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天再借五百年: 鼎盛之中的危机管理

文 / 新浪财经
2017-07-07 13:07

一朝的衰亡,有其内在的深层次原因,而且往往是系统性的,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明明看到这个君主勤勉努力,甚至思路方向也是对的,但就是无法阻止整个组织迅速的衰败。在中国,基本上一朝三百年,缩小来看,如果一个企业能存活一百年,那就堪称奇迹了。

在阅读张宏杰的文章《嘉庆:滑落的曲线》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止不住地想,任何一个组织,能不能逃离由盛转衰的命运?作为一个旁观者,作者似乎指出了嘉庆一朝的问题症结,但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你我是当时的皇帝,我们能让帝国再次焕发青春吗?事实上,旁观者清,事后诸葛亮好当,实际操盘者,在什么时候发现危机并且如何掌调转航向,恐怕是难上加难。当诺基亚倒闭的时候,其总裁发出无奈的“天问”,我们什么也没做错,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被打败了,被谁打败了?

任何个体或组织的生命周期是一个抛物线,在最鼎盛的时候就已经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鼎盛就已经成为开始往下走的转折点,这似乎是残酷的宿命,无法逃避。但是,案例研究,读史明今,以史为镜,可以让人警惕、对照、思考,尽可能看清真正的问题,让这个鼎盛期尽可能延长。更重要的是,身处于组织中的管理者,能够警觉,现在有没有正在重蹈当时的覆辙。

从乾隆到嘉庆,可以明显看到大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在张宏杰的文章中,暴露出这个组织处处脓疮,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层出不穷,按下葫芦浮起瓢,归纳起来有三大方面:

第一点,腐败的问题。嘉庆朝的腐败呈现全局蔓延的特征,从上到下,无官不贪腐。腐败的存在,导致国家资产被侵吞,国库乏力;民生工程偷工减料,老百姓被渔利。比如赈灾款被贪腐,治理黄河工程款被贪腐等等;再者就是腐败导致官员对基层人民的盘剥搜刮。比如县政府设置各种编外人员,任由他们去吃拿卡要,从而进行利益的输送和分赃。

第二点,管理体系几乎瘫痪。这似乎是问题的症结。腐败固然有信念缺失,人心不忠的一方面,但监管的疏漏也让腐败有机可乘。一旦管理废弛,各种啼笑皆非看起来几乎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接踵而来。皇帝回宫的路上居然被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近身行刺;兵部的大印居然三年前就丢失了;皇家打猎的木兰围场居然被盗木者砍伐得凋敝不堪,野兽全无;皇帝等半天为新进的武状元和武探花进行传胪大典,可因为太监忘了开宫门,他们俩居然进不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第三点,造反运动初见端倪。嘉庆这一朝,民间起义方兴未艾,乾隆的时候就有白莲教起义,到了嘉庆虽然被剿灭得差不多,但是各种异端邪教在民间成为定时炸弹。嘉庆十八年的时候,皇帝在承德避暑,一伙天理教徒两百多人兵分两路杀进皇宫,打到了皇后寝宫前面,幸亏皇子率众力搏,全歼敌人。嘉庆皇帝痛心疾首,下罪己诏,并长叹,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嘉庆皇帝所经历的上述种种,跟一个经营不善的企业何等的类似,大问题小问题,让管理者既愤怒又无奈。悲催的是,这些问题只是表象,根子到底是什么?皇帝不可能也不应该去解决具体的问题,就像皇帝总不能去过问太监开宫门这样的小事情一样。问题就像火星,灭了这个又起了那个,总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如果成了救火队员,疲于奔命,最后越烧越旺,自己只能眼看着与组织一道覆灭。我们不妨替嘉庆想想,根子是什么,用什么样系统性的手段来解决结构性的矛盾?

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里提出的观点,组织是一个体系,就像一个机器,一环套一环,彼此作用,彼此增强,好则越好,坏则越坏。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导:第一,腐败的存在,直接导致官场不公平,诱使所有的官员不作为,当官的出发点不再是解决帝国的问题,不是造福百姓而是如何对自己产生最大的私利。第二,官员的不作为加剧了组织管理形同虚设,进一步给予腐败在制度上有有机可乘。第三,腐败导致不作为,不作为加剧腐败,这形成一个正向循环。在此循环中,另一个要素被卷入进来,老百姓被盘剥,生存得不到保障,社会越来越无序化,起义,骚乱就像怪兽与梦魇挥之不去。第四,腐败,管理失灵,无序和不公正的社会三者互相强化,成为一个无解的恶性死循环。

那么,嘉庆皇帝是不是先着力解决腐败呢?如果按照上文的分析,腐败似乎是根源。其实不然,我们说,官员腐败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导致:第一,制度漏洞,管理疏忽,这不再赘述。第二,官员收入不高,腐败的门槛很低,证明帝国的经济发展不利,没有足够的实力给官员提供好的薪资水平;第三,整个官僚体系僵化,大家混日子,各方利益体共同平衡,没有追求,没有梦想。我们试想,当一个朝代初建,或一个企业创业的时候,一定没有腐败,因为整个团队有目标和追求,没心思腐败。

我认为,嘉庆朝的症结可以归纳为:制度的问题、体制(团队)的问题、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目标与梦想的问题。当然,对一个国家来说,可能会更加复杂,我们不妨就将其当成一个组织,出现了这个四个问题,先从哪一个入手?

谈思路之前,我想首先引入另一个概念。1997年,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出版了关于创新理论的重要著作《创新者的窘境》,书中首次提出了“破坏式创新”。顾名思义,破坏式创新不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做得更好,也就说不是改善,而是对原来的模式进行破坏,从无到有,进行新的模式创造和建设。

嘉庆皇帝的改革和破坏,可以首先从体制(团队)入手。在当时的情况下,整个体系已经十分的僵化,长久以来的共生关系让团队达成了高度默契的的“均衡”,作为皇帝,想要改变现状,首先要人为地,想方设法打破既有的均衡。第一,慢慢地、适当地启用新人,要在核心的高层团队当中引入新人,试图让团队不稳定,再次促进新的激荡,彼此重新制衡,让整个团队体系焕发竞争和PK的活力。第二,对原有的老核心,适当剥离,既可以敲山震虎,也可以为新人开辟道路。

人进来了,制度就要跟着变。历朝历代,有无数的改革家,因为涉及到既得利益的打破与革新,所以推行新政的过程是你死我活的,是要走过一片明枪暗箭,艰难险阻的雷区的过程。嘉庆的爷爷雍正力推新政,阻力重重,为乾隆打下了盛世的基础。书中有讲,嘉庆也尝试革新,但是犹如昙花一现,迅速破灭。到了光绪帝的时候,西方列强已经打进来,不改革不行了,光绪帝启用康有为新政,不料很快被旧的利益体系剿灭,皇帝被软禁。破坏性创新,从外界被别人打破容易,那是被迫淘汰,从里面打破则相当之难,那是要革自己的命,壮士断腕。

假如改革,那么方向是什么?帝国诚如一个企业,需要新的业务,需要团队重新建立不一样的目标和追求。企业革新,无非两条路,要么多元化,要么国际化。多元化和国际化都是在原来的业务模式之下进行完全不一样的探索,团队有了新的梦想,燃烧激情,就有了更多的活力,不至于整天想着腐败和钻空子。对帝国而言,制度改革也有两条,第一,发展民生,让老百姓富裕有钱,加强和鼓励民间的经济建设,刺激消费,鼓励投资。第二,对外贸易,类似于企业的国际化。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伟大的帝国时代,它的对外贸易一定是非常强悍的,唐朝的时候早有远道而来波斯商队。明成祖的时候郑和七下西洋,带回很多新鲜玩意,包括各种今天广为种植的引进农作物。而今天的中国,倡导一带一路,重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亦是对外大贸易的深度解读和勾画。当然,对帝国而言,还有另一个对外扩张更直接的办法,那就是战争,但主动发动战争的要求和成本就更加高,对时机要求把握更加精准。光绪皇帝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皇帝急于求成,导致了惨败而又耻辱的甲午海战,舰队全军覆没,巨额战争赔款,自己也万劫不复。

第三点,讲一讲组织的信仰。什么是信仰?我的理解,是一群人有共同的最低层次的价值观,然后能够被共同的象征所感召。这很重要,被共产主义感召,被基督耶稣感召,被菩萨感召,即使是异端邪教,能够被洪秀全感召,被拜上帝教感召,就都成了信仰。因为有信仰,大家才有能有凝聚力,才能有属于整个组织和个人的价值观。价值观就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价值观有好有坏,比如,太平天国的价值观就是,所有的女人都是姐妹,大家可以共妻,这是邪恶的价值观。对今天的组织来说,领导人也可以成为组织成员的信仰,阿里巴巴的员工很容易被马云所感召,马云就是他们的信仰。新中国的人民被毛主席所感召,毛主席就是人民的信仰。

没有信仰的组织,一定是空心化的。信仰属于精神层面,如果精神层面没有追求,只能从外界的物质找寻根源,那要么是权力,要么是金钱。权力作为一种资源十分稀缺,于是更多空心化的组织成员把信仰的感召转向了金钱。金钱高高在上,一切行为的动机和出发点,都必须围绕能为自己带来多少金钱进行权衡与计算,组织利用,使命,道义,等等被践踏于脚下。

中国历史,一直以来信仰基本都是围绕孔孟之道。对读书人的敬仰与尊重,让孔孟儒家文化在全社会获得广泛的地位。士大夫着力追求养成君子,成为榜样与楷模,成为后来者一批又一批的向往和感召。但是大清一朝,由于是外族入侵,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态度非常警惕,对汉族的读书人更是持防范、保守甚至敌对态度。金庸的《鹿鼎记》一开始就描写了雍正年间的文字狱,当时诸多知名大儒被围剿与迫害。大清王朝三百年,汉朝的读书分子想要获得与满人同样的地位与尊崇几乎不可能,所以,清朝时代的儒家文化远不如宋朝鼎盛和发达。按照秋风在《儒家式社会秩序》一书中的观点,士大夫阶层是一个社会非常重要的稳定剂,他们上连朝堂,下接庶民,无论对君还是对民,都有一套鲜明的行动纲领和价值操守,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极大程度上净化整个国家的思想意识形态。大清王朝,士大夫阶层迅速消失和瓦解,不能不说是后期腐败横行,亡朝溃败的一大原因。

第四点,管理者的意志力是衡量一个组织自我改变、创新并持续前进的极其重要因素。作为一个领路人,即使他很睿智,勤奋,但是如果缺乏意志力,很有可能功败垂成。我们可以把意志力理解为四个方面:第一,不断坚持的战略耐性。一个组织的变革可能是一场马拉松,思路与方法需要不断试错,坚持不懈往前走;第二,对抗各种阻力的反击力。包括任何质疑,反对的声音和行为,主导者都需要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予以反击,坚定确定的行动方向和纲领,甚至有的时候甚至是力排众议,孤军奋战。第三,承受失败,不为所动的信念。变革当中的失败是常见的,面对失败是放弃还是从头再来,需要信念。第四,对未知进行探求和改变的勇气。

对帝国而言,改变更是一项系统、复杂、持久的浩大工程。光有勤勉远远不够。张宏杰这样评价嘉庆这个CEO,首先老皇帝选择接班人的时候,就觉得嘉庆是一个安全的下一代,一定能继续平稳经营大清的江山。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嘉庆遵循祖制,是一个“守陈”之君。其次,嘉庆绝对是一个十分勤奋、用心,殚精竭虑的好当家人。嘉庆皇帝相对于明朝的那些不肖继承者,可谓是天壤之别,他不好女色,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一心为公。但唯一欠缺的,恰恰是他承受失败以及推行系统性变革的意志力和智慧。

世事大潮,滚滚不息,新旧更迭,是必然的规律,也是注定的宿命。无论国家、企业、组织,乃至个体生命,有其阶段性的使命,亦有其功过是非,优劣长短的价值。即使真的能够向天再借五百年,也不一定能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只是,后人的经验与智慧积累在前人的失败与毁灭之上,后人复后人,人类社会的文明才得以越来越辉煌,探求之路走得越来越宽广。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明辨慎思,站到无数成败故事的肩膀上,看得更远,走得更好。

案例附录:

嘉庆其人其事

以下摘录均来自张宏杰作品《嘉庆:滑落的曲线》

一、关于腐败

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腐败。乾隆中后期,腐败已经呈现集团化的趋势。

甘肃冒赈大案就几乎把甘肃全省县以上官员全部牵连在内。他们上下联手,互相配合做假账,把八百多万国库银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处,甘肃全省政府运作将立即瘫痪。

嘉庆皇帝虽然杀了和珅,虽然在十一个全国总督当中,六个被撤换,但是,高潮过后,一切如旧。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无人不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仍然无处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门利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

直隶省布政使承办王丽南,顶多是股级干部,从嘉庆元年开始,居然贪污了三十一万两白银。手段很简单,就是私刻了财政厅长(布政使)、处长直到科长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虚收冒支。大清王朝的监督体系这张破网已经形同虚设。

每年朝廷下拨相对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经费用于治理黄河,但收效甚微。那些治河官员,每天公然在衙门里喝酒听戏,治河经费都落入了这些官员的腰包。治河的工程,处处偷工减料,洪水一来,处处决口。

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了大量“编外衙役”充斥基层。各县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工,不占编制,不开工资,利用他们处处设卡,以弥补财政经费不足。比如直隶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各种费用。

二、关于帝国的管理体系

木兰围场

嘉庆七年,皇帝带着大部队去木兰围场围猎。结果让他大跌眼镜。小时候他多次跟父皇前来,那时候古木参天,野兽特别多。结果他这次来一看,围场周围的木栅栏东倒西歪,缺口处处,参天古木不见了,都是被砍伐之后一个个木墩。处处是盗木者的窝棚,地上还有砍伐者做饭的痕迹。皇家猎场, 成了盗木贩子横行的木材产地。管理人员的失职一目了然。过去,父皇每次出猎都能打到老虎,黑熊等猛兽,狐狸、麋鹿、獐子等更是不计其数,要装十几辆大车。而嘉庆这一次,只打到了两只小小的狍子。羞愧过后,皇帝不得不感慨,朝廷的败坏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

皇帝遇刺

嘉庆八年,皇帝由圆明园起驾回宫办事,车驾刚进神武门,一名衣衫褴褛的男子拿着一把短刀就向皇帝冲过来。皇帝身边的随从部队居然没人做出反应,还是轿边的定亲王下意识一挡,用自己的袖子缠住了利刃,身边的侍卫一拥而上,才拿住了刺客。这是大清开国以来第一起皇帝遇刺案。庞大的审查团组成了,以为这个刺客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审来审去,刺客就是个北京近郊一个过不下去的穷人。既然生不如死,为什么不死得惊天动地,于是乎,这一天他怀揣一把小刀,直奔皇宫而来。没想到,皇宫的卫兵并没有按规定出现在岗位上,他就顺利潜伏进神武门的西厢房,差点完成了前无古人的壮举。

杀入皇宫

嘉庆十八年,皇帝由避暑山庄返回北京,路上接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两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两路,杀入了紫禁城。宫内一些信教的太监里应外合,一直打到皇后寝宫附近。幸好皇子绵宁带领卫队全力抵抗,才消灭了起义军。皇帝为此羞愧难当,邪教攻入皇宫差点打到皇后面前,这在中国历史上的太平时代是没有的事。皇帝写下《遇变罪己诏》,并在后来的诗中说,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兵印丢失

嘉庆晚期的一年,去祭扫东陵,路上兵部尚书向他汇报,带在身边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谁偷走了。皇帝大惊,命令严查,结果更让人吃惊,大印居然三年前就丢了,一直被随从的官员隐瞒。后来虽然百般追查,但最后依然没有结果,不了了之。

忘开宫门

嘉庆二十三年武科考试后,皇帝按惯例为武进士举行传胪大典。这一天皇帝起了个大早,早早就位,隆重的典礼按时开始,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也就是武状元和武探花却怎么等也等不到,大典只好中止。事后一调查,原来是太监忘了开宫门,武状元和武探花四处找门,也没找到……

三、关于嘉庆其人

嘉庆皇帝实际上已经做到了他的观念范围内最大的努力。他对每一个问题的处理都是尽心尽力,既耐心又坚决。二十多年中,他就犹如一个唐吉诃德,一刻不停地和风车博斗,然而却丝毫于事无补。腐败问题没有丝毫好转,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作风昏庸懈怠至极,种种离奇之事一再出现。

如果综合评价起来,嘉庆帝可能是清代帝王,甚至中国历代皇帝当中私德最好的。他是个禁欲主义者,不给个人享受留一点空间。甚至到木兰围场围猎,都完全是“遵守祖制”的需要,而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打猎。他严格按照先祖们的时间、路线,一点也不走样,打上两件东西,就立刻赶回去看奏折,绝不因景致优美而多耽搁一刻。“欲望”在他看来是最危险的东西。他的一生,从没有被声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他也是清代除了康熙以外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他心地确实很善良,也很善于用小细节表现自己的爱心的温情,为自己营造一个“亲民”、“仁慈”的皇帝形象。每次出巡路上,只要遇到百姓拦轿喊冤告状,他一定停下来,细细询问,批示有关部门迅速办理。他说,老百姓敢于拦御轿,那么一定是有比较大的冤屈,我再劳累也要及时处理。东巡盛京时,他甚至还亲自审问民案,为百姓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