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天再借五百年: 鼎盛之中的危机管理
一朝的衰亡，有其内在的深层次原因，而且往往是系统性的，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明明看到这个君主勤勉努力，甚至思路方向也是对的，但就是无法阻止整个组织迅速的衰败。在中国，基本上一朝三百年，缩小来看，如果一个企业能存活一百年，那就堪称奇迹了。
在阅读张宏杰的文章《嘉庆：滑落的曲线》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止不住地想，任何一个组织，能不能逃离由盛转衰的命运？作为一个旁观者，作者似乎指出了嘉庆一朝的问题症结，但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你我是当时的皇帝，我们能让帝国再次焕发青春吗？事实上，旁观者清，事后诸葛亮好当，实际操盘者，在什么时候发现危机并且如何掌调转航向，恐怕是难上加难。当诺基亚倒闭的时候，其总裁发出无奈的“天问”，我们什么也没做错，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被打败了，被谁打败了？
任何个体或组织的生命周期是一个抛物线，在最鼎盛的时候就已经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鼎盛就已经成为开始往下走的转折点，这似乎是残酷的宿命，无法逃避。但是，案例研究，读史明今，以史为镜，可以让人警惕、对照、思考，尽可能看清真正的问题，让这个鼎盛期尽可能延长。更重要的是，身处于组织中的管理者，能够警觉，现在有没有正在重蹈当时的覆辙。
从乾隆到嘉庆，可以明显看到大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在张宏杰的文章中，暴露出这个组织处处脓疮，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层出不穷，按下葫芦浮起瓢，归纳起来有三大方面：
第一点，腐败的问题。嘉庆朝的腐败呈现全局蔓延的特征，从上到下，无官不贪腐。腐败的存在，导致国家资产被侵吞，国库乏力；民生工程偷工减料，老百姓被渔利。比如赈灾款被贪腐，治理黄河工程款被贪腐等等；再者就是腐败导致官员对基层人民的盘剥搜刮。比如县政府设置各种编外人员，任由他们去吃拿卡要，从而进行利益的输送和分赃。
第二点，管理体系几乎瘫痪。这似乎是问题的症结。腐败固然有信念缺失，人心不忠的一方面，但监管的疏漏也让腐败有机可乘。一旦管理废弛，各种啼笑皆非看起来几乎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接踵而来。皇帝回宫的路上居然被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近身行刺；兵部的大印居然三年前就丢失了；皇家打猎的木兰围场居然被盗木者砍伐得凋敝不堪，野兽全无；皇帝等半天为新进的武状元和武探花进行传胪大典，可因为太监忘了开宫门，他们俩居然进不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第三点，造反运动初见端倪。嘉庆这一朝，民间起义方兴未艾，乾隆的时候就有白莲教起义，到了嘉庆虽然被剿灭得差不多，但是各种异端邪教在民间成为定时炸弹。嘉庆十八年的时候，皇帝在承德避暑，一伙天理教徒两百多人兵分两路杀进皇宫，打到了皇后寝宫前面，幸亏皇子率众力搏，全歼敌人。嘉庆皇帝痛心疾首，下罪己诏，并长叹，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嘉庆皇帝所经历的上述种种，跟一个经营不善的企业何等的类似，大问题小问题，让管理者既愤怒又无奈。悲催的是，这些问题只是表象，根子到底是什么？皇帝不可能也不应该去解决具体的问题，就像皇帝总不能去过问太监开宫门这样的小事情一样。问题就像火星，灭了这个又起了那个，总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如果成了救火队员，疲于奔命，最后越烧越旺，自己只能眼看着与组织一道覆灭。我们不妨替嘉庆想想，根子是什么，用什么样系统性的手段来解决结构性的矛盾？
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里提出的观点，组织是一个体系，就像一个机器，一环套一环，彼此作用，彼此增强，好则越好，坏则越坏。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导：第一，腐败的存在，直接导致官场不公平，诱使所有的官员不作为，当官的出发点不再是解决帝国的问题，不是造福百姓而是如何对自己产生最大的私利。第二，官员的不作为加剧了组织管理形同虚设，进一步给予腐败在制度上有有机可乘。第三，腐败导致不作为，不作为加剧腐败，这形成一个正向循环。在此循环中，另一个要素被卷入进来，老百姓被盘剥，生存得不到保障，社会越来越无序化，起义，骚乱就像怪兽与梦魇挥之不去。第四，腐败，管理失灵，无序和不公正的社会三者互相强化，成为一个无解的恶性死循环。
那么，嘉庆皇帝是不是先着力解决腐败呢？如果按照上文的分析，腐败似乎是根源。其实不然，我们说，官员腐败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导致：第一，制度漏洞，管理疏忽，这不再赘述。第二，官员收入不高，腐败的门槛很低，证明帝国的经济发展不利，没有足够的实力给官员提供好的薪资水平；第三，整个官僚体系僵化，大家混日子，各方利益体共同平衡，没有追求，没有梦想。我们试想，当一个朝代初建，或一个企业创业的时候，一定没有腐败，因为整个团队有目标和追求，没心思腐败。
我认为，嘉庆朝的症结可以归纳为：制度的问题、体制（团队）的问题、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目标与梦想的问题。当然，对一个国家来说，可能会更加复杂，我们不妨就将其当成一个组织，出现了这个四个问题，先从哪一个入手？
谈思路之前，我想首先引入另一个概念。1997年，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出版了关于创新理论的重要著作《创新者的窘境》，书中首次提出了“破坏式创新”。顾名思义，破坏式创新不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做得更好，也就说不是改善，而是对原来的模式进行破坏，从无到有，进行新的模式创造和建设。
嘉庆皇帝的改革和破坏，可以首先从体制（团队）入手。在当时的情况下，整个体系已经十分的僵化，长久以来的共生关系让团队达成了高度默契的的“均衡”，作为皇帝，想要改变现状，首先要人为地，想方设法打破既有的均衡。第一，慢慢地、适当地启用新人，要在核心的高层团队当中引入新人，试图让团队不稳定，再次促进新的激荡，彼此重新制衡，让整个团队体系焕发竞争和PK的活力。第二，对原有的老核心，适当剥离，既可以敲山震虎，也可以为新人开辟道路。
人进来了，制度就要跟着变。历朝历代，有无数的改革家，因为涉及到既得利益的打破与革新，所以推行新政的过程是你死我活的，是要走过一片明枪暗箭，艰难险阻的雷区的过程。嘉庆的爷爷雍正力推新政，阻力重重，为乾隆打下了盛世的基础。书中有讲，嘉庆也尝试革新，但是犹如昙花一现，迅速破灭。到了光绪帝的时候，西方列强已经打进来，不改革不行了，光绪帝启用康有为新政，不料很快被旧的利益体系剿灭，皇帝被软禁。破坏性创新，从外界被别人打破容易，那是被迫淘汰，从里面打破则相当之难，那是要革自己的命，壮士断腕。
假如改革，那么方向是什么？帝国诚如一个企业，需要新的业务，需要团队重新建立不一样的目标和追求。企业革新，无非两条路，要么多元化，要么国际化。多元化和国际化都是在原来的业务模式之下进行完全不一样的探索，团队有了新的梦想，燃烧激情，就有了更多的活力，不至于整天想着腐败和钻空子。对帝国而言，制度改革也有两条，第一，发展民生，让老百姓富裕有钱，加强和鼓励民间的经济建设，刺激消费，鼓励投资。第二，对外贸易，类似于企业的国际化。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伟大的帝国时代，它的对外贸易一定是非常强悍的，唐朝的时候早有远道而来波斯商队。明成祖的时候郑和七下西洋，带回很多新鲜玩意，包括各种今天广为种植的引进农作物。而今天的中国，倡导一带一路，重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亦是对外大贸易的深度解读和勾画。当然，对帝国而言，还有另一个对外扩张更直接的办法，那就是战争，但主动发动战争的要求和成本就更加高，对时机要求把握更加精准。光绪皇帝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皇帝急于求成，导致了惨败而又耻辱的甲午海战，舰队全军覆没，巨额战争赔款，自己也万劫不复。
第三点，讲一讲组织的信仰。什么是信仰？我的理解，是一群人有共同的最低层次的价值观，然后能够被共同的象征所感召。这很重要，被共产主义感召，被基督耶稣感召，被菩萨感召，即使是异端邪教，能够被洪秀全感召，被拜上帝教感召，就都成了信仰。因为有信仰，大家才有能有凝聚力，才能有属于整个组织和个人的价值观。价值观就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价值观有好有坏，比如，太平天国的价值观就是，所有的女人都是姐妹，大家可以共妻，这是邪恶的价值观。对今天的组织来说，领导人也可以成为组织成员的信仰，阿里巴巴的员工很容易被马云所感召，马云就是他们的信仰。新中国的人民被毛主席所感召，毛主席就是人民的信仰。
没有信仰的组织，一定是空心化的。信仰属于精神层面，如果精神层面没有追求，只能从外界的物质找寻根源，那要么是权力，要么是金钱。权力作为一种资源十分稀缺，于是更多空心化的组织成员把信仰的感召转向了金钱。金钱高高在上，一切行为的动机和出发点，都必须围绕能为自己带来多少金钱进行权衡与计算，组织利用，使命，道义，等等被践踏于脚下。
中国历史，一直以来信仰基本都是围绕孔孟之道。对读书人的敬仰与尊重，让孔孟儒家文化在全社会获得广泛的地位。士大夫着力追求养成君子，成为榜样与楷模，成为后来者一批又一批的向往和感召。但是大清一朝，由于是外族入侵，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态度非常警惕，对汉族的读书人更是持防范、保守甚至敌对态度。金庸的《鹿鼎记》一开始就描写了雍正年间的文字狱，当时诸多知名大儒被围剿与迫害。大清王朝三百年，汉朝的读书分子想要获得与满人同样的地位与尊崇几乎不可能，所以，清朝时代的儒家文化远不如宋朝鼎盛和发达。按照秋风在《儒家式社会秩序》一书中的观点，士大夫阶层是一个社会非常重要的稳定剂，他们上连朝堂，下接庶民，无论对君还是对民，都有一套鲜明的行动纲领和价值操守，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极大程度上净化整个国家的思想意识形态。大清王朝，士大夫阶层迅速消失和瓦解，不能不说是后期腐败横行，亡朝溃败的一大原因。
第四点，管理者的意志力是衡量一个组织自我改变、创新并持续前进的极其重要因素。作为一个领路人，即使他很睿智，勤奋，但是如果缺乏意志力，很有可能功败垂成。我们可以把意志力理解为四个方面：第一，不断坚持的战略耐性。一个组织的变革可能是一场马拉松，思路与方法需要不断试错，坚持不懈往前走；第二，对抗各种阻力的反击力。包括任何质疑，反对的声音和行为，主导者都需要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予以反击，坚定确定的行动方向和纲领，甚至有的时候甚至是力排众议，孤军奋战。第三，承受失败，不为所动的信念。变革当中的失败是常见的，面对失败是放弃还是从头再来，需要信念。第四，对未知进行探求和改变的勇气。
对帝国而言，改变更是一项系统、复杂、持久的浩大工程。光有勤勉远远不够。张宏杰这样评价嘉庆这个CEO，首先老皇帝选择接班人的时候，就觉得嘉庆是一个安全的下一代，一定能继续平稳经营大清的江山。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嘉庆遵循祖制，是一个“守陈”之君。其次，嘉庆绝对是一个十分勤奋、用心，殚精竭虑的好当家人。嘉庆皇帝相对于明朝的那些不肖继承者，可谓是天壤之别，他不好女色，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一心为公。但唯一欠缺的，恰恰是他承受失败以及推行系统性变革的意志力和智慧。
世事大潮，滚滚不息，新旧更迭，是必然的规律，也是注定的宿命。无论国家、企业、组织，乃至个体生命，有其阶段性的使命，亦有其功过是非，优劣长短的价值。即使真的能够向天再借五百年，也不一定能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只是，后人的经验与智慧积累在前人的失败与毁灭之上，后人复后人，人类社会的文明才得以越来越辉煌，探求之路走得越来越宽广。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明辨慎思，站到无数成败故事的肩膀上，看得更远，走得更好。
案例附录：
嘉庆其人其事
以下摘录均来自张宏杰作品《嘉庆：滑落的曲线》
一、关于腐败
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腐败。乾隆中后期，腐败已经呈现集团化的趋势。
甘肃冒赈大案就几乎把甘肃全省县以上官员全部牵连在内。他们上下联手，互相配合做假账，把八百多万国库银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处，甘肃全省政府运作将立即瘫痪。
嘉庆皇帝虽然杀了和珅，虽然在十一个全国总督当中，六个被撤换，但是，高潮过后，一切如旧。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无人不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仍然无处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门利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
直隶省布政使承办王丽南，顶多是股级干部，从嘉庆元年开始，居然贪污了三十一万两白银。手段很简单，就是私刻了财政厅长（布政使）、处长直到科长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虚收冒支。大清王朝的监督体系这张破网已经形同虚设。
每年朝廷下拨相对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经费用于治理黄河，但收效甚微。那些治河官员，每天公然在衙门里喝酒听戏，治河经费都落入了这些官员的腰包。治河的工程，处处偷工减料，洪水一来，处处决口。
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了大量“编外衙役”充斥基层。各县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工，不占编制，不开工资，利用他们处处设卡，以弥补财政经费不足。比如直隶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各种费用。
二、关于帝国的管理体系
木兰围场
嘉庆七年，皇帝带着大部队去木兰围场围猎。结果让他大跌眼镜。小时候他多次跟父皇前来，那时候古木参天，野兽特别多。结果他这次来一看，围场周围的木栅栏东倒西歪，缺口处处，参天古木不见了，都是被砍伐之后一个个木墩。处处是盗木者的窝棚，地上还有砍伐者做饭的痕迹。皇家猎场， 成了盗木贩子横行的木材产地。管理人员的失职一目了然。过去，父皇每次出猎都能打到老虎，黑熊等猛兽，狐狸、麋鹿、獐子等更是不计其数，要装十几辆大车。而嘉庆这一次，只打到了两只小小的狍子。羞愧过后，皇帝不得不感慨，朝廷的败坏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
皇帝遇刺
嘉庆八年，皇帝由圆明园起驾回宫办事，车驾刚进神武门，一名衣衫褴褛的男子拿着一把短刀就向皇帝冲过来。皇帝身边的随从部队居然没人做出反应，还是轿边的定亲王下意识一挡，用自己的袖子缠住了利刃，身边的侍卫一拥而上，才拿住了刺客。这是大清开国以来第一起皇帝遇刺案。庞大的审查团组成了，以为这个刺客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审来审去，刺客就是个北京近郊一个过不下去的穷人。既然生不如死，为什么不死得惊天动地，于是乎，这一天他怀揣一把小刀，直奔皇宫而来。没想到，皇宫的卫兵并没有按规定出现在岗位上，他就顺利潜伏进神武门的西厢房，差点完成了前无古人的壮举。
杀入皇宫
嘉庆十八年，皇帝由避暑山庄返回北京，路上接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两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两路，杀入了紫禁城。宫内一些信教的太监里应外合，一直打到皇后寝宫附近。幸好皇子绵宁带领卫队全力抵抗，才消灭了起义军。皇帝为此羞愧难当，邪教攻入皇宫差点打到皇后面前，这在中国历史上的太平时代是没有的事。皇帝写下《遇变罪己诏》，并在后来的诗中说，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兵印丢失
嘉庆晚期的一年，去祭扫东陵，路上兵部尚书向他汇报，带在身边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谁偷走了。皇帝大惊，命令严查，结果更让人吃惊，大印居然三年前就丢了，一直被随从的官员隐瞒。后来虽然百般追查，但最后依然没有结果，不了了之。
忘开宫门
嘉庆二十三年武科考试后，皇帝按惯例为武进士举行传胪大典。这一天皇帝起了个大早，早早就位，隆重的典礼按时开始，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也就是武状元和武探花却怎么等也等不到，大典只好中止。事后一调查，原来是太监忘了开宫门，武状元和武探花四处找门，也没找到……
三、关于嘉庆其人
嘉庆皇帝实际上已经做到了他的观念范围内最大的努力。他对每一个问题的处理都是尽心尽力，既耐心又坚决。二十多年中，他就犹如一个唐吉诃德，一刻不停地和风车博斗，然而却丝毫于事无补。腐败问题没有丝毫好转，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作风昏庸懈怠至极，种种离奇之事一再出现。
如果综合评价起来，嘉庆帝可能是清代帝王，甚至中国历代皇帝当中私德最好的。他是个禁欲主义者，不给个人享受留一点空间。甚至到木兰围场围猎，都完全是“遵守祖制”的需要，而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打猎。他严格按照先祖们的时间、路线，一点也不走样，打上两件东西，就立刻赶回去看奏折，绝不因景致优美而多耽搁一刻。“欲望”在他看来是最危险的东西。他的一生，从没有被声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他也是清代除了康熙以外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他心地确实很善良，也很善于用小细节表现自己的爱心的温情，为自己营造一个“亲民”、“仁慈”的皇帝形象。每次出巡路上，只要遇到百姓拦轿喊冤告状，他一定停下来，细细询问，批示有关部门迅速办理。他说，老百姓敢于拦御轿，那么一定是有比较大的冤屈，我再劳累也要及时处理。东巡盛京时，他甚至还亲自审问民案，为百姓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