲带他去医院检查躯体的原因, 可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后来,就怀疑他是装的,把他留在家里不管。他整天在床上闭眼呆着,不走路,不说话,身体的肌肉萎缩得越来越厉害。半年之后,整个身体都不能动了。

一个救组贫困儿童的基金会发现了他的病情,送他去了综合医院治疗。医生说,找不到躯体原因,就可能是心理问题。于是,他被转到了北大六院。在详细了解发病经过后,曹庆久初步诊断是分离转换性障碍,属于癔症性瘫痪,主要是心理原因导致的。

北大六院为他成立了一个团队,从药物到心理治疗,进行救治,还进行了家庭治疗。最初,他的妈妈并不相信需要治疗,仍然认为是孩子装病。曹庆久花了很长时间去劝说那个母亲,孩子是真的生病了,是心理上的病。建立了信任关系,医生才能和家长进行有效的沟通。

在进行心理治疗的同时,康复科的医生用石膏塑形,让他先坐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再一点点地往外扩,帮助他逐渐达到一个正常的姿态。病房的医生给他提供了足够的心理支持,带去了玩具、收音机,鼓励他和医务人员交流,对他进行催眠治疗。一开始,他只能用纸笔交流。住院了两个多月之后,春节时值班的一个女医生,突然听到男孩用很小的声音喊阿姨,她喜出望外。从那以后,他渐渐地恢复了语言功能,也能很慢地走路了,虽然不稳当。

四个月后,男孩出院了,然后,持续了一年左右的门诊随访。医生向家长交代,在照顾小儿子的同时,也要满足大儿子的合理需求。一年之后,他恢复了正常上学。

这样的结果是曹庆久始料不及的,没想到一个严重的癔症病人可以康复到这个程度。但同时也反映出,儿童精神疾病和家庭有很大的关系,社会提供的各种支持系统也很重要。起码心理上,要让孩子有安全感,感觉到爱。很多人幼时缺爱,虽然能顽强地活下来,但是内心会比较痛苦。有些人,在长大之后,需要花很长时间,甚至花一生的时间去寻找内心渴望的情感。

曹庆久医生的工作照。图片由采访者提供
曹庆久医生随身带着记事本,记录着病人的症状,提醒查房时额外关注。图片由采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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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科医院的病房里,留守儿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患病群体。在曹庆久看来,如果父母的陪伴可以分为物理陪伴和精神陪伴的话,大量留守儿童就是两者都缺的群体。

曹庆久曾接诊过一个自杀的农村少女,是留守儿童,父母和哥哥都长期在外打工,她在老家和爷爷奶奶同住。读初中的时候,她患了抑郁症,最近一年频频有自杀的行为。某一天,她又悄悄地服了大剂量的药,被家人发现并送去医院洗胃。住进北大六院后,在医生问诊时,她控制不住地嚎啕大哭。

儿童对不良环境的耐受力是要差一些,成年人遇到恶劣环境,会有策略去抵抗打击,但是儿童还没有。他们需要更好的环境保护,内心才能逐步成长起来,才够健康。所谓挫折教育,是某些家长有意让孩子吃苦,如果不能吃苦了,他们还有退路,得到保护。但是,有些孩子没有退路的,缺乏支持系统,例如很多留守儿童。

这个留守女孩就是没有退路的孩子。父母和哥哥都长期在外面打工,她和爷爷奶奶在老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母亲生病,需要钱治病,哥哥娶媳妇也需要钱。每次,当母亲离家,她都会哭着求母亲在家陪自己。上初中后,学习有压力,和同学关系处理不好,她没法和爷爷奶奶沟通,也得不到帮助。她对医生说,希望妈妈能留在家里,可是,她知道家里很缺钱。所以,她为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自责,也很矛盾。产生了情绪问题后,她更为自己生病拖累家庭而自责。因为女孩的自杀欲念太强,医生安排了住院治疗,同时和家长做家庭治疗。

在治疗中,曹庆久告诉病人的母亲,如果不得不出外打工,要设法满足孩子情感上的需求。比如打电话时,用更加积极的方式去沟通情感。有些父母,整天在家陪伴孩子,也未必能理解孩子,不能满足孩子情感的需求。当孩子讲述学校的事情、和同学的矛盾,家长要先去接纳孩子的情绪,给予共情,鼓励孩子倾诉。在孩子愿意沟通时,再告诉他们一些合适的解决方法。这样的步骤,会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支持,感受到自己被爱。

在治疗的过程中,曹庆久很少对家长或者孩子讲爱。他相信,每个送孩子来医院的父母都是爱孩子的。除了药物,他侧重于从沟通和交流的角度来解决孩子的情绪障碍。很多家长误以为,当孩子哭闹时,纵容这些情绪,就是溺爱;或者,当孩子的情绪还没宣泄出来,很多家长就迫不及待地说教,用成年人的价值观来作出判断。渐渐地,孩子的情绪被压抑,亲子关系产生对抗,如果是在青春期,孩子更容易产生情绪障碍。

那个自杀少女的病情并非仅仅是青春期导致,她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了青春期情绪的范围。曹庆久认为,她的病情反映了大量留守儿童家庭的共同特点,就是缺乏陪伴,缺乏有效的沟通,孩子的情绪长期遭受压抑。留守儿童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发生率比较高,女童更甚,最后甚至导致辍学,自残自杀。

城市家长容易过度关注,用放大镜看待孩子的一些缺点;而留守儿童的家长则经常是走向另一面,受到本身文化素质和生活条件的限制,对孩子的关注远远不够。当留守儿童的社会性根源尚未解决时,曹庆久认为,虽然没有物理性的陪伴,但是起码可以改变沟通方式。这个转变,可以为留守儿童争取一定的心理健康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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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留守儿童一样,父母离异家庭的孩子,也是精神创伤机率很高的群体之一。

曾经有一天,曹庆久的病房收了6个孩子,其中4个孩子的家长都是离婚的。他认为,并非单亲家庭不可以培养出心理健康的孩子,但是让孩子长期目睹父母吵架,一定会遭受精神的创伤。

那4个孩子的症状是情绪低落,悲观,焦虑,自卑,甚至认为自己没有价值了,活着是父母的负担。症状严重的孩子甚至会有自残、自杀的倾向。在家里,感情破裂的父母们互相攻击,在孩子面前诋毁对方。有些孩子尽管很爱爸爸,但是却被禁止流露出对爸爸的好感,甚至不让见面。成年人的矛盾和压力被转嫁在孩子的身上,这是曹庆久常见的病例,很少有父母能让孩子在离婚过程或者离婚之后,仍然能感觉到父母双方的爱。

两年前,一个六年级的孩子有了自残症状,母亲带着她来到北大六院。她的父母关系不好,虽然没有离婚,同一屋檐下,一个睡卧室,一个睡沙发。妈妈对她的学习要求很严格,成绩一旦不好了,就会反复批评。她觉得家里的气氛不好,情愿在外面写作业,也不愿意回家。有一次,她考试不好,妈妈又骂她,当时是冬天,她就穿着内衣内裤跑到阳台,想把自己冻死。可是,她妈妈说,“冻死就冻死,成绩不好,你还敢生气!”

随后,她开始逐渐出现自伤的行为。在家里,父母情绪都不好,也甚少关注她的情绪,只是想死死守住她的学习成绩。在学校发生了矛盾,她也不愿意回家倾诉,因为往往只是被批评,“你怎么又和别人发生矛盾了,就不能大度一些吗?”她不想再听这样的大道理。直到一次她自伤得太严重,被送到精神病院住院治疗。

孩子的父母都认为,尽管吵架,但双方不离婚,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殊不知,不和睦的家庭反而可能给孩子造成更大、更深重的伤害。

曹庆久给家长解释了孩子的情感需求,包括家庭气氛和充分的沟通。当孩子不开心时,父母要关注她的情绪,及时疏导。必要时,父母应该做一些夫妻关系的治疗。孩子出院后,有一段时间,家里的吵架少了一些。但上初中后,父母吵架又频繁了,孩子的情绪又多起来,重新出现了自伤行为,再度休学住院。孩子甚至觉得,如果自己生病住院了,家里的气氛反而会好一点。

第二次住院后,孩子一直在接受心理治疗,但是,她的家庭只能发生有限的变化,而这决定着她的病能否根治。对于未成年的孩子而言,家庭既是引发病症的诱因,也是从根本上治疗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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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磊是北大六院进食障碍科的医生,病人一般都是16岁以上的年轻人。这些青少年的病者身上,仍然折射出,在成长过程中,影响精神疾病变化的种种因素。

对于已经成年的病人,杨磊不主张患者和家属去寻找病因,例如是否因为教育方式不够好,父母犯了错误,孩子才患病。在问题发生后与其找原因,带来压力和自责,不如找解决方法,大多数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至少可以改善。他主张寻找积极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例如家庭关系紧张、父母的教育方式让孩子感到压力的话,那是可以调整的。

对于当下很流行的“原生家庭”一词,杨磊也有些抵触。在临床中,他很少去追溯原生家庭的问题,对于治疗而言,他觉得那并非是决定性的。原生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存在了,再去追溯,只是徒增负罪感。而且,很容易导致病人把原生家庭当成借口,让问题固化在那里,甚至有人说,如果父母不改变,他也不改变。杨磊认为,成年的孩子有自主权。在逆境当中生长的孩子,可以通过努力把这个影响减少,甚至有权利脱离他的父母。

十几年前,杨磊考到了北大六院的硕博连读。刚入学的时候,宿舍里有一个同学是辞职进修的医生。同学自我介绍说,在原来的医院里,有很多病人都治不好。他来北大六院,是希望提高能力。有个老师恰好站在身边,对他说,“你来这就会发现,我们也治不好。”

精神疾病都是慢性病,也很难确定病因,没有特别有效的快速的治疗手段。最后,杨磊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精神科治疗就是减少疾病给人带来的伤害和损失。有些人是能够恢复的,有些人是不可以的,疾病会终身相伴。很多时候,医生并没有能力完全把疾病从病人身体和心理上去除的。

医生陪伴着慢性病人,渐渐地就会接触到疾病以外的东西。精神疾病可能和外部压力有关,但也不能完全说没有遗传因素。杨磊说,现在的医学会认为很多精神症状的出现存在遗传上的易感性,受到类似的外界环境刺激,有些人受刺激不会得病,而有些易感的人就会受剌激、患病。

他常常遇见学习成绩很好的病人,考上大学后,患上了抑郁症。大学不像高中那样,采用单一和固定的评价体系,有了更多层次的评价。很多人从小到大都是尖子生,很难接受还有很多人在其他方面比自己更加优秀的事实。其中一些人调整不过来,就容易情绪低落,严重之后,甚至有了自杀倾向。

很多患者对自己都特别苛求,家庭和学校的高要求被孩子们内化为自己的标准,可是不可能所有的标准全都能达到。成年之后,不是孩子们找不到台阶下,而是他们根本不想往下走。在杨磊看来,这样的孩子像走钢丝一样,越走越险,路也会越走越窄——对自己不断地提高要求,达不到,自责自卑,然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父母都有各自的原因,导致了形形色色的家庭。杨磊认为,如果父母足够爱孩子,当孩子出现问题,在见到医生后,会自觉寻求改变,帮助孩子康复。不过,这世上没有绝对正确的育儿做法,也没有所谓的育儿专家,杨磊说自己不会像专家一样指导父母,因为不觉得他比别的父母高明到哪里去。他始终倡导,做温柔又坚定的父母。

杨磊医生的工作照。图片由采访者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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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这些病例见多了,杨磊在和妻子讨论怎么教育孩子的时候,就跟她讲一讲病人的情况。他会说,“你看,咱的孩子还挺健康的,不要对他要求太高了。多跟他交流就好。”

多年和孩子打交道的经历中,孙黎对爱有了独特的理解。接受采访那天,她特意穿上黑色印花的真丝裙子,梳着细细的卷发,眉毛细细弯弯的。她准备了两张打印好的纸,摆在桌子上,说那是她眼里特别美好的爱。

其中一张纸上是《圣经》中的句子: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另一张上是台湾作家的文章《牵着一只蜗牛散步》:

上帝给我一个任务,

叫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我催他,我唬他,我责备他。

我拉他,我扯他,甚至想踢他,

蜗牛受了伤,流着汗,喘着气,往前爬……

真奇怪,为什么上帝叫我

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我忽然想起来了,莫非我错了?

是上帝叫一只蜗牛牵我去散步。

孙黎说,这份工作让她渐渐地懂得了爱的真义,从而明白,在孩子成长的十几年中,其实是孩子牵着父母在散步;而孩子的精神疾病,更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家庭和社会的显在和隐在的各种问题。

2014年05月09日,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疾病患者的美术作品,主题是“家园”,由他们自己构思完成。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2014年05月09日,北京安定医院儿科病区的儿童精神疾病患者,儿童病房门上贴着卡通图案。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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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疾病患者的美术作品,主题是“家园”,由他们自己构思完成。图片来自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