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活着，她在神经病院抗抑郁的38天
子曰：“不知生，安知死。”
此言差矣。对于左灯，大约是“不知死，安知生”的......
左灯的遗书写得很文艺：
“太孤独了！抑郁症的痛苦真的是一种孤独到极致的痛苦。
这种一个人苦苦挣扎的无助感，已经把我鞭笞得体无完肤......”
相形于那些“啊呀啊唷，我要死了”的矫情文字，这份遗书真情中确是透着斐然文采的。
左灯也这么认为，可她还是把这篇杰作揉撕成团，冲进马桶，并且恶狠狠地追唾：
“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让我去死？不存在的！”
话要从2017年冬，精神病区的大门在她身后砰然关闭时说起。
26岁的左灯有些后悔，像大多数人一样，在患病之前，谈及因抑郁症而自杀的名人，她既惊讶也无法理解：
“太消极了!”“世界这么美好，怎么舍得死呢？”“开心点不好吗？”
而现在她只好承认自己是乌鸦嘴，感叹“天道好轮回”。
再看眼前，仿佛正置身于平行宇宙的另一个世界，不知是科幻还是魔幻：
幽暗的走廊上，一些好奇怪的人正在僵硬地移动，或自言自语，或哭哭笑笑，
有的光着脚丫，有的满脸菩提，还有的向她亲切打起招呼：“哎？小花？你好呀！”
......
尽管这个世界有些诡异，但左灯却慢慢高兴起来，因为她越来越确认自己是这里的颜值担当。
“姐姐你好漂亮啊！”
左灯管那个嘴上涂了蜜的男孩儿叫弟弟。
“打牌吗？”那天弟弟从兜里摸摸索索掏出一副扑克，
也许是抗抑郁药开始发挥疗效，左灯胸中涌起一丝久违的兴致，于是三人噼里啪啦玩起了斗地主。
哦，是三人，第三个是位躁狂症阿姨，因为“躁狂”，所以喋喋不休，不休于门外世界满屏的心灵鸡汤，灌弟弟；不休于“伟大梦想你想实现吗”，问弟弟。
弟弟回：“活着”，然后突然一声惊叫，扑通倒地......
事后，连护士都心有余悸——“他让我们都觉得害怕”。
疯狂抽搐、大声嗥叫、掀床、袭医、镇静剂、束缚带......还有弟弟回答“活着”时的眼神，
这些情景不断在左灯的脑海里闪回：
活着，普通人最基本的生存本能，却是我们拼死捍卫的梦想。
她想。
左灯的画
“你是什么病啊？”“你是怎么自杀的啊？”
“不要割腕，会有疤，你看。”“我吞了一整盒药呢！”......
在病区，不论此类骇人听闻却轻描淡写的聊天如何发端，都会以“活着啊老铁”的相互鼓励而结束。
因为即便在这个世界里，也没有一个人愿意悍然结束自己的生命，
病友们各具特色的怪异举止和自杀行为只是生病大脑导演的恶作剧。
而相较普通人的误解，左灯觉得病友们彼此的“懂”，真是有亲人般的温暖。
这不，她就兴高采烈得给远道而来探望自己的闺蜜们介绍开了：
“这是弟弟、这是妹妹、那是阿姨......”
可看她这样，一位闺蜜却皱起了眉头：
“你没发现吗？你跟他们走得太近了。”
左灯沉默。
“你总要重新融入社会吧，你看你给你父母带来多大负担啊！”
几乎与此同时，左灯的眼泪就开始啪啪垂落了，落在跪于床上的大腿上，而大腿的颤抖说明她已哽咽，
至于闺蜜们脸部倏然的惊恐，则证明了当时她的尖叫飙到了“High C”。
没错，左灯发病了。
这不是脆弱，这就是“重度抑郁症”。
[其实，患上抑郁症，人多是想努力而无法努力，想坚强而坚强不起来的，
本身就会陷在自己糟糕状态给周围人带来麻烦的自责中，
所以，即便是出于善意，诸如“坚强”、“加油”、“努力”、“振作起来”、“别泄气”，
甚至“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类鸡汤话绝对不能对他们说，更何况所谓“恨铁不成钢”的尖刻言语，这只会增加他们的痛苦。]
我们从生到死，身心一体，好好坏坏伴随一生，其间情绪的波动在所难免。
但半年前，左灯本应正常波动的情绪，开始没来由地走向持续的悲观（注意，是持续）：
捧着爆米花看电影，她觉得是在端着贡品上坟；
插上耳机听音乐，她觉得每首曲子都在奏响哀乐；
至于那本百读不厌的《傲慢与偏见》，也慢慢蒙上尘灰，任由达西和伊丽莎白在里面老去。
进而身体机能出现异常。
头痛、胸闷、身体被掏空的疲惫感自不必说，随时想不起手机放哪儿，碰翻水杯也成了家常便饭。
更有甚者，作为记者，本来伶牙俐齿的她，采访时居然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同事背后议论，“她是不是打了胎”。
然后，就在突然之间，她感到脑子里的最后一根神经“啪啦”一下崩断了，
下一秒眼前的一切事情顿然失去意义，“我这一辈子一定过不好了！”
左灯开始哭了，眼泪涌出眼眶，沿着两侧的脸颊刷刷地流，
流到了脖子里，流到了胸口上。她抬起手去擦了擦，眼泪又流到了她的手上，
在她的手掌上流，在她的手背上流，
在她拧开的药瓶盖子上流，在她送进嘴里的一把又把药片里流......
（左灯自杀未遂，被老爸送到精神病院治疗。）
我们发现那种持续而强烈的负向思维带给左灯的悲观与消极，已经无需理由的支撑了。
而抑郁症对人最大的伤害莫过于阴鸷地剥夺人对自我的控制权，
所以夺回自我，不仅是一场生死之战，也是一场尊严之战。
自从那次飙“High C”，左灯在病区算是“一鸣惊人”了。
“太丢脸了！”恢复精神后，她依偎着妈妈说：“哎呀，我都不好意思出病房啦。”
左灯也没想的，当自己真正摘下面具时，居然能这么轻松。
很多年来，她为自己量身打造了一套“人设”：
积极阳光的乐天派，调动气氛的“造high人”，还有温柔耐心的倾听者。
尽管她明知一个人不可能令所有人喜欢，但却接受不了任何一个人对她“不喜欢”，
所以宁可带着虚伪的面具做个“滥好人”。
而在这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大人和小孩之间是平等，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随波逐流和特立独行也是平等的”。
总之，平等让左灯接受了人类必然的不完美。
不知不觉中，左灯的病也开始好转了。
比如：透过病房封闭的窗子，她开始看到远方缓缓驶过的火车，火车有“黑色的”、“绿色的”，甚至还有“彩色的”；
比如：她开始感到饥肠辘辘，恨不得吞下整个世界；
比如：她开始恢复古灵精怪的本性。出院的病友说想她，她就整蛊地问人家：
“你能不能在你妈面前，把头埋进马桶里狂喝水，再来陪陪我？”
再比如：她恋爱了！
你没看错，对于那位叫“易”的英俊律师来说，他必须要回答左灯提出的这个问题：
“你能同时拥有一个抑郁症的老妈和抑郁症的女友吗？”
易的母亲也患有抑郁症，他来医院陪床时遇到了左灯。
那天不知是由于抗抑郁药的副作用，还是突然脑洞大开的觉悟，
平时几乎不吸烟的左灯，居然问易：
“帅哥，有烟吗？”
于是，接下来在病区晾衣室卫生间的小隔断里，便出现了这么一幕场景：
一位穿着病号服的短发姑娘和一位表情尴尬的小伙子，大眼瞪小眼，挤在一起吞云吐雾，反而有点青涩的美好......
（要让医生护士发现了，准会杀了他们。）
至于那个现实的问题，易后来的回答很简单：“不在于我拥有什么，而在于我已拥有。”
左灯好开心，“你看！”她拉着易的手，指向窗外，“春光，在带露的繁华上开放了呢。”
春天来了，左灯终于可以踏出封闭了她38天的病区大门，她出院了。
当父亲的车开出医院的瞬间，恍若隔世的感觉扑面而来，她默默许愿：
“不要再复发了，让我活着吧！”
回到宁波市区的出租屋中，父亲给她退租收拾东西回老家，
正要拿起床头柜上的两张白纸时，左灯迅速跑到父亲面前夺下，然后揉撕成团，冲入马桶。
这篇遗书中的精品，倒究没有被用来承接亲人们的眼泪。哎，怎么说呢——谢天谢地！
易对她照旧体贴入微，父母对她更加宠爱有加，
远方的闺蜜也给她寄来抱枕，尽管上面印着闺蜜傻呵呵的大头照有些诡异。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
活着多么好，能够思想多么好，好得左灯都不想睡觉......但她还是抱着睡枕睡着了。
觉醒了，闺蜜如约而至，父母、左灯，还有闺蜜几人欢聚一堂，开始在饭桌上和皮皮虾们“搏斗”。
“突然，汹涌而来的悲伤，像沾染毒液的藤蔓，一点一点往我身上攀爬......”
左灯又发病了，她在饭桌上哽咽，她在沙发嚎啕，她在妈妈怀里颤抖。
那天，左灯用了十五分钟才赶走抑郁症这只黑狗，然后他破涕为笑，发现由于哭得太突然，嘴里的饭还没有咽下去。
这就是抑郁症，精心的治疗在不断弱小它的力量，但它还是会顽强地挣扎，因为对宿主的控制是那么令它着迷。
现在，左灯的发病次数越来越少，终至于无，她到医院复诊，看着那些来来去去同病相怜的病友，她突然想：
“他们有着怎样的经历？过着怎样的生活？有着什么样的朋友？大家知道他们的病吗？他们在孤独地抗争吗？”
如果世界洞悉了抑郁症的真相，他们会不会昂起头站在阳光里，告诉世人：
我生病了，但我在努力地活着！
左灯后来写了一本书，叫《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将自己生病的经历和在精神病院的见闻记录下来。
在书中，她写道：
“人们经历的痛苦和它带来的意义，原来是有时差的，
有时需要耐心地等一等，答案才能被慢慢揭晓。”
是的，等一等。
也许我们正痛苦于生命的艰辛，但迟早有一天，我们会为它的美丽而战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