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好的，心理治疗师上了电视｜王崇对话心理学家约翰贝曼之二

上海《新闻晨报》记者 王 崇 翻译 黄 玫

我不准备找仅仅懂知识的人聊天。

我想看看一些真实的人，他们如何在实实在在在生活中实践自己的世界观。

再次见到约翰·贝曼，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从昨天到现在，你的内在都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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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到现在，你的内在发生了什么

约翰·贝曼：我先告诉你一些事情，这样，你可以了解有一些情境。前两天，我在这边上课，课程一结束，我就给一个家庭做了治疗。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儿子，以前见过两次。之后，我与工作人员开了会。那之后，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课程结束后，我一直在工作，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与自己在一起。以往课程结束后，我们会一起吃晚餐庆祝一下，但这一次不是这样。我一直在工作，所以是非常困难的。情况就是这样。

王崇：你的内在，都发生了什么呢？

约翰·贝曼：我非常喜欢这次上课的团队，结束的时候，我对团队的感觉很好。当我对团队感觉好的时候，我就给自己一些认可：也许，我来中国是对的，与人们一起工作是对的。因为，看起来，有一些结果。这样做，就让我自己认同自己来中国。这是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有些满足感。第二，我对助教也有些满足。我给了自己一些积极的体验。在我的内在，我还比较高兴的是，我把原生家庭和个人的渴望当成主题，我感觉很好。我决定，在别的地方也要这样做。但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做内在的反思和监控。因为半个小时后，我要给那个家庭做治疗。

王崇：晚上过得如何？

约翰·贝曼：昨天晚上我睡得非常好，因为晚上做梦的时间不用工作。今天早上我醒来，我渴望两件事：一个是今天不用上课。第二个是，我很期待见到你。所以，我感觉很好。我将要敞开我自己。

了不起的人，清楚地知道将要敞开自己。

王崇：这个过程累吗？

约翰·贝曼：不像以前那么累。这次比较困难的是调整时差。在这个星期中，我总是凌晨4点半到5点醒来。我从来不用闹钟，所以，我总是提前醒，这个让我感到有些疲劳。通常，我可以调整得更快。这一次，没那么快。以前我是晚上来，第二天上课，但这一次我提前一天，但是还是很难调整。人们称这为“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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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来中国

王崇：要不断调“时差”，你为什么来中国，而且这么努力。这个问题我问过你。

约翰·贝曼：来中国，有很大的一个答案。我的工作是帮助人，帮助人们成长，发展，健康，成功。我想帮助人们更自己，更像人。我发现萨提亚模式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模式可以实现。然后，我尝试在世界各地找，当人们已经准备好敞开自己，去学习如何健康地生活时，我就会去那里。所以，我来中国，这里的人告诉我，他们愿意改变，愿意成长。我的心理学背景，我能做的最大的贡献是培训别人去帮助别人。我是一个萨提亚模式的治疗师，我用萨提亚模式帮助人们。但是如果我只是个治疗师，一次我只能见一个家庭，如果我教你，教他，你们也可以去帮助别人。我们一次就可以看5个家庭。所以，我就可以不断地复制自己。你们也可以成为治疗师，帮助别人。

王崇：这个工作做了几年了？

约翰·贝曼：20年前，我第一次去香港。来亚洲工作已经20年了。

王崇：大陆呢？

约翰·贝曼：有两个故事。最初我来中国，在1993年，我去了广州。去广州的医科大学，培训精神科医生。我去了3次。那个地方希望它的精神科医生都学习萨提亚模式。后来他们的领导换了，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联系就中断了。2003年，我再次回来，去了北京，做了工作坊，很喜欢。我就不断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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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的广州，有人告诉我他们有两个自我

王崇：1993年，在广州，你看到了什么？

约翰·贝曼：很有趣。那个时候的精神科医生都开药，他们都用精神分析。跟病人用精神分析，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他们非常感兴趣，我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处理好抑郁症。

王崇：你还听到了什么？

约翰·贝曼：私下里，那里的人告诉我，他们内在有一个自我，但是别人会告诉他们另外一个自我。

王崇：那意思是，他们不能做他们自己。

约翰·贝曼：他们很重视家庭，很多人住在一起，有的是三代同堂。但是，我看到更多的是对真正自我的渴望。我就告诉他们，我是从西方来的第一批心理治疗师，我带来新的西方的资讯。之前，你们与西方有很好的联系，但后来中断了。

王崇：但后来，你与他们也中断了。对于这个中断，当时的感受如何？

约翰·贝曼：噢，这真是个好问题。我想，在那个时期，我的朋友很怕我来中国。他们会觉得不安全，他们为此还恐吓我。所以，有一部分的感受是，我释放了，我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不用再来中国大陆了，我可以去香港、台湾。但另一部分的感受，还是有很多怀念，因为我是从顶级的精神科医生开始工作的。

王崇：那意味着什么？

约翰·贝曼：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是在那年的五·一劳动节到广州的，当时广州有一个很大的庆典。我被领导带到了那个庆典上，她坐在主席台前排，我坐在她旁边。电视台不知道我是谁，他们只是看到一个白人坐在那里，所以他们给了我许多镜头。如果那一年你留意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的话，就能看见我。

王崇：看来我们早就见过面了。你坐在那里，感觉如何？

约翰·贝曼：挺好的。一个心理治疗师上了电视。

王崇：1993年的中国正试着敞开自己。还记得当时人们的穿着打扮吗？

约翰·贝曼：颜色非常接近，单一。几乎每个人的穿着都是一样的。

王崇：2003年你去北京，应该变化很大。

约翰·贝曼：是的。我从香港到北京，看到很多人，感觉人们更敞开了。

王崇：现在呢？你看到什么？

约翰·贝曼：我去广州，他们告诉我，1993年，广州有600万人口，200万自行车，3000辆汽车。现在，这些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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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才知道，我是带着遗憾离开中国的

王崇：有什么东西没变吗？那些精神科的医生还在给病人开药吗？

约翰·贝曼：噢，是的，现在也是。但是，人们的视角更多了，更愿意通过学习改变自己了。不过，你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1993年我在广州，他们带我去精神科的病房，医生给病人开很重的药。他们在很大的房间里，我很震惊。病人吃的药很重，他们的脸是呆呆的，然后处在那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令我欣喜的是，我进到那个病房，病人都愿意过来与我联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体验。没有语言，只有人类的能量。我还记得那个。你知道，有些人去那里是错了，他们已经病了30年了。我觉得很受尊重，能够看到那些人。

王崇：去错了地方？

约翰·贝曼：有更好的办法，他们也许不需要去那里，吃那么重的药。

王崇：他们是怎样与你联接的？

约翰·贝曼：他们下床，然后来找我。想跟我说话，向我伸手。好像他们知道我有点东西。员工也没有让我快速离场，是非常感人的场面。我现在还能感受到。

王崇：除了觉得被尊重，还有什么感受？

约翰·贝曼：那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被尊重，是现在回想起来有这份感受。那时候，我对他们更关心，更怜惜，很遗憾，觉得他们必须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王崇：这个遗憾会触发你做某些新的决定吗？

约翰·贝曼：你问之前，我刚好在想。有些人问我，为什么去中国？为什么不去新加坡？我想，也许我忘了广州之行给我的触动。但你看，我现在还会为那时候感动，我想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也许，2003年我决定去北京时我还记得这个感受，后来就忘了。刚才你问我的时候，我记起来了，我想就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做了决定，我还会再回来，我想帮助中国。我还没把2003年和1993年联系起来，但当你问的时候，我想可能决定是在那个时候下的。非常有趣，谢谢你。

王崇：你现在什么感受？

约翰·贝曼：我发现了有更多的原因来中国。因为总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去中国。我总是告诉他们，因为中国人更愿意学习，更敞开。但泰国也是啊，新加坡也是啊。但我选了中国，为什么？我想，这个采访可能帮助我一些。

王崇：记者

上海《新闻晨报》记者，家庭治疗师。20年记者生活，由聪明变糊涂。最近10年，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在新闻晨报上开设儿童教育与成人心理专栏。二是采访有趣、有独特想法的人。内向，坦诚，相信真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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