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高风险青少年的早期识别

由慕尼黑研究人员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发现，一个可靠的基因评分可以预测哪些年轻人会患抑郁症、抑郁症的严重程度和发病年龄。此外，在经历过童年虐待的青少年中也发现了累加效应。

多基因测试预测抑郁风险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抑郁症现在是导致残疾的主要原因，全球有超过3亿人受到抑郁症的影响。抑郁症的发生是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抑郁症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但它往往首先出现在青春期。在临床症状出现之前确定抑郁症的危险因素，对于有效和有针对性的预防策略至关重要。

马克斯普朗克精神病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of Psychiatry)和伦敦大学医学院医学中心(LMU MedicalCenter)的一个团队与美国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Universityof Coimbra)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University of Helsinki)的研究人员合作发表的一项研究，让我们离预防青少年抑郁症又近了一步。研究小组调查了成人研究的遗传评分是否也可以用于预测儿童和青少年的抑郁症、抑郁症的严重程度以及发病年龄。传统的遗传学研究一次只关注一个基因差异，以及它与疾病风险之间的关系。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相对较新的方法来计算抑郁症的遗传风险。

研究检测了多基因风险评分(PRSs)与广泛的抑郁症表型之间的关联，及其与儿童虐待、青年群体临床和流行病学中的抑郁症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抑郁症表型来自于一项大规模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

临床队列包括279名重度抑郁症年轻患者(平均年龄为14.76岁[SD=2.00]，女性占68%)和187名健康对照组(平均年龄为14.67岁[SD=2.45]，女性占63%)。第一个流行病学队列包括1450名青少年(平均年龄为13.99岁[SD=0.92]，63%为女性)。其中，694名基线时没有临床抑郁症的患者在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时接受了随访。复制流行病学队列包括8岁 (N=184;49.2%为女性)和11岁儿童(N=317;46.7%女性)。所有队列都是全基因组的基因分型，并完成了对重度抑郁症、抑郁症症状和/或儿童期虐待的测量。

在这项研究中，来自46万多名成年人样本中发现的许多与抑郁症相关的基因变异的信息，被用来创建抑郁症的综合遗传风险评分，或所谓的多基因风险评分。单独来看，这些变异对风险几乎没有影响，但综合起来，它们可以揭示隐藏的疾病风险，从而产生更清晰的图景。这种方法已经成功地用于研究许多常见疾病（心脏病或糖尿病）的遗传风险。

临床队列中，抑郁症PRS可预测病例抑郁状态(odds ratio=1.560, 95% CI=1.230-1.980)，抑郁严重程度(β=0.177,SE=0.069)和发病年龄(β=−0.375 SE=0.160)。在第一个流行病学队列中，抑郁症PRS基线预测抑郁症状(β=0.557,SE=0.200)，并且前瞻性预测中度至重度抑郁症状发作(风险比=1.202,95% CI=1.045-1.383)。在第二个流行病学队列中复制了与抑郁症状的关联。有证据表明，抑郁症PRS和儿童期虐待对抑郁结果的影响是累加的，但并非相影响。

本研究采用迄今为止最大的GWAS统计数据来计算抑郁症的PRS。结果发现，来自成人的抑郁症PRSs可推广到青少年的抑郁症结果，并可作为临床显著抑郁症水平的早期指标。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MPI的Thorhildur Halldorsdottir更详细地解释了她所做的事情：“分数首先是根据过去一年从大量抑郁症成年患者那里收集的基因数据计算出来的。然后，该分数被用于观察它是否能预测更小范围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抑郁和抑郁症状。”在研究的另一个方面，她调查了环境因素、儿童虐待的影响。他们还研究了儿童期受虐史对风险的影响。结果发现，多基因风险评分和儿童期受虐经历都有助于识别有抑郁风险的青少年。

从患有抑郁症的成年人计算出的多基因风险评分，可用于在出现任何临床症状之前识别出那些有抑郁症风险的儿童，这是迄今为止第一个相关研究。

有效的心理和药物干预抑郁症已经是众所周知，这些干预措施的组合方法是最有效的。不幸的是，这些干预措施在公共卫生领域是不可行的，部分原因是缺乏资源。在未来，通过应用这样的研究结果，可以有效的干预抑郁症风险最大的青少年，即那些多基因风险评分高和/或有儿童期虐待史的青少年。

研究者称，仍然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以完善对抑郁症风险青少年的早期识别。然而，了解哪些儿童更容易患上抑郁症，将让我们有机会实施有效预防策略和减轻抑郁症巨大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