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夫”万历帝二十年不上朝, 仅是因为自卑?

“酒色财气”四字已成了神宗朱翊钧的历史标签。

人们多拿色、财二字数落他。如色，说他如何溺爱郑贵妃，又如何与“十俊”(十名年轻的宦官)亲近，好像他是一个疯狂的双性恋。有双重性取向。如财，里里外外都说神宗好财，不要说他晚年派出许多太监到各地去当矿监税使，苛敛财货，骚扰天下，他在政治上的一些举动，也被深度解读出敛财的动机：如抄没首辅张居正和司礼太监冯保，有人说他是为了给公主大婚筹款;重新起用黜退家居的东厂太监张鲸，则有人说，那是张鲸向皇上行贿的结果。

朱翊钧对小臣这种乱嚼舌头的行为，大为光火，愤愤然对阁臣说：“是那样吗?我若贪张鲸的钱，何不抄没了他!”

朱翊钧生前名誉就不好，不过他“四病”中的酒与气，被人攻击较少。即便谈到，也多从规劝的立场。朱翊钧年少时就好酒，有一次几乎惹出大祸。那是万历八年(1580)十一月，十八岁的他喝醉了酒发酒疯，在腰里挂了口宝剑，在宫里四处游荡。果然有宦官遭了殃，一个被他割去头发。这算便宜的，他还打了两个宦官的屁股，一顿笋子炒肉，几乎把他们打死。

不想皇帝的胡作非为传到母亲李太后耳朵里，老娘娘非常生气，心想这孩儿不学好，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来不知要怎样祸害国家。她决定给皇帝一个严厉的警告。

第二天一早，太后脱去头上的簪珥首饰，换上青布素衣，声言要召见阁部大臣，谒告太庙，废掉朱翊钧，改立潞王朱翊镠(穆宗第四子，也是李太后所出)。

太后老娘娘大大张张一做秀，马上全宫哄传，朱翊钧立刻就知道了。他慌了神，急忙跑到母后身前，跪下来哭着告饶。阁臣听说了，也来解劝。李太后像熬一窝骨头汤，慢慢地熬，等到香味溢出，汤汁浓厚，才掀开盖子，答应饶恕他，但不许他再犯。

万历十年(1582)，权相张居正死去，在接下来对张居正和权监冯保等人的清算中，朱翊钧真正掌握了朝廷的大权。

他一度想有所作为，万历十三年四月，因为京师久旱不雨，朝廷三次遣官祈雨，都没有效果。朱翊钧忽然做出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他要从大内亲自步行到南郊祷雨。

到了那一天，天还没亮，他穿着一身素布衣服，从大明门里走出来，赴郊坛行礼。礼毕将还，左右请御法驾，他兴致仍然很高，决定依旧走回去。

等到回宫，已经太阳偏西了。他还没有倦意，又在皇极门召见阁臣，命内阁拟旨，蠲免天下受灾田赋一年。然后又去奉先殿与母后宫中，把今天亲自祈雨的情况告诉祖先与母后。累了一日，不辞辛劳地全程完成所有规定的礼仪项目。

朱翊钧的这番举动，与后来的他完全判若两人。可见此时的神宗，还不那么神兮兮、病怏怏，精神状况也不像日后那样萎靡颓废。他敢于直面京师百万看热闹的民众，而不是躲在龙舆里，说明他背不驼、腿不瘸，纠缠他大半生的各种病患，还没有牢牢地把他捆缚住。

可惜，只在几年间，这点余晖般的光景，就离他而去了。他把自己关在牢笼里，变成一个多疑的狂夫。

万历的后半段，朱翊钧与群臣的关系，大致可以用“斗气”二字来总结。而在他“静摄”的深宫，朱翊钧与身边人的关系，却要用“使气”来概括。

我们来看万历二十四年(1596)六月的一条记载： “司礼监太监田义奏乞宽宫人、内官刑罚。不报。”

“不报”二字，专指皇帝对内外官员的奏疏，不对任何答复，也不表示意见，就让它如泥牛入海一般去也。这是在万历朝君臣的对抗中，朱翊钧最常采用的方式，任你千言万语，我一个不理不睬，你也无可奈何。

田义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在宦官中地位最高，他上这一本，是替皇帝身边整日惊战战的宫女和宦官说话。因为皇上脾气太坏，宫人动辄得罪，在随时飞来的惨刑之下，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许多人白白送了性命。

田义进奏，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万历二十四年三月，乾清、坤宁两宫受灾，朱翊钧下诏，命百官修省(在古人看来，天灾是政事缺失的表现，修省是令百官反省自己的德行与工作)。这提供了一次进言的良机。

但田义没敢轻率行动，他与时任东厂太监的陈矩商议此事，两人“深夜坐语，仰天太息”，对时政之失有共同的观感。于是由陈矩拟出两稿，经田义看过，一同署名，采取密谏的方式奏上。

其中宽刑罚一疏说：“臣等窃见御前执事宫人、内官，经常因为触犯圣怒，遭到严惩，责处发遣，络绎不绝，每每致其重伤，兼患时疾，死亡者，殆无虚日。”原来皇帝要打人了，圣旨一传，即于本日动刑。得罪皇帝的人，行刑者岂敢轻饶，使罪及于己?于是在用刑时一定要打实打狠。而押解者也怕受到牵连，遂将犯人日夜墩锁，丝毫不予宽纵，致使受刑犯人得生者十无一二，死亡率非常高。

田义举例说，如近日二宫失火，为追查原因，“炽火锻炼”之下，许多人竟成“灰烬”。随着调查范围的扩大，守门太监“又毙几命矣”。

不单执事太监有过受责，就是宫人病死，他也要受连累，或打一百二十，或打一百五十，往往性命不保。田义感叹：一人病死，尚然可悯，何况又波及无辜生命!宫中“耳闻目见，哭声载道，怨气冲天”，简直是一副人间炼狱的景象了。

朱翊钧看过密疏，是什么态度?明末太监刘若愚说：“神庙嘉纳之。”其实“嘉纳”只是比“不报”多了一点和气的色彩，朱翊钧暴虐成习，已不可改了。

第二年，即万历二十五年四月，刑部左侍郎吕坤上疏，言“收拾人心”数事，其中一款专讲“收左右之人心”。他描写宫人惨痛之情道：“列圣在御之时，宦官、宫妾死于棰楚者未之多闻。陛下年来疑深怒重，广廷之内，血肉淋漓，宫禁之中，啼号悲惨。”因问道：“吉祥之地，岂宜如斯?”这就是田义前疏所说的“如此致伤天和，岂圣世所宜有哉!”

吕坤更进一步，说宫人们“何爱九死一生之身”，是婉转的说法，说宫人们反正性命有忧，活着如九死一生，他们一定会铤而走险，做出危害皇帝之事的。

吕坤还不敢拿世宗朝的“壬寅之变”来提醒皇帝，随便棰楚、侮辱左右下人，有多么危险。他如果熟于掌故，应该拿太祖朱元璋对秦王樉、晋王棡的训诫来启发皇上。秦、晋二王打了厨子几鞭子，就让他们的父皇大惊失色，当做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专门写信加以告诫。

其中道理很简单：做皇帝的，得罪天下人都不打紧，他们恨你，想杀你，却是看不见你、摸不着你。可要是得罪了身边人，尤其是侍寝管膳之人，他要害你，防不胜防。朱翊钧是不懂这道理呢，还是他管不住自己的坏脾气?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脾气都管不住，随意地去残害人，并以此为乐，我想他一定患上了严重的心疾!